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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他们的父母作为失败者仓促涌入台湾岛,本想待几年就
1949年,宫铃的父母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她父亲只有14岁,母亲才8岁。又过了十几年,父母才在台湾结婚,1972年生下宫铃。然而宫铃从小对大陆、对北京并不陌生,因为她是跟随姥姥长大,姥姥是北京人,当年就住在离故宫不远的南池子,宫铃从小就喜欢姥姥做的面食,会说很多老北京的歇后语。
今年37岁的宫铃坐在北京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里,对记者侃侃而谈。她的样子符合现今大陆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想象吗?她温文有礼,操一口标准的国语,这是想象中台湾人的样子;她打扮得比较随意,还抽烟,这又不太像想象中的台湾人,特别是台湾女人。
回想起来,大陆人对台湾人的印象,应该最早来自两岸开放探亲时。1987年,第一批台湾人在时隔30多年后登上大陆,他们对着祖居地痛哭礼拜,他们口袋里都揣着一叠叠的钞票。他们有钱,他们讲国语,他们还用繁体字、守着许多大陆人已经淡忘的老礼,他们从穿着到装扮,都要比大陆人精致许多。
但是,大陆人可曾想过,其实我们定义中的“台湾人”也是很不相同的?台湾人中,“外省人”(祖籍大陆的)和“本省人”(祖籍台湾的)差异很大,而我们对台湾人的笼统印象却基本来自“外省人”。1949年前后,有200万像宫铃的父母、姥姥、姥爷这样的“外省人”涌进台湾,而当时台湾本地才600万人。到了今天,台湾的人口大约2300万,“外省人”占了约13%。
“失根的一代”
1985年,一位“外省人”的后代侯孝贤,在台湾拍出了一部电影《童年往事》,一举打响。当年该片获第2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最佳女配角奖。侯孝贤的电影,后来成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
《童年往事》是侯孝贤的半自传体作品。“这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民国36年,我出生的第40天的时候,父亲的同学要他来台湾当他的主任秘书……”这是《童年往事》开始一幕的画外音。在侯孝贤的父亲来到台湾以后,1948年,他们全家也迁到台湾,包括他的母亲、姐姐、哥哥、弟弟,还有他的奶奶。他们其实原本没有打算在台湾长住,买的家具都是轻便易携扔了也不可惜的竹滕制品。没想到,这一来就再也没法回去了。
影片中的奶奶,那位整天以客家乡音“阿哈咕——”呼唤阿孝的老人,固执地认为,顺着路走,过了桥,就能回到梅县老家,所以她一再走失,又被人送回来。那实际已是一代“外省人”思乡的一个象征。人们对《童年往事》的评价,往往集中在影片中那抒情的忧伤纯真的情调,然而,这部片子的英文名《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那有关生有关死的往事)才点出这片子的分量,当一代人逝去时,你才会体验出这一个时代的重量。他们永远地留在这片土地上了,无论他们的心里中留存着多少故乡的记忆,用宫铃的话说,他们是“失根的一代”。那么,他们的第二代,根子又属于哪里?片中阿孝的父母,寡言而落寞,又坚守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而片中的阿孝,正在青春反叛期,对唠叨的教官和“反攻大陆”的虚幻说教无比厌烦,顽皮斗狠,一度成为小混混。这是台湾年轻一代人的新鲜亮相。
《童年往事》的上演,正赶上台湾的一个历史转折时刻。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自己心在台湾,已是台湾人。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对来访的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透露,台湾当局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1987年,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被正式解除,次年又开放报禁,确定了台湾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
