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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成名
屈武(1898-1992)，原名屈儒，字经文，陕西渭南人。
1917年，屈武在西安读中学。五四运动中，地处西北的陕西也燃起了新时代的火焰，青年屈武热血沸腾，在运动中表现出色，被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其问，他组织学生进行爱國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焚烧日货，并带头向陕西督军陈树藩和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请愿，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國行径。1919年6月，屈武以陕西学生代表身份赴北京声援北京学生运动，随即作为10名全國学生代表之一到北洋政府总统府向总统徐世昌请愿。当时，屈武激于义愤，声泪俱下地说：“如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以死力争!”言毕，他以头碰地，顿时血流如注。这件事后被称为五四运动中的“血溅总统府”事件。而当时徐世昌也被迫答应其所请，这次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屈武因此被誉为“爱國英雄”，声名鹊起。
成名后的屈武，随即赴上海出席第一次全國学生代表大会。经陕西名人于右任介绍，屈武晋见孙中山，聆听了孙的教诲。这年10月，屈武返回西安，又领导了西安学生声援教员的索薪斗争，结果被军阀政府逮捕，身遭毒打，但他宁死不屈，后经胡景翼等营救，才逃出虎口。
1920年春，屈武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其间，他曾参与创办《贡献》杂志，宣传五四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1922年4月，他与于右任的长女于芝秀结婚，作为老丈人的于右任十分赏识这位家乡的青年才俊。于右任还曾写诗，盛赞屈武其人一如古时的屈原和申包胥等都是杰出的爱國者。北方的中共要人
1922年夏，屈武考入了北京大学文科，并于同年秋加入了活动在北京的西北人的进步团体“共进社”，此后他曾当选为该社的常任主席。
在天津上学时，屈武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深受其影响，到了北京之后，他更是直接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年春，屈武加入了中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相继担任北大团支部书记、北京团地委候补委员等。在一次团组织的整顿之后，团组织对他的评语是八个字：“笃信主义，忠实精干。”1925年，经王若飞、刘天章介绍，屈武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的中共党员。
1924年10月，在当时大革命运动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影响下，冯玉祥、胡景翼等毅然发动了“北京政变”，成立國民军，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屈武参与了这场政变。他帮助國民军二军军长胡景翼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并受李的指派，随胡景翼率部南下，攻占河南开封。胡景翼任河南督办时，任命屈武为國民军二军参议。12月初，屈武回北京向上级请示和汇报，后应胡景翼的邀请，陪同李大钊赴开封商谈与对方实现进一步合作的问题。由于李、胡的共同努力，河南形成了國共合作的新局面，革命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
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抵达天津。屈武受于右任、胡景翼的委托，前往问候。而孙中山亦委派屈武作为私人代表赴陕西宣传召开國民会议、和平解决南北统一等政治主张。于是，屈武等返回陕西，风尘仆仆地往返于西安、三原、大荔等地，热情宣传孙中山的國是主张。
1925年春，屈武又回到北京，随即受李大钊、胡景翼指派，与冯玉祥的代表一起赶赴國境线上的库伦，接运苏联援助國民军的军用物资。
1926年1月，國民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屈武当选为國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留学苏联，受到严酷的磨炼
大革命时期，苏联为了支援中國革命，特意在莫斯科创建了一所专门培养中國革命人才的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随即接收國共两党的优秀青年以及一些國民党高干的子弟入学。屈武作为中共的青年干部以及國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往苏联学习，而且是夫妇两人共同留学。
屈武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随即遵从中共驻共产國际代表团指示，赴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伏龙芝军事学院当时特别设立了一个“中國班”
(其实只是一个“中國小组”)，其中6人分别是屈武、刘云、刘伯承、左权、陈其科、黄涤洪。这6人都是中共党员，刘云为支部书记。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屈武与刘伯承不仅是同窗，而且两人关系极好，可谓无话不谈。当时，刘伯承对屈武表示：希望能早日回國，到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去，协助指挥战斗。1930年，中共中央调刘伯承和屈武等回國工作。当屈武和刘伯承等人都上了火车，准备起程回國时，屈武突然想起了仍留在苏联学习的妻子，他想应该与妻子道别，作个交代。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跳下了车，却不料刚一回家，就被苏联的“克格勃”抓了起来。此后，他很快被开除苏共党籍。屈武的这一跳，让自己的命运就此发生了改变。他没有成为与刘伯承、左权等一样驰骋在國内战场上的红色指挥员。跳下火车的屈武，赶上了苏联的“大清洗”。由于这一跳，以及同情受到苏共党内残酷斗争和错误处理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屈武被苏联当局以“违犯军纪”等罪名，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北极附近，在北冰洋岸边的一座无名小城服苦役。
据当时中國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后来回忆：一次在莫斯科，“某日，有一位衣裳褴褛、沉默寡言的人来看我。经我再三诘问，才知道他是屈武，是故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他对我说，他于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到莫斯科，國共分裂后，苏联怀疑他是反革命分子。他做了十年苦工，最后被送去挖白海隧道。他过去没有干过吃力的工作，他感到在北极非常吃不消。苏联负责官员发觉他虽然是一名工人，但却有相当的教育水准，因此叫他做鼓舞同伙犯人士气的工作。他们指示他要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告诉那些犯人，如果在刑期中好好工作，一定会释放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他十年来，一直把这些话讲给其他犯人听。当他刑期届满时，看守人员告诉他可以自由时，他反而哭起来，因为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苏联人派他任正式监狱管理员，待遇相当好。但当他获悉中國已经对日作战时，他急于返國，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苏方帮助他到莫斯科，他找我帮忙找他岳父要钱和护照，以便回國。我告诉他，一切都无问题，我会替他安排，要他一星期内再来见我。过了三周他才来大使馆。他说上次我们见面后他决定要去看场电影。因为电影要半小时后放映，他想要借机看一下新建的地下铁路。当他闲逛时，治安人员怀疑他是间谍，把他逮捕了。治安人员费了三个礼拜时间清查他的资料，才弄清楚。我告诉他这段时期要特别小心，我在一天内可以将车票替他准备好。到约定时间，他又不见面，因为他离开大使馆后到一家大百货公司的货窗前去看里面摆的物品，因而又被逮捕。这次清查他的资料，警方只用了一个礼拜”。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屈武的岳父、时任國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通过中國驻苏大使馆向苏方提出交涉，询问屈武的下落。同时，屈武也在积极申请回國参加抗战。1938年，通过于右任和邵力子的关系，屈武 得以安然回到国内。
