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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因晚年隐居衡阳市湘江西岸的石船山下，专心从事著述，自称船山老人，世称船山先生。他是中国明末清初时期产生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史论家和文学家，于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皆博极精深，于天文、历数、医理、兵法及卜筮、星象等旁涉兼通，且留心当时传入的西学。
船山先生的学问是有家学传承的，因为他从小就接受了父亲王朝聘、叔父王廷聘和长兄王介之的教育。他的祖先是江苏高邮人，后因军功任衡州卫指挥同知，遂定居于衡阳城南王衙坪。自高祖王宁开始弃武学文，曾祖父王雍始任县教谕。祖父王惟敬望子成龙，给长子取名朝聘，次子取名廷聘，希望儿子能得到朝廷聘用，能够经国济世。后来，王朝聘果真成了一位天生笃孝、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是湖湘大儒伍定相（字学父）众多弟子中的领袖。伍先生学问淹博，精通天文地纪、天性物理和兵农水利之书，提倡崇真求实，反对宋明理学的虚空粗疏，其学术观点深受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影响。
王朝聘还曾求教于当时的大学者邹德溥，受到姚江学派中邹守益学派的启迪。所以，当士大夫依傍佛、老，以王守仁提倡的“致良知”为新奇的时候，王朝聘却钻研真实有用的学问，并注重实践、不务虚空，终身不向佛、老像前施一揖。可见他反对唯心主义的玄虚之说，态度是很鲜明的。他崇尚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并以朱熹读书有心得的武夷山之“武夷”作为自己的书室题名，人们便称他为“武夷先生”。但他实际上却是学宗濂、洛，又兼收并蓄，并不是真正承受程朱理学的衣钵。他还精研《春秋》，提倡尊王攘夷的民族气节，这些都对船山之学有着直接的影响。
王夫之的叔父王廷聘博学多才，尤长于文学创作和书法，古诗得建安风骨。王廷聘既教王夫之学习作诗，又引导他研习史学，在道德修养和生活习性各方面也经常予以诱导。长兄王介之比夫之大十三岁，是夫之的启蒙老师。王介之四岁开蒙识字，七岁就读完了儒家的经典———十三经。王介之读书专一，理解敏捷，一生致力于经学，世称石崖先生、耐园学者。
王夫之的家庭，不仅个个饱读诗书，而且自祖父王惟敬以来，一直自甘清贫，不务虚名，不攀交权贵，保持着一种清亮的家风。这种家庭环境和家风，对王夫之后来自甘清贫、隐遁著述、不求显达的学者风度，是有直接影响的。
王夫之出生的时代，没落的明王朝已处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不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已形成燎原之势，且悄然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已建国号“金”，建元“天命”，表明其志在取代明王朝的野心。至崇祯九年（1636）五月，后金主皇太极被拥立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建都沈阳，更已制订了攻取中原的计划，步步逼近关内。
对社会的动荡不安、国家的危亡，王夫之是非常关心的。崇祯十年（1637），王夫之十九岁，与本乡一名富人的女儿陶氏结婚后，已作为一个地方名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结识了许多朋友。如当时衡阳的夏汝弼便和他有交谊，互相诗赋酬唱。崇祯十一年（1638）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他又与好友旷鹏陞等结“行社”，聚首论文，切磋学问。还与管嗣裘、郭凤跹、文之勇等年轻朋友组结“匡社”，用“以文会友”的名义，来议论风云变幻中的政治形势，希望通过结社来匡救朝政，挽救国家的危亡。崇祯十五年（1642），王夫之与长兄王介之第四次赴武昌应乡试，并同时考中举人。他以《春秋》一门成绩列第一，受到考官欧阳霖、章旷的器重。他们把夫之引为知己，并以救国的志向和不屈的风节“互相砥砺”。在候榜期间，他与一些志趣相投的友人大会于黄鹤楼，称之为“须盟大集”，这是一次政治性的集会。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自称大顺王。二月发布征讨明朝的檄文，随后率领起义军东征，一路上势如破竹，三月十八日便进占北京城。第二天清晨，崇祯皇帝在皇宫背后的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身死，明王朝灭亡。随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刚登基两个月的皇座就让给了清朝顺治皇帝，由此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统治。