1988年,蒋经国病逝,台湾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落幕。国民党实际已经认识到,“反攻大陆”只能是一个幻梦,李登辉接任后,着力推行的是“本土化”。
宫铃当时正好在上高中。她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那时每星期都要举行班会,我本身也是班级干部,有一天,大家说,今天我们的班会用台语(闽南话)开会吧,结果,我从来不曾上台说话说得如此狼狈。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好。那件事情对我影响深刻,我从小是参加演讲比赛的,可是居然有一天,我却在班会上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因为我不会这种语言。”
“外省人”的荣耀与失落
宫铃像大部分“外省人”一样,从小在台北长大。“我就读的学区都是外省人居多的学区,在我的小学和初中,班上也基本没有本省人。小学的老师基本全是外省人。直到上高中我才接触到本省人。”宫铃在上小学时就参加过演讲比赛,“我参加全台北市的朗诵、演讲、作文,都得过奖。这是一个本省小孩难以做到的,因为在国语的发音咬字上,对于一般本省小孩是比较难的。”然而,这种优势,后来被打破了。她记得自己上小学时,校门口的校训还是“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到了中学,流行的说法是“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到了上大学时,“你再说你是中国人就‘傻’了。”在大学里,宫铃听到她的同学见她过来,直接就用台语说,“外省婆来了”。“这个进程也就是十几年。十几年改变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是很快的。”宫铃说。
“这时候我意识到一些事情。原来外省人在统治台湾的过程当中,利用了一些制度化的手段,以保有外省人在这个社会群体中的特殊性。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小,但我们这个群体相当程度上压抑了另外一个群体的发展,才能够保有我们自己的身份空间。”那个时候,宫铃说她甚至坐出租车时都有一种恐惧,“甚至要学几句台语来保命。坐计程车,你讲了一句很标准的国语,就被人知道你是外省人,就得滚下去了。”
意识到“外省人”的地位失落的,还有相当一批出身“外省”的台湾文化人。
翻开台湾的知名人物名单,从政界到演艺界,相当高的比例都是“外省人”。政治人物马英九、郝龙斌之辈就不用说,在文化圈,高金素梅、胡瓜、林青霞、秦汉、李宗盛、罗大佑等等著名艺人都是“外省人”,也就是说,因为台湾在战后的政治环境,实际在台湾相当长的时间内掌握话语权的都是“外省人”。或许,至今中国大陆的读者观众认识台湾的途径也仍然是通过“外省人”们的作品。
《童年往事》的编剧之一朱天文,祖籍山东,也在这支“外省人”的队伍中。她和她的妹妹朱天心(还有一位妹妹朱天衣),都是台湾著名的当代女作家。而且,朱天心一部代表作,就名为《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眷村,即当年国民党大批军人刚进入台湾时安置家眷的地方,今天的“外省人二代”,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蓝色二代”,大都是在那种与台湾本岛相对隔绝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在《童年往事》中可以看到这种眷村的面貌,据说这是在嘉义市旧监狱旁的取景,那充满日式风格的建筑群,构筑出早期台湾社会民众的集体回忆。如今,这些眷村大多都被拆了,而在眷村中长大的作家们,则写出“眷村文化”作品来留住那些记忆。
朱天心的心路历程或许是这些住过眷村的“外省人二代”的一个代表。
在小时候,朱天心很“爱国”。她曾对另一位台湾政治人物林正杰谈过自己的心路:“一般来讲,一个在眷村长大的子弟是很容易认同国民党的,认为国民党就是政府,因为眷村的生活都是由国民党照顾的,如果你反对国民党,那你就根本活不下去了……记得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如果朝会唱‘国歌’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讲话或者聊天,朝会结束后我就会去找他们理论,甚至跟他们打架。当时,我一直很担心我们的老‘总统’会死掉,我觉得如果他死了,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前途了……”用朱天心的话总结,这是“国族寓意加眷村生活加党国教育加父母辈强大真实的乡愁……这些交织而成”。