屈武回到国内，很快到了陪都重庆。他马上寻找党组织，并很快找到了周恩来，急切地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以你现在的身份，更便于工作。”屈武马上领会了周恩来的意思。
此后的屈武，以新的面貌出现了。在他的名片上，有这样的称谓：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干事、军委会少将参议兼苏联军事顾问处副处长、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秘书长，等等。
抗战胜利后，屈武被任命为新疆省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市长。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张治中受命赴北平参加和谈，屈武则是这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其间，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和谈破裂后，张治中被留在北平，屈武则受命回到新疆，秘密策划起义。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屈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屈武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当然仍是“党外人士”的身份，但他仍有“归队”之念。有一次，屈武与刘伯承相遇，两人谈起往事，欷歔不已。作为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窗，刘伯承已是战功赫赫，屈武却自知早已远离沙场，而命运只在当年的那一念之差。1950年，屈武向李克农提出恢复自己1925年党籍的请求，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报请中央审批。刘少奇批示道：党籍不予恢复，可准其重新入党，免除候补期。1950年12月12日，在李克农和徐冰的介绍下，屈武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后来，屈武又曾多次向中共中央申请恢复自己的党籍，那时他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了，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最后还是没能了却这个心愿。国民党内的“红色女婿”
屈武未能恢复党籍的因素之一，就是先前担任的特殊角色。
抗战时期，屈武还曾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任内，屈武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经常深入各战区调查研究，并根据他的特殊经历，协助苏联军事顾问团开展工作，组织各种形式的中苏文化友好活动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皖南事变之后，屈武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等的直接领导下，与王炳南、王昆仑、许宝驹、赖亚力等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这个组织起着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坚决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等重要作用，其中王昆仑等还是中共秘密党员。1945年秋，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屈武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负责人，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1年1月至1944年2月，屈武以“苏联通”的资格，曾在中苏文化协会、陆军大学等先后作了《苏德战争之爆发》、《德军对苏联闪电战失败之原因》、《苏军冬季攻势》、《苏军夏季攻势》等报告和讲演，明确预测出法西斯必败和苏联必胜的结论。他的上述报告和讲演后汇集成册为《论苏德战争》一书，当时孙科为之作序，称屈武是“国内研究苏联军事的专家”。
1945年抗战胜利后，屈武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的成员，随同团长张治中前往新疆履新，除了负责和平解决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问题外，他还受周恩来的委托(此前周恩来还曾对屈武指示：“如果蒋介石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等在陕西的监视；第二，张治中在政治上比较开明，这次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文白先生出力最大，同他一道工作，进一步搞好合作共事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张治中的精心安排下，具体负责营救被军阀盛世才关押的131名中共党员。当时，屈武曾亲自去狱中探望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以摸清情况。后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使被囚的中共党员全部获得自由，平安回到延安。这一营救当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热情赞扬。
屈武“红色女婿”和“西北人士”的角色，让他在历史上还留下了参与新疆和平解放的功勋。1949年4月16日凌晨，屈武与周恩来单独会晤。当时屈武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此外他还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当时国共和谈代表达成了一个和平协定，不过，屈武说：“昨晚张治中告诉我，南京方面估计不会批准那个和平协定。全国范围只有打下去。他让我回新疆去，让我转告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新疆不能放一枪。”周恩来赞同张治中的意见，他说：“是的，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里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随即，周恩来询问了新疆部队将领的情况，特别是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的政治态度。这时屈武说：“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于是周恩来宽慰地笑了，说：“文白先生是有名的‘和平将军’嘛!”