这一时期，王夫之一面积极参加抗清斗争，一面开始了四处避难的生活。明亡之前，他为抗拒起义军张献忠的招贤而隐居南岳。听说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他悲痛欲绝，随即吟写了《悲愤诗》一百韵，吟罢还痛哭了一场。此后的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个政权覆灭，他都续写了《悲愤诗》一百韵，可惜这四百韵诗后来都失传了。
清顺治五年（1648），潜居在南岳莲花峰的王夫之，与同年中举的好友管嗣裘、夏汝弼和僧性翰一起，发动反清兵占据的衡山起义，结果起义队伍尚未暴动，就遭到清军走狗的袭击。管嗣裘一家，除自己幸与王夫之一起逃走外，老小皆被杀害。王夫之为免遭缉捕，遂南奔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永历皇帝小朝廷。想不到这个流亡中的小朝廷却同明末各个昏聩皇帝统治时期一样糜烂腐败，且内部分党分派，争权夺利，闹得乌烟瘴气。王夫之感到失望和痛心，遂离开肇庆而转到当时唯一有抗战气氛的桂林，投靠瞿式耜抗清。经瞿推荐，他又奔赴到达广西梧州的永历小朝廷担任“行人司”的“行人”，结果却因直言谏诤、弹劾权奸而入了大狱。幸有原起义军忠贞营降帅高必正慕义解救，才使王夫之得到永历帝批准休假，免了杀身之祸。但船山对永历王朝却感怀至深。盖因永历元年（1647）曾奏请终丧，乞免参加内阁学士的“阁试”，而得旨说他“具见孝思，足征恬品”，永历二年（1648）又明旨奖称他“骨性松坚”。后来船山之子王敔在一幅船山画像上有“孝思恬品，霞灿松坚”题词，正中还有“玉音”二小字，注明八字题词都是永历皇帝圣旨中赞誉船山的“玉音”。
顺治九年（1652），大西军将领李定国驻军衡州的时候，曾派人邀请王夫之去参加抗清斗争。王夫之内心很矛盾，但考虑到大西军的魁首孙可望有野心，欲取代永历皇帝，认为不可托身，就辞却了李定国的邀请，并作《章灵赋》以表明自己“退伏幽栖，俟曙而鸣”的决心。
经过几番起落折騰，王夫之尝尽忧愤、寂寥和困苦。为躲避清军迫害和回家侍奉病重中的母亲，他四处逃亡避居。起初是在祁阳、邵阳之间，“寄居无定所”，后来便主要避居在邵阳耶姜山侧的罗从义家，教其子罗瑄读书。至顺治十一年（1654）冬，又迁居到常宁西乡的西源，自称瑶人，潜居在荒山窑洞之中。在这里，他一面授徒讲学，一面开始了他以总结明亡教训为目的的著述生涯，撰成了他的第一部哲学巨著《周易外传》。这一年（顺治十二年，1655），他还撰著了《老子衍》一书，宣称要对老子哲学及诸家注释“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意思是要深入它的内部，袭取它的有用的思想资料（好似夺取敌人的辎重），暴露它的根据的虚伪性，指出它的瑕疵。实际上，这是王夫之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总的态度。因为他认定明王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陆（陆九渊）、王（王守仁）心学“狂妄流害”，而这又多因受到佛、老等“异端”之学的影响，所以他要深入研究，“伸斧钺于定论”，从而使被“异端”毒害的学术归于正道。 经过在湘南三年多的流亡，王夫之于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才携妻、儿回到南岳衡山双髻峰下的续梦庵故居。三年后，又迁居到荒凉而偏僻的衡阳金兰乡石船山下的“败叶庐”。至康熙元年（1662）九月，他又完成了一部发挥其哲学、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尚书引义》。在这部著作中，船山全面反思与回应宋明理学问题，首先是抨击明代政治，其次是批判老、庄、陆、王之学和佛教的“唯心唯识”之论。他从朴素唯物主义角度阐明了传统哲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能”（认识主体）与“所”（认识对象）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天与人的关系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观点。他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总结了明朝覆亡的教训，认为其重要原因是明朝不设丞相、大权旁移和学术上的“蹈虚空谈”（脱离实践，崇尚空谈），宋明理学和佛、道唯心主义泛滥。
康熙四年（1665），王夫之撰成《读四书大全说》十卷，针对明朝把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的解释而编成的《四书大全》进行批驳，实际上就是批判宋明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在这部书中，他还批判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了理欲统一、不可偏废的主张。随后他又一面研究“四书”，一面给学生讲解“四书”，撰成《四书训义》三十八卷约八十万字。至康熙七年（1668）五十岁时，又先后写成《春秋家说》和《春秋世论》两部依照父亲遗训而引申发挥的姊妹作。