台湾成功大学的一位学者孙洁茹,曾经专门著文研究过朱天心的心理转变过程。孙洁茹指出,朱天心的转折也正是发生在“解严”之后。“外省族群在国民党的掌权时期,的确相较于本省族群享有较多资源,但随着强人政治的不合时宜,与在国际情势转变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采取本土化政策,外省族群的处境日渐艰难。”孙洁茹在这篇名为《外省第二代的认同历程——以朱天心及其小说为例》的论文中指出,“1987年的解严,对外省族群(尤其是第一代的外省人)而言,从1949年以来‘反共复国’的努力与信念正式宣告是一场荒谬,造成极大的失落感。”
随着眷村被一批批拆毁改建,这些“眷村人”不得不开始融入台湾社会,朱天心的笔下,曾描写过他们搬家后感到的“不对劲”,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们:“眷村的人总习惯叫那些村外的人,不一定是农家的,也不定是本省人的,都一律叫老百姓……这种叫法的感情是很复杂特别的,有些轻视的意思,有些怜惜,又有些洋洋自得,像是老兵们的心情,自己真是戍守前方保乡卫国的英勇战士啊……”
更大的冲击发生在朱天心1988年赴大陆探亲之后。1993年朱天心在《时报周刊》上写道:“开放大陆探亲实在别具意义,它让在台湾生活了40年的外省人有机会走出梦幻,经历一次真正的选择(而非被迫的选择):可以回去了,回到想了40年的地方。而后来回台湾(绝大部分),因而发现自己真正熟悉的原来是台湾。”
早先朱天心被人指责“从未把这个岛视为久居之地”时,她曾认真回想并思索,起码在那些年间,的确是没有把这块土地视为此生落脚处,她认为原因是,清明节时,她们“无坟可上”。而现在,到了这个“有坟可上”的故土,她发现自己其实已不属于这里了。
这个冲击,2004年来到大陆的宫铃也实实在在感觉到了:“我到大陆来才发现,原来我两边都不是人。到了大陆来,我叫台湾人。(大陆人)他们没办法区分台湾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差距。这是让人很痛苦的。当时台湾搞本土化时,要把外省人划归为另外一个集团的时候,给我们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这种痛苦,我是在台湾大陆各经历一次……我们这一代是失根的一代。父母姥姥那一代固然失根,我这一代照样失根。”
“这个融合一直在进行中”
2008年,正宗的“外省人”马英九当选为台湾政权的领导人。这位祖籍湖南的政治人物,1950年出生在香港,后来随父母去了台湾,用他自己的话描述,就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早年曾任蒋介石的侍卫官,后来一直没有离开国民党,到台湾后曾当过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和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5年,马鹤凌去世,他为马英九留下“化独渐统,团结合作,全面振兴”的遗嘱。然而,以孝敬著称的马英九在2008年的“就职演说”中却有这样一段相当微妙的表达:“英九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台湾是我成长的故乡,是我亲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湾社会对我这样一个战后新移民的包容之义、栽培之恩与拥抱之情。我义无反顾,别无悬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马英九所强调的,是他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责任,这与他父亲那一代“至死都想回大陆”的概念,已经拉开了相当的距离。
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到,从上世纪70年代起,国民党面对政治现实,开始推动本土化政策,历经蒋经国积极提拔台籍精英、李登辉将本土化异化为“台独”化、连战努力摈弃“台独”化路线,直到马英九提出“新本土”论述,“认同台湾、拥抱台湾”的本土路线日渐成为党内主流。
在2007年出版的马英九一本名为《原乡精神——台湾的典范故事》中,这些意图都有非常清楚的表达。书的序言,是由马英九的“文胆”杨渡所写,开宗明义即写道:“什么叫做本土?兰屿海洋文化与头发舞;泰雅族的编织与‘拉莫荷’(指祖先传唱的歌谣)……算不算本土?鹿港的龙山寺、天后宫……基隆庙口的夜市和甜不辣……台大前的天主教堂,台北桃源街和永康街的牛肉面;永和豆浆和台式日本料理……这些算不算本土?”