此后，屈武迅即返回新疆，当时执行了策动和平起义的秘密使命。
晚节弥香
新中国成立后，屈武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迪化市市长、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在这些工作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不辱使命。
因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屈武还曾担任着一些特殊的任务。如在20世纪50年代之初，海峡两岸曾有一些秘密的沟通，其间张治中曾以赴广州迎接回国的女儿为名，乘船去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密谈。据说这是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当时，张治中还率领着一支由屈武、李俊龙、余湛邦等组成的特别工作小组，通过香港的友人，共同对台湾的一些国民党政要进行劝说和开导，以期达到促成两岸和平统一的目的。
但也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屈武在“文革”中饱受迫害，被打成“叛徒”、“特务”，投入囹圄。
1966年“文革”爆发后，空军政治部来人要屈武交代在新疆营救中共党员的问题，其实是要屈武提供所谓“叛徒”问题的“材料”。屈武据实回答，不上圈套，结果自然惹怒了来人。来人遂串通民革中央机关的造反派，对屈武进行轮番批斗和无休止的逼供，一定要他承认原在新疆关押的中共党员100多人是张治中和他奉蒋介石的命令诱降后送到延安去的，其使命是让他们在共产党内部做瓦解工作。屈武“威武不能屈”，又根本不理睬来人让他“珍惜这次立功的机会”的利诱，坚持实事求是，拒不做伪证。于是，来人遂向民革中央机关的造反派寻求帮助，意在“打掉其气焰”。屈武由此饱受批斗和折磨，更遭到皮带的抽打，以致被打倒在地，翻来滚去，但他仍然没有被“屈打成招”。
1968年8月30日深夜，屈武遭到逮捕，被关入秦城监狱的单人囚室内，其罪名是“反革命罪”。在这里，屈武度过了漫长的6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据称是毛泽东、周恩来派人来看他，并向他了解在监狱里是否有人搞逼供信等。屈武回答说：监狱里的看守并没有打过他，但是外调的来人长时间盘问，又不给喘息机会，自己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动不动就罚站，要他向毛主席请罪，至于恐吓、斥骂则是平常的事。日常生活待遇也很差，每餐都是吃窝头、咸菜，喝白开水，日子长了，自己得了胃病，多次要求治疗却没有答复，现在瘦得皮包骨，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
1974年国庆节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秘书处、公安部派人来通知屈武出狱，并准备参加国庆招待会。至于对他的结论，则是：“屈武，查无任何反革命罪行，决定恢复组织生活。”屈武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天晚上，他穿着整洁的中山装，手拿着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庄重地走进人民大会堂。他又见到了许多熟悉的老同志和老朋友，大家都为他被“解放”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那次国庆招待会上，屈武见到了挂念已久的周恩来。事后他得知，就是在这年国庆节前，有关部门报送周恩来审定拟请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周恩来看后，增加了8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屈武。后来这份名单又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当即圈阅：“同意”。也就是周恩来的这个举动，把屈武“解放”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屈武身上的冤案一一得以平反。他还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主席兼中共党组成员、书记，以及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名誉顾问等。在新时期，屈武为了贯彻和落实中共的统战政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87年12月，因年迈体弱，屈武主动辞去民革中央主席的职务，随后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1992年6月13日，屈武病逝于北京。
屈武(1898-1992)，原名屈儒，字经文，陕西渭南人。
1917年，屈武在西安读中学。五四运动中，地处西北的陕西也燃起了新时代的火焰，青年屈武热血沸腾，在运动中表现出色，被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其问，他组织学生进行爱國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焚烧日货，并带头向陕西督军陈树藩和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郭希仁请愿，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國行径。1919年6月，屈武以陕西学生代表身份赴北京声援北京学生运动，随即作为10名全國学生代表之一到北洋政府总统府向总统徐世昌请愿。当时，屈武激于义愤，声泪俱下地说：“如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以死力争!”言毕，他以头碰地，顿时血流如注。这件事后被称为五四运动中的“血溅总统府”事件。而当时徐世昌也被迫答应其所请，这次请愿斗争取得了胜利。屈武因此被誉为“爱國英雄”，声名鹊起。
成名后的屈武，随即赴上海出席第一次全國学生代表大会。经陕西名人于右任介绍，屈武晋见孙中山，聆听了孙的教诲。这年10月，屈武返回西安，又领导了西安学生声援教员的索薪斗争，结果被军阀政府逮捕，身遭毒打，但他宁死不屈，后经胡景翼等营救，才逃出虎口。
1920年春，屈武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其间，他曾参与创办《贡献》杂志，宣传五四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1922年4月，他与于右任的长女于芝秀结婚，作为老丈人的于右任十分赏识这位家乡的青年才俊。于右任还曾写诗，盛赞屈武其人一如古时的屈原和申包胥等都是杰出的爱國者。北方的中共要人
1922年夏，屈武考入了北京大学文科，并于同年秋加入了活动在北京的西北人的进步团体“共进社”，此后他曾当选为该社的常任主席。