康熙八年（1669），王夫之一家仍住在“编篾为壁”的茅屋败叶庐，但败叶庐面东偏北，冬季颇感“病畏朔风寒”，于是就在茅屋的上首新筑了三间茅屋，改为坐北朝南，开南窗，题名“观生居”，并亲自写上一副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表明自己对于反清复明已彻底绝望，只能乞求上天把他这七尺身躯活埋在儒家经典里，别开生面地阐发自己的微言大义和新观点。联语看似无奈，实际充满着苦志著作的豪情和强烈的民族历史文化担当精神。他要通过系统审视整个民族的传统经典，不独儒家“六经”之学，还包括周、秦以来诸子百家及史论，反思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期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民族危亡的命运。
于是，他抓紧晚年有限的时光，不舍昼夜地广泛阅读，奋力著述，以发明正学为己任。其苦志著作的情形，正如其子王敔在《大行府君行述》里所描述的：“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自入山以来，启瓮牗，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
王夫之立身坚贞，意志顽强。他一直以明朝的“亡国孤臣”自居。入清以来，他坚持做到了不剃发、不易服，以汉服终其身。曾自题湘西草堂联曰：“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暗示清朝虽然有意却难以留住我，明朝即使无心但还是光照我心。这样一位矢志不渝忠于明朝的顶天立地大儒，至康熙十七年（1678）却遇上了一件让他极为恼火的事。那个曾经卖国求荣、反复无常的吴三桂，为了给自己的反叛披上名正言顺的外衣，竟在扯起“复明”的旗号不久，又撕下“复明”面纱，准备在衡州演出一幕称帝的丑剧，以企图扭转其被清军重重包围的被动局面。即位前，吴三桂示意部下要物色名手，写一篇藻丽的《劝进表》。有人推荐王夫之，并派幕僚来请，王夫之正气凛然地说：“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素不畏死，今何用不祥之人，发不祥之语耶？”于是逃到深山隐藏，并在山中作《祓禊赋》，以祓除自己遇上了这个“不祥”之事的灾殃。其子王敔对于父亲入清以来，先后发生的抗拒张献忠招纳、疏远高必正、遁辞李定国邀请和躲避为吴三桂写“劝进表”四件事，认为是“异事同情，初终一致”，重要的是“白不受点”，即船山忠于明朝的洁白心灵是容不下半点污染的。
王夫之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开辟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是从研究《周易》开始的。他对《周易》不仅有《外传》，还有《周易内传》和《周易大象解》。到晚年，他又判定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学说也是《易》学，而且是可以与“异端”、“邪说”相抗衡的“正学”。于是，他以注解张载《正蒙》一书的形式，来继承张载的批判精神，去掉佛教道教唯心主义的蒙蔽，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明朝统治阶级提倡的理学唯心主义，企图“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这就是船山的哲学代表作《张子正蒙注》。在这部著作中，他重新建构了一套以《易》学为“道统”与核心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宇宙是实有的，而不是虚无的，是由具有健顺之德的阴阳二气往来、屈伸、幽明、聚散而造成的气化日新的过程，绝非如佛家所言是一具生灭相的宇宙。这种接近于物质不灭的观点，是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很大贡献。
船山的老年体弱多病，但他“孤心老益骄”，仍然吟诵不辍，著述不已，先后完成了《说文广义》、《噩梦》、《俟解》、《楚辞通释》、《周易内传》等著作。临近七十岁了，他又带病研读《资治通鉴》，撰成那部脍炙人口的重要史论《读通鉴论》，以展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康熙三十年（1691）春天，年已七十三的“船山病叟”，还完成了他的另一部历史哲学论著《宋论》。
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王夫之那颗炽热的“心”停止了跳动，享年七十四岁。去世前，他给自己写下碑铭：“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意思是说：他的一生，在政治上抱着向东晋将领刘琨（字越石）学习的志向，以刘琨至死忠于晋王朝而“闻鸡起舞”、奋发向上的志士精神自勉，但命运却使他无从做到;在学术上，他仰慕张载（字子厚，号横渠）的正学，但他自己的才力又不能赶上他。碑铭既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政治、学术活动，又体现了这位学者谦虚谨慎的情操。