而《原乡精神》列出的“台湾典范”,既有晚清时就任首位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二战时前往大陆投身抗日的李友邦,也有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著名学者胡适、第二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
2007年6月,国民党第十七届第二次全体党代表大会通过对党章的修改,宣示将“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作为党的信念,这次党章修改被视为国民党迈向本土化道路的里程碑。
2008年,一部台湾电影《海角七号》在台湾受到极热烈的追捧,票房创下5.3亿元新台币的空前纪录,成为台湾华语电影60多年来最卖座的影片。值得注意的是,马英九曾亲自带着同僚去电影院看了《海角七号》,看完后他公开大赞《海角七号》代表了“坚毅、勇敢的台湾精神”,把影片和奥运会上倒地11次还站起来奋战的跆拳道选手苏丽文并列为“台湾最宝贵的资产”。
然而,《海角七号》拿到大陆放映后,反响远不如在台湾热烈。很多大陆观众不喜欢里面的味道,台湾被日本人侵略占领50年,里面的台湾人为什么还会爱上日本人?
“我很喜欢《海角七号》,曾经带了大陆朋友去看这部电影”,宫铃说。“大陆人在看这个的时候,很容易上纲上线到国家民族的角度。但是这片子不过就是一个台湾老妇人跟一个日本人这么一个情感的表达,我们认可那样一个情感,是因为台湾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更重视人的价值本身。人与人相处久了,自然会产生情感,这件事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是人性的本然。就这么简单。”
“其实,大陆很多人都把焦点集中在日本人的情感这件事上,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这片子受人欢迎,大家是喜欢的是里面那么帅的男主角,范逸臣,不是那日本人的七封信。台湾这几年经济不好,而影片中一群不知名的小人物,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台湾目前在它社会经济低迷的状态下,所渴望的一个故事。”
从这些解释中,你可以感觉到,宫铃到底还是个台湾人。她说,她的儿时记忆都是台北的,虽然她现在并不知道将来她属于哪里。
今天的宫铃,早已不再对台语一窍不通,而且她还有了“本省人”好朋友。但是,宫铃仍会有意识避免和这些朋友们触及某些问题,比如两岸统一,也不会去谈大陆今天怎么进步这样的议题。曾经在台北当了多年时政记者的宫铃,说她练就了一种一见面就能认出对方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的本领。“这是一个生存法则。你必须要分清对方是哪儿的人,然后知道说哪儿的话。你跑政治新闻,必须要懂得怎样生存。对于我来说,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外省人’,那么对于‘本省人’的代表,在政治意识上,在说话的语言逻辑上,你要有一套方式去交往。”
宫铃说,自己比较特殊,她的这个姓氏,会让别人一看就知道她是“外省人”。但是,已经有许多“外省人”很成功地融入到台湾社会中。“将来‘外省人’会越来越少的,直到大家都变成台湾人”,宫铃的弟弟,就娶了一个“本省人”妻子。“这个融合一直在进行中。”而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来到大陆,投资、工作、定居,也逐渐与大陆人进行另一次融合。
以《海角七号》为例。《海角七号》的导演魏德圣是台南人,并没有“外省人”的背景,但是他说,在他的电影界从业经历中,受杨德昌——另一位著名的“外省”籍导演——的影响甚大,有台湾“电影教母”之称的焦雄屏——也是一位“外省人”——用“太超过”来赞美它,而片子得到的是全台湾人包括“本省”“外省”人的喜爱。
或许,我们在这里应该再提到另一位著名的“外省人”,作家龙应台。2009年,龙应台在她的一部新书中写道:“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作为国民党军人的后代,龙应台从她的家世写起,写下了从各个不同方向来到台湾的人的命运,特别是详细描述了众多“外省人”进入台湾并在此生根的过程。龙应台比一般的“外省人”更对身份认同问题有深刻体验,因为她从台岛走到美国留学,嫁了德国丈夫,作为海归回台湾后以批评台湾著称,后跟随丈夫赴欧洲相夫教子,又亲身感受东西文化的冲撞。所以她看待台湾人的眼光,是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以“大海”的视野,来细数和理解每一条“大江”的由来。