在天津上学时，屈武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深受其影响，到了北京之后，他更是直接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年春，屈武加入了中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相继担任北大团支部书记、北京团地委候补委员等。在一次团组织的整顿之后，团组织对他的评语是八个字：“笃信主义，忠实精干。”1925年，经王若飞、刘天章介绍，屈武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的中共党员。
1924年10月，在当时大革命运动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影响下，冯玉祥、胡景翼等毅然发动了“北京政变”，成立國民军，推翻了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屈武参与了这场政变。他帮助國民军二军军长胡景翼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并受李的指派，随胡景翼率部南下，攻占河南开封。胡景翼任河南督办时，任命屈武为國民军二军参议。12月初，屈武回北京向上级请示和汇报，后应胡景翼的邀请，陪同李大钊赴开封商谈与对方实现进一步合作的问题。由于李、胡的共同努力，河南形成了國共合作的新局面，革命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
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抵达天津。屈武受于右任、胡景翼的委托，前往问候。而孙中山亦委派屈武作为私人代表赴陕西宣传召开國民会议、和平解决南北统一等政治主张。于是，屈武等返回陕西，风尘仆仆地往返于西安、三原、大荔等地，热情宣传孙中山的國是主张。
1925年春，屈武又回到北京，随即受李大钊、胡景翼指派，与冯玉祥的代表一起赶赴國境线上的库伦，接运苏联援助國民军的军用物资。
1926年1月，國民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屈武当选为國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留学苏联，受到严酷的磨炼
大革命时期，苏联为了支援中國革命，特意在莫斯科创建了一所专门培养中國革命人才的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随即接收國共两党的优秀青年以及一些國民党高干的子弟入学。屈武作为中共的青年干部以及國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往苏联学习，而且是夫妇两人共同留学。
屈武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随即遵从中共驻共产國际代表团指示，赴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伏龙芝军事学院当时特别设立了一个“中國班”
(其实只是一个“中國小组”)，其中6人分别是屈武、刘云、刘伯承、左权、陈其科、黄涤洪。这6人都是中共党员，刘云为支部书记。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屈武与刘伯承不仅是同窗，而且两人关系极好，可谓无话不谈。当时，刘伯承对屈武表示：希望能早日回國，到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去，协助指挥战斗。1930年，中共中央调刘伯承和屈武等回國工作。当屈武和刘伯承等人都上了火车，准备起程回國时，屈武突然想起了仍留在苏联学习的妻子，他想应该与妻子道别，作个交代。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跳下了车，却不料刚一回家，就被苏联的“克格勃”抓了起来。此后，他很快被开除苏共党籍。屈武的这一跳，让自己的命运就此发生了改变。他没有成为与刘伯承、左权等一样驰骋在國内战场上的红色指挥员。跳下火车的屈武，赶上了苏联的“大清洗”。由于这一跳，以及同情受到苏共党内残酷斗争和错误处理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屈武被苏联当局以“违犯军纪”等罪名，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北极附近，在北冰洋岸边的一座无名小城服苦役。
据当时中國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后来回忆：一次在莫斯科，“某日，有一位衣裳褴褛、沉默寡言的人来看我。经我再三诘问，才知道他是屈武，是故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他对我说，他于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到莫斯科，國共分裂后，苏联怀疑他是反革命分子。他做了十年苦工，最后被送去挖白海隧道。他过去没有干过吃力的工作，他感到在北极非常吃不消。苏联负责官员发觉他虽然是一名工人，但却有相当的教育水准，因此叫他做鼓舞同伙犯人士气的工作。他们指示他要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告诉那些犯人，如果在刑期中好好工作，一定会释放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他十年来，一直把这些话讲给其他犯人听。当他刑期届满时，看守人员告诉他可以自由时，他反而哭起来，因为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苏联人派他任正式监狱管理员，待遇相当好。但当他获悉中國已经对日作战时，他急于返國，想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苏方帮助他到莫斯科，他找我帮忙找他岳父要钱和护照，以便回國。我告诉他，一切都无问题，我会替他安排，要他一星期内再来见我。过了三周他才来大使馆。他说上次我们见面后他决定要去看场电影。因为电影要半小时后放映，他想要借机看一下新建的地下铁路。当他闲逛时，治安人员怀疑他是间谍，把他逮捕了。治安人员费了三个礼拜时间清查他的资料，才弄清楚。我告诉他这段时期要特别小心，我在一天内可以将车票替他准备好。到约定时间，他又不见面，因为他离开大使馆后到一家大百货公司的货窗前去看里面摆的物品，因而又被逮捕。这次清查他的资料，警方只用了一个礼拜”。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屈武的岳父、时任國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通过中國驻苏大使馆向苏方提出交涉，询问屈武的下落。同时，屈武也在积极申请回國参加抗战。1938年，通过于右任和邵力子的关系，屈武 得以安然回到国内。