船山一生著述宏富，但生前没有刻印，外间人知道的很少。又因他当时“贫无书籍纸笔”，多借故旧门生的旧账簿之类写作，“书成因以授之”，所以散失很多。直到他逝世后的康熙四十四年（1705）开始，他的儿子王敔才在亲友的资助下，整理刻印了二十多种遗著，但印数不多，流传不广。真正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和刻印《船山遗书》，那是船山思想被禁锢了一百五十年后的同治年间，由清廷大官僚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南京刻印的“金陵刻本”，收书五十七种二百八十八卷。这套书的印行，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和人才振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维新志士谭嗣同称赞“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当代伟人毛泽东青年时就曾在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并在其《讲堂录》的笔记中记下船山关于“圣贤”、“豪杰”的名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并高度评价船山哲学，肯定“王充、范缜、柳宗元、張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
湖南岳麓书社自1982年成立伊始，即以杨坚为首，组织对船山著作的搜集整理和编校出版，至1996年印行《船山全书》共十六册，一千万字。其中第一至十五册为船山本人的著作，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含船山存世著作七十三种;第十六册为附录，收船山传记、年谱及有关杂录等研究资料。本书选录的船山文章和诗词，即以《船山全书》为底本，力求从中展示船山的卓越思想与精神风貌。
本书在选录时，文章选自船山的重要专著和《薑斋文集》，故“导读”中只注明文章所在的著作名，而未及著作年月。诗作则因内容更与诗人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有关，故导读中尽量注明写作年月及有关背景。对于诗词的理解，曾参考衡阳学者周念先教授的有关文章，书名与题词，则承蒙复旦同窗、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沈钟伟教授题写，均借此谨表谢忱。
今年农历九月初一日，是船山先生诞辰四百周年纪念日，愿这本小书能成为浓缩船山学术精神、祭奠先生英灵的一缕清香飘溢长存，并借以聊表我多年来心仪前贤、景仰船山先生的一片赤忱。
船山先生的学问是有家学传承的，因为他从小就接受了父亲王朝聘、叔父王廷聘和长兄王介之的教育。他的祖先是江苏高邮人，后因军功任衡州卫指挥同知，遂定居于衡阳城南王衙坪。自高祖王宁开始弃武学文，曾祖父王雍始任县教谕。祖父王惟敬望子成龙，给长子取名朝聘，次子取名廷聘，希望儿子能得到朝廷聘用，能够经国济世。后来，王朝聘果真成了一位天生笃孝、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是湖湘大儒伍定相（字学父）众多弟子中的领袖。伍先生学问淹博，精通天文地纪、天性物理和兵农水利之书，提倡崇真求实，反对宋明理学的虚空粗疏，其学术观点深受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影响。
王朝聘还曾求教于当时的大学者邹德溥，受到姚江学派中邹守益学派的启迪。所以，当士大夫依傍佛、老，以王守仁提倡的“致良知”为新奇的时候，王朝聘却钻研真实有用的学问，并注重实践、不务虚空，终身不向佛、老像前施一揖。可见他反对唯心主义的玄虚之说，态度是很鲜明的。他崇尚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并以朱熹读书有心得的武夷山之“武夷”作为自己的书室题名，人们便称他为“武夷先生”。但他实际上却是学宗濂、洛，又兼收并蓄，并不是真正承受程朱理学的衣钵。他还精研《春秋》，提倡尊王攘夷的民族气节，这些都对船山之学有着直接的影响。
王夫之的叔父王廷聘博学多才，尤长于文学创作和书法，古诗得建安风骨。王廷聘既教王夫之学习作诗，又引导他研习史学，在道德修养和生活习性各方面也经常予以诱导。长兄王介之比夫之大十三岁，是夫之的启蒙老师。王介之四岁开蒙识字，七岁就读完了儒家的经典———十三经。王介之读书专一，理解敏捷，一生致力于经学，世称石崖先生、耐园学者。
王夫之的家庭，不仅个个饱读诗书，而且自祖父王惟敬以来，一直自甘清贫，不务虚名，不攀交权贵，保持着一种清亮的家风。这种家庭环境和家风，对王夫之后来自甘清贫、隐遁著述、不求显达的学者风度，是有直接影响的。
