在东欧国家的历史上，1956年匈牙利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场革命起因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然后东欧各国报刊开始公开批评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但在匈牙利，党中央书记拉科西等人却拒绝改革，继续压制社会对斯大林体制的不满。在此形势下，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裴多菲俱乐部应运而生。
　　他们召开各种研讨会，要求为被处决的前领导人拉伊克昭雪、为被批判的哲学家卢卡契平反，要求因改革而被免职的前总理纳吉重新上台。知识分子的活动启迪了广大年轻人和民众，成为人民起义的先导。受到波兰十月事件的鼓舞，大学生们首先提出了全面的政治要求，号召实行民主政治、经济改革和民族独立。示威游行很快发展为武装起义，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与前来干涉的苏联军队作战。
　　纳吉的思想接近布哈林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政治上强调法制，限制政府权力，经济上重视农业和消费品生产，不回避市场，并最早提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不应让生活服从糟糕的理论。他在1953年上台担任总理，两年后因坚持改革被迫辞职。为了挽救政治危机，匈牙利领导层再度请他出任总理，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在他的政府中，还包括了著名哲学家卢卡契和政治思想家毕波等学者。
　　面对流血冲突，纳吉政府宣布结束一党制，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并退出华约组织。此时，原来支持纳吉的卡达尔投向苏联，东欧各兄弟党也纷纷支持苏联出兵。据披露的史实，在整个起义过程中，中国先是要求苏联撤军，后来又坚决要求出兵镇压。匈牙利合法政权被外来武力推翻，建立了卡达尔政权，纳吉于1958年被判处死刑，他最后留下的遗言是：“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只有一点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为我平反。”
　　匈牙利革命失败了，但知识分子的思考没有中止。当苏联军队冲进国会大厦时，只有国务部长伊斯特万·毕波一个人还坚守在岗位上，镇静自若地起草抗议书。毕波是20世纪欧洲最深刻的政治思想家之一，1949年被新政权革除所有职位，1956年被纳吉任命为国务部长，但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坐了三天。2002年，一位匈牙利前卫导演根据档案中保存的视觉或听觉文献，拍摄了一部《伊斯特万·毕波，片断》的电影。而他最有名的著作《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对纳粹产生的原因，中欧国家的政治文化畸变作了深刻的思考。
　　他将纳粹主义称为一种“政治歇斯底里症”，是“近代最可怕的怪物”，它用恐惧与仇恨来控制民众，煽动反犹情绪，导致中欧民主进程畸变。其中最有创见的是，毕波提到“恐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恐惧导致权力限制自由，而越是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双方的恐惧感就越会增强，最终造成民众不能承受没有恐惧的政治生活，甘愿放弃对自由的要求，以维护集体安全和国家利益。
　　因此，毕波认为自由首先是一种“内心的体验”，“成为民主主义者，就是从恐惧中解脱出来”。面对恐惧引起的道德困境，毕波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重建以人类尊严为核心的“道德现实主义”，即反思和承担每个人的责任。毕波的“尊严”包括思考普世价值的起源和多元社会的原因。人类的尊严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学会这个，就没有权利抱怨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在匈牙利事件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政治必读》，再次提出自由不是相对的概念，每个人都不可能从对他人的剥夺中获得自由。
　　毕波被捕后坐了六年牢，1979年在孤独和贫穷中去世。他不赞同卡达尔“烩牛肉式的社会主义”，不接受匈牙利事件后政府与社会达成的默契，即民众以消极的政治态度换取相对富裕的经济生活。上世纪80年代，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他的著作，他对纳粹主义何以在中欧兴起的思考，引发知识分子对自身责任和受害者心态的检讨，意识到极权制度不仅是外部力量所强加的，同时也植根于本土历史，从而认识到民主必须建立在责任感的基础上，建立在承认普世价值和多元社会的基础上。
　　1956年，拉科西下台后，有30万人自发参加了拉伊克的葬礼。1989年，随着匈牙利改革深入，数十万人自发参加了纳吉的国葬，政府总理等高官为死难者守灵。30多年前的悲剧没有重演，不久后匈牙利就和平地完成了制度转型。历史的发展终于印证了纳吉和毕波当年的理想。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