屈武回到国内，很快到了陪都重庆。他马上寻找党组织，并很快找到了周恩来，急切地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以你现在的身份，更便于工作。”屈武马上领会了周恩来的意思。
此后的屈武，以新的面貌出现了。在他的名片上，有这样的称谓：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干事、军委会少将参议兼苏联军事顾问处副处长、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秘书长，等等。
抗战胜利后，屈武被任命为新疆省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市长。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张治中受命赴北平参加和谈，屈武则是这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其间，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和谈破裂后，张治中被留在北平，屈武则受命回到新疆，秘密策划起义。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屈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屈武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当然仍是“党外人士”的身份，但他仍有“归队”之念。有一次，屈武与刘伯承相遇，两人谈起往事，欷歔不已。作为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窗，刘伯承已是战功赫赫，屈武却自知早已远离沙场，而命运只在当年的那一念之差。1950年，屈武向李克农提出恢复自己1925年党籍的请求，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报请中央审批。刘少奇批示道：党籍不予恢复，可准其重新入党，免除候补期。1950年12月12日，在李克农和徐冰的介绍下，屈武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后来，屈武又曾多次向中共中央申请恢复自己的党籍，那时他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了，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最后还是没能了却这个心愿。国民党内的“红色女婿”
屈武未能恢复党籍的因素之一，就是先前担任的特殊角色。
抗战时期，屈武还曾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任内，屈武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经常深入各战区调查研究，并根据他的特殊经历，协助苏联军事顾问团开展工作，组织各种形式的中苏文化友好活动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皖南事变之后，屈武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等的直接领导下，与王炳南、王昆仑、许宝驹、赖亚力等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这个组织起着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坚决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等重要作用，其中王昆仑等还是中共秘密党员。1945年秋，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屈武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负责人，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1年1月至1944年2月，屈武以“苏联通”的资格，曾在中苏文化协会、陆军大学等先后作了《苏德战争之爆发》、《德军对苏联闪电战失败之原因》、《苏军冬季攻势》、《苏军夏季攻势》等报告和讲演，明确预测出法西斯必败和苏联必胜的结论。他的上述报告和讲演后汇集成册为《论苏德战争》一书，当时孙科为之作序，称屈武是“国内研究苏联军事的专家”。
1945年抗战胜利后，屈武作为国民党中央赴新疆和谈代表团的成员，随同团长张治中前往新疆履新，除了负责和平解决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问题外，他还受周恩来的委托(此前周恩来还曾对屈武指示：“如果蒋介石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等在陕西的监视；第二，张治中在政治上比较开明，这次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文白先生出力最大，同他一道工作，进一步搞好合作共事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张治中的精心安排下，具体负责营救被军阀盛世才关押的131名中共党员。当时，屈武曾亲自去狱中探望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以摸清情况。后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使被囚的中共党员全部获得自由，平安回到延安。这一营救当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热情赞扬。
屈武“红色女婿”和“西北人士”的角色，让他在历史上还留下了参与新疆和平解放的功勋。1949年4月16日凌晨，屈武与周恩来单独会晤。当时屈武是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此外他还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当时国共和谈代表达成了一个和平协定，不过，屈武说：“昨晚张治中告诉我，南京方面估计不会批准那个和平协定。全国范围只有打下去。他让我回新疆去，让我转告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新疆不能放一枪。”周恩来赞同张治中的意见，他说：“是的，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里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随即，周恩来询问了新疆部队将领的情况，特别是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的政治态度。这时屈武说：“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于是周恩来宽慰地笑了，说：“文白先生是有名的‘和平将军’嘛!”