这是基于特殊历史背景,发生在中国一个特殊地域的特殊图景。“你别忘了另外一部分融合正在进行。台湾不是一个封闭社会,不断有台湾人出来,又有大陆人进去。接下来这些人才有意思,他们不断通商,通婚,那个融合才有意思。台湾生存的机理文化是在不断融合的。融合不会停止。”
1949年,宫铃的父母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她父亲只有14岁,母亲才8岁。又过了十几年,父母才在台湾结婚,1972年生下宫铃。然而宫铃从小对大陆、对北京并不陌生,因为她是跟随姥姥长大,姥姥是北京人,当年就住在离故宫不远的南池子,宫铃从小就喜欢姥姥做的面食,会说很多老北京的歇后语。
今年37岁的宫铃坐在北京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里,对记者侃侃而谈。她的样子符合现今大陆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想象吗?她温文有礼,操一口标准的国语,这是想象中台湾人的样子;她打扮得比较随意,还抽烟,这又不太像想象中的台湾人,特别是台湾女人。
回想起来,大陆人对台湾人的印象,应该最早来自两岸开放探亲时。1987年,第一批台湾人在时隔30多年后登上大陆,他们对着祖居地痛哭礼拜,他们口袋里都揣着一叠叠的钞票。他们有钱,他们讲国语,他们还用繁体字、守着许多大陆人已经淡忘的老礼,他们从穿着到装扮,都要比大陆人精致许多。
但是,大陆人可曾想过,其实我们定义中的“台湾人”也是很不相同的?台湾人中,“外省人”(祖籍大陆的)和“本省人”(祖籍台湾的)差异很大,而我们对台湾人的笼统印象却基本来自“外省人”。1949年前后,有200万像宫铃的父母、姥姥、姥爷这样的“外省人”涌进台湾,而当时台湾本地才600万人。到了今天,台湾的人口大约2300万,“外省人”占了约13%。
“失根的一代”
1985年,一位“外省人”的后代侯孝贤,在台湾拍出了一部电影《童年往事》,一举打响。当年该片获第2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最佳女配角奖。侯孝贤的电影,后来成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
《童年往事》是侯孝贤的半自传体作品。“这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我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民国36年,我出生的第40天的时候,父亲的同学要他来台湾当他的主任秘书……”这是《童年往事》开始一幕的画外音。在侯孝贤的父亲来到台湾以后,1948年,他们全家也迁到台湾,包括他的母亲、姐姐、哥哥、弟弟,还有他的奶奶。他们其实原本没有打算在台湾长住,买的家具都是轻便易携扔了也不可惜的竹滕制品。没想到,这一来就再也没法回去了。
影片中的奶奶,那位整天以客家乡音“阿哈咕——”呼唤阿孝的老人,固执地认为,顺着路走,过了桥,就能回到梅县老家,所以她一再走失,又被人送回来。那实际已是一代“外省人”思乡的一个象征。人们对《童年往事》的评价,往往集中在影片中那抒情的忧伤纯真的情调,然而,这部片子的英文名《The Time to Live and the Time to Die》(那有关生有关死的往事)才点出这片子的分量,当一代人逝去时,你才会体验出这一个时代的重量。他们永远地留在这片土地上了,无论他们的心里中留存着多少故乡的记忆,用宫铃的话说,他们是“失根的一代”。那么,他们的第二代,根子又属于哪里?片中阿孝的父母,寡言而落寞,又坚守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而片中的阿孝,正在青春反叛期,对唠叨的教官和“反攻大陆”的虚幻说教无比厌烦,顽皮斗狠,一度成为小混混。这是台湾年轻一代人的新鲜亮相。
《童年往事》的上演,正赶上台湾的一个历史转折时刻。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自己心在台湾,已是台湾人。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对来访的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透露,台湾当局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1987年,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被正式解除,次年又开放报禁,确定了台湾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
1988年,蒋经国病逝,台湾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落幕。国民党实际已经认识到,“反攻大陆”只能是一个幻梦,李登辉接任后,着力推行的是“本土化”。