王夫之出生的时代，没落的明王朝已处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不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已形成燎原之势，且悄然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部落首领努尔哈赤已建国号“金”，建元“天命”，表明其志在取代明王朝的野心。至崇祯九年（1636）五月，后金主皇太极被拥立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建都沈阳，更已制订了攻取中原的计划，步步逼近关内。
对社会的动荡不安、国家的危亡，王夫之是非常关心的。崇祯十年（1637），王夫之十九岁，与本乡一名富人的女儿陶氏结婚后，已作为一个地方名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结识了许多朋友。如当时衡阳的夏汝弼便和他有交谊，互相诗赋酬唱。崇祯十一年（1638）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他又与好友旷鹏陞等结“行社”，聚首论文，切磋学问。还与管嗣裘、郭凤跹、文之勇等年轻朋友组结“匡社”，用“以文会友”的名义，来议论风云变幻中的政治形势，希望通过结社来匡救朝政，挽救国家的危亡。崇祯十五年（1642），王夫之与长兄王介之第四次赴武昌应乡试，并同时考中举人。他以《春秋》一门成绩列第一，受到考官欧阳霖、章旷的器重。他们把夫之引为知己，并以救国的志向和不屈的风节“互相砥砺”。在候榜期间，他与一些志趣相投的友人大会于黄鹤楼，称之为“须盟大集”，这是一次政治性的集会。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自称大顺王。二月发布征讨明朝的檄文，随后率领起义军东征，一路上势如破竹，三月十八日便进占北京城。第二天清晨，崇祯皇帝在皇宫背后的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身死，明王朝灭亡。随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刚登基两个月的皇座就让给了清朝顺治皇帝，由此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统治。
这一时期，王夫之一面积极参加抗清斗争，一面开始了四处避难的生活。明亡之前，他为抗拒起义军张献忠的招贤而隐居南岳。听说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他悲痛欲绝，随即吟写了《悲愤诗》一百韵，吟罢还痛哭了一场。此后的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个政权覆灭，他都续写了《悲愤诗》一百韵，可惜这四百韵诗后来都失传了。
清顺治五年（1648），潜居在南岳莲花峰的王夫之，与同年中举的好友管嗣裘、夏汝弼和僧性翰一起，发动反清兵占据的衡山起义，结果起义队伍尚未暴动，就遭到清军走狗的袭击。管嗣裘一家，除自己幸与王夫之一起逃走外，老小皆被杀害。王夫之为免遭缉捕，遂南奔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永历皇帝小朝廷。想不到这个流亡中的小朝廷却同明末各个昏聩皇帝统治时期一样糜烂腐败，且内部分党分派，争权夺利，闹得乌烟瘴气。王夫之感到失望和痛心，遂离开肇庆而转到当时唯一有抗战气氛的桂林，投靠瞿式耜抗清。经瞿推荐，他又奔赴到达广西梧州的永历小朝廷担任“行人司”的“行人”，结果却因直言谏诤、弹劾权奸而入了大狱。幸有原起义军忠贞营降帅高必正慕义解救，才使王夫之得到永历帝批准休假，免了杀身之祸。但船山对永历王朝却感怀至深。盖因永历元年（1647）曾奏请终丧，乞免参加内阁学士的“阁试”，而得旨说他“具见孝思，足征恬品”，永历二年（1648）又明旨奖称他“骨性松坚”。后来船山之子王敔在一幅船山画像上有“孝思恬品，霞灿松坚”题词，正中还有“玉音”二小字，注明八字题词都是永历皇帝圣旨中赞誉船山的“玉音”。
顺治九年（1652），大西军将领李定国驻军衡州的时候，曾派人邀请王夫之去参加抗清斗争。王夫之内心很矛盾，但考虑到大西军的魁首孙可望有野心，欲取代永历皇帝，认为不可托身，就辞却了李定国的邀请，并作《章灵赋》以表明自己“退伏幽栖，俟曙而鸣”的决心。
经过几番起落折騰，王夫之尝尽忧愤、寂寥和困苦。为躲避清军迫害和回家侍奉病重中的母亲，他四处逃亡避居。起初是在祁阳、邵阳之间，“寄居无定所”，后来便主要避居在邵阳耶姜山侧的罗从义家，教其子罗瑄读书。至顺治十一年（1654）冬，又迁居到常宁西乡的西源，自称瑶人，潜居在荒山窑洞之中。在这里，他一面授徒讲学，一面开始了他以总结明亡教训为目的的著述生涯，撰成了他的第一部哲学巨著《周易外传》。这一年（顺治十二年，1655），他还撰著了《老子衍》一书，宣称要对老子哲学及诸家注释“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意思是要深入它的内部，袭取它的有用的思想资料（好似夺取敌人的辎重），暴露它的根据的虚伪性，指出它的瑕疵。实际上，这是王夫之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总的态度。