此后，屈武迅即返回新疆，当时执行了策动和平起义的秘密使命。
晚节弥香
新中国成立后，屈武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迪化市市长、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在这些工作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不辱使命。
因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屈武还曾担任着一些特殊的任务。如在20世纪50年代之初，海峡两岸曾有一些秘密的沟通，其间张治中曾以赴广州迎接回国的女儿为名，乘船去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密谈。据说这是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当时，张治中还率领着一支由屈武、李俊龙、余湛邦等组成的特别工作小组，通过香港的友人，共同对台湾的一些国民党政要进行劝说和开导，以期达到促成两岸和平统一的目的。
但也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屈武在“文革”中饱受迫害，被打成“叛徒”、“特务”，投入囹圄。
1966年“文革”爆发后，空军政治部来人要屈武交代在新疆营救中共党员的问题，其实是要屈武提供所谓“叛徒”问题的“材料”。屈武据实回答，不上圈套，结果自然惹怒了来人。来人遂串通民革中央机关的造反派，对屈武进行轮番批斗和无休止的逼供，一定要他承认原在新疆关押的中共党员100多人是张治中和他奉蒋介石的命令诱降后送到延安去的，其使命是让他们在共产党内部做瓦解工作。屈武“威武不能屈”，又根本不理睬来人让他“珍惜这次立功的机会”的利诱，坚持实事求是，拒不做伪证。于是，来人遂向民革中央机关的造反派寻求帮助，意在“打掉其气焰”。屈武由此饱受批斗和折磨，更遭到皮带的抽打，以致被打倒在地，翻来滚去，但他仍然没有被“屈打成招”。
1968年8月30日深夜，屈武遭到逮捕，被关入秦城监狱的单人囚室内，其罪名是“反革命罪”。在这里，屈武度过了漫长的6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据称是毛泽东、周恩来派人来看他，并向他了解在监狱里是否有人搞逼供信等。屈武回答说：监狱里的看守并没有打过他，但是外调的来人长时间盘问，又不给喘息机会，自己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动不动就罚站，要他向毛主席请罪，至于恐吓、斥骂则是平常的事。日常生活待遇也很差，每餐都是吃窝头、咸菜，喝白开水，日子长了，自己得了胃病，多次要求治疗却没有答复，现在瘦得皮包骨，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
1974年国庆节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政协秘书处、公安部派人来通知屈武出狱，并准备参加国庆招待会。至于对他的结论，则是：“屈武，查无任何反革命罪行，决定恢复组织生活。”屈武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天晚上，他穿着整洁的中山装，手拿着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庄重地走进人民大会堂。他又见到了许多熟悉的老同志和老朋友，大家都为他被“解放”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那次国庆招待会上，屈武见到了挂念已久的周恩来。事后他得知，就是在这年国庆节前，有关部门报送周恩来审定拟请参加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周恩来看后，增加了8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屈武。后来这份名单又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当即圈阅：“同意”。也就是周恩来的这个举动，把屈武“解放”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屈武身上的冤案一一得以平反。他还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主席兼中共党组成员、书记，以及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名誉顾问等。在新时期，屈武为了贯彻和落实中共的统战政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87年12月，因年迈体弱，屈武主动辞去民革中央主席的职务，随后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1992年6月13日，屈武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