因为他认定明王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陆（陆九渊）、王（王守仁）心学“狂妄流害”，而这又多因受到佛、老等“异端”之学的影响，所以他要深入研究，“伸斧钺于定论”，从而使被“异端”毒害的学术归于正道。 经过在湘南三年多的流亡，王夫之于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才携妻、儿回到南岳衡山双髻峰下的续梦庵故居。三年后，又迁居到荒凉而偏僻的衡阳金兰乡石船山下的“败叶庐”。至康熙元年（1662）九月，他又完成了一部发挥其哲学、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尚书引义》。在这部著作中，船山全面反思与回应宋明理学问题，首先是抨击明代政治，其次是批判老、庄、陆、王之学和佛教的“唯心唯识”之论。他从朴素唯物主义角度阐明了传统哲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能”（认识主体）与“所”（认识对象）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天与人的关系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观点。他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总结了明朝覆亡的教训，认为其重要原因是明朝不设丞相、大权旁移和学术上的“蹈虚空谈”（脱离实践，崇尚空谈），宋明理学和佛、道唯心主义泛滥。
康熙四年（1665），王夫之撰成《读四书大全说》十卷，针对明朝把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的解释而编成的《四书大全》进行批驳，实际上就是批判宋明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在这部书中，他还批判了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了理欲统一、不可偏废的主张。随后他又一面研究“四书”，一面给学生讲解“四书”，撰成《四书训义》三十八卷约八十万字。至康熙七年（1668）五十岁时，又先后写成《春秋家说》和《春秋世论》两部依照父亲遗训而引申发挥的姊妹作。
康熙八年（1669），王夫之一家仍住在“编篾为壁”的茅屋败叶庐，但败叶庐面东偏北，冬季颇感“病畏朔风寒”，于是就在茅屋的上首新筑了三间茅屋，改为坐北朝南，开南窗，题名“观生居”，并亲自写上一副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表明自己对于反清复明已彻底绝望，只能乞求上天把他这七尺身躯活埋在儒家经典里，别开生面地阐发自己的微言大义和新观点。联语看似无奈，实际充满着苦志著作的豪情和强烈的民族历史文化担当精神。他要通过系统审视整个民族的传统经典，不独儒家“六经”之学，还包括周、秦以来诸子百家及史论，反思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以期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民族危亡的命运。
于是，他抓紧晚年有限的时光，不舍昼夜地广泛阅读，奋力著述，以发明正学为己任。其苦志著作的情形，正如其子王敔在《大行府君行述》里所描述的：“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自入山以来，启瓮牗，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
王夫之立身坚贞，意志顽强。他一直以明朝的“亡国孤臣”自居。入清以来，他坚持做到了不剃发、不易服，以汉服终其身。曾自题湘西草堂联曰：“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暗示清朝虽然有意却难以留住我，明朝即使无心但还是光照我心。这样一位矢志不渝忠于明朝的顶天立地大儒，至康熙十七年（1678）却遇上了一件让他极为恼火的事。那个曾经卖国求荣、反复无常的吴三桂，为了给自己的反叛披上名正言顺的外衣，竟在扯起“复明”的旗号不久，又撕下“复明”面纱，准备在衡州演出一幕称帝的丑剧，以企图扭转其被清军重重包围的被动局面。即位前，吴三桂示意部下要物色名手，写一篇藻丽的《劝进表》。有人推荐王夫之，并派幕僚来请，王夫之正气凛然地说：“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素不畏死，今何用不祥之人，发不祥之语耶？”于是逃到深山隐藏，并在山中作《祓禊赋》，以祓除自己遇上了这个“不祥”之事的灾殃。其子王敔对于父亲入清以来，先后发生的抗拒张献忠招纳、疏远高必正、遁辞李定国邀请和躲避为吴三桂写“劝进表”四件事，认为是“异事同情，初终一致”，重要的是“白不受点”，即船山忠于明朝的洁白心灵是容不下半点污染的。
王夫之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开辟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是从研究《周易》开始的。他对《周易》不仅有《外传》，还有《周易内传》和《周易大象解》。到晚年，他又判定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学说也是《易》学，而且是可以与“异端”、“邪说”相抗衡的“正学”。于是，他以注解张载《正蒙》一书的形式，来继承张载的批判精神，去掉佛教道教唯心主义的蒙蔽，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明朝统治阶级提倡的理学唯心主义，企图“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这就是船山的哲学代表作《张子正蒙注》。在这部著作中，他重新建构了一套以《易》学为“道统”与核心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宇宙是实有的，而不是虚无的，是由具有健顺之德的阴阳二气往来、屈伸、幽明、聚散而造成的气化日新的过程，绝非如佛家所言是一具生灭相的宇宙。这种接近于物质不灭的观点，是对哲学唯物主义的很大贡献。
船山的老年体弱多病，但他“孤心老益骄”，仍然吟诵不辍，著述不已，先后完成了《说文广义》、《噩梦》、《俟解》、《楚辞通释》、《周易内传》等著作。临近七十岁了，他又带病研读《资治通鉴》，撰成那部脍炙人口的重要史论《读通鉴论》，以展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康熙三十年（1691）春天，年已七十三的“船山病叟”，还完成了他的另一部历史哲学论著《宋论》。
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初二，王夫之那颗炽热的“心”停止了跳动，享年七十四岁。去世前，他给自己写下碑铭：“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意思是说：他的一生，在政治上抱着向东晋将领刘琨（字越石）学习的志向，以刘琨至死忠于晋王朝而“闻鸡起舞”、奋发向上的志士精神自勉，但命运却使他无从做到;在学术上，他仰慕张载（字子厚，号横渠）的正学，但他自己的才力又不能赶上他。碑铭既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政治、学术活动，又体现了这位学者谦虚谨慎的情操。
船山一生著述宏富，但生前没有刻印，外间人知道的很少。又因他当时“贫无书籍纸笔”，多借故旧门生的旧账簿之类写作，“书成因以授之”，所以散失很多。直到他逝世后的康熙四十四年（1705）开始，他的儿子王敔才在亲友的资助下，整理刻印了二十多种遗著，但印数不多，流传不广。真正大规模地搜集整理和刻印《船山遗书》，那是船山思想被禁锢了一百五十年后的同治年间，由清廷大官僚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南京刻印的“金陵刻本”，收书五十七种二百八十八卷。这套书的印行，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和人才振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维新志士谭嗣同称赞“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当代伟人毛泽东青年时就曾在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并在其《讲堂录》的笔记中记下船山关于“圣贤”、“豪杰”的名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两次为“船山学社”题词，并高度评价船山哲学，肯定“王充、范缜、柳宗元、張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
湖南岳麓书社自1982年成立伊始，即以杨坚为首，组织对船山著作的搜集整理和编校出版，至1996年印行《船山全书》共十六册，一千万字。其中第一至十五册为船山本人的著作，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含船山存世著作七十三种;第十六册为附录，收船山传记、年谱及有关杂录等研究资料。本书选录的船山文章和诗词，即以《船山全书》为底本，力求从中展示船山的卓越思想与精神风貌。
本书在选录时，文章选自船山的重要专著和《薑斋文集》，故“导读”中只注明文章所在的著作名，而未及著作年月。诗作则因内容更与诗人当时的处境和心情有关，故导读中尽量注明写作年月及有关背景。对于诗词的理解，曾参考衡阳学者周念先教授的有关文章，书名与题词，则承蒙复旦同窗、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沈钟伟教授题写，均借此谨表谢忱。
今年农历九月初一日，是船山先生诞辰四百周年纪念日，愿这本小书能成为浓缩船山学术精神、祭奠先生英灵的一缕清香飘溢长存，并借以聊表我多年来心仪前贤、景仰船山先生的一片赤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