宫铃当时正好在上高中。她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那时每星期都要举行班会,我本身也是班级干部,有一天,大家说,今天我们的班会用台语(闽南话)开会吧,结果,我从来不曾上台说话说得如此狼狈。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好。那件事情对我影响深刻,我从小是参加演讲比赛的,可是居然有一天,我却在班会上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因为我不会这种语言。”
“外省人”的荣耀与失落
宫铃像大部分“外省人”一样,从小在台北长大。“我就读的学区都是外省人居多的学区,在我的小学和初中,班上也基本没有本省人。小学的老师基本全是外省人。直到上高中我才接触到本省人。”宫铃在上小学时就参加过演讲比赛,“我参加全台北市的朗诵、演讲、作文,都得过奖。这是一个本省小孩难以做到的,因为在国语的发音咬字上,对于一般本省小孩是比较难的。”然而,这种优势,后来被打破了。她记得自己上小学时,校门口的校训还是“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到了中学,流行的说法是“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到了上大学时,“你再说你是中国人就‘傻’了。”在大学里,宫铃听到她的同学见她过来,直接就用台语说,“外省婆来了”。“这个进程也就是十几年。十几年改变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是很快的。”宫铃说。
“这时候我意识到一些事情。原来外省人在统治台湾的过程当中,利用了一些制度化的手段,以保有外省人在这个社会群体中的特殊性。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小,但我们这个群体相当程度上压抑了另外一个群体的发展,才能够保有我们自己的身份空间。”那个时候,宫铃说她甚至坐出租车时都有一种恐惧,“甚至要学几句台语来保命。坐计程车,你讲了一句很标准的国语,就被人知道你是外省人,就得滚下去了。”
意识到“外省人”的地位失落的,还有相当一批出身“外省”的台湾文化人。
翻开台湾的知名人物名单,从政界到演艺界,相当高的比例都是“外省人”。政治人物马英九、郝龙斌之辈就不用说,在文化圈,高金素梅、胡瓜、林青霞、秦汉、李宗盛、罗大佑等等著名艺人都是“外省人”,也就是说,因为台湾在战后的政治环境,实际在台湾相当长的时间内掌握话语权的都是“外省人”。或许,至今中国大陆的读者观众认识台湾的途径也仍然是通过“外省人”们的作品。
《童年往事》的编剧之一朱天文,祖籍山东,也在这支“外省人”的队伍中。她和她的妹妹朱天心(还有一位妹妹朱天衣),都是台湾著名的当代女作家。而且,朱天心一部代表作,就名为《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眷村,即当年国民党大批军人刚进入台湾时安置家眷的地方,今天的“外省人二代”,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蓝色二代”,大都是在那种与台湾本岛相对隔绝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在《童年往事》中可以看到这种眷村的面貌,据说这是在嘉义市旧监狱旁的取景,那充满日式风格的建筑群,构筑出早期台湾社会民众的集体回忆。如今,这些眷村大多都被拆了,而在眷村中长大的作家们,则写出“眷村文化”作品来留住那些记忆。
朱天心的心路历程或许是这些住过眷村的“外省人二代”的一个代表。
在小时候,朱天心很“爱国”。她曾对另一位台湾政治人物林正杰谈过自己的心路:“一般来讲,一个在眷村长大的子弟是很容易认同国民党的,认为国民党就是政府,因为眷村的生活都是由国民党照顾的,如果你反对国民党,那你就根本活不下去了……记得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如果朝会唱‘国歌’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讲话或者聊天,朝会结束后我就会去找他们理论,甚至跟他们打架。当时,我一直很担心我们的老‘总统’会死掉,我觉得如果他死了,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前途了……”用朱天心的话总结,这是“国族寓意加眷村生活加党国教育加父母辈强大真实的乡愁……这些交织而成”。
台湾成功大学的一位学者孙洁茹,曾经专门著文研究过朱天心的心理转变过程。孙洁茹指出,朱天心的转折也正是发生在“解严”之后。“外省族群在国民党的掌权时期,的确相较于本省族群享有较多资源,但随着强人政治的不合时宜,与在国际情势转变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采取本土化政策,外省族群的处境日渐艰难。”孙洁茹在这篇名为《外省第二代的认同历程——以朱天心及其小说为例》的论文中指出,“1987年的解严,对外省族群(尤其是第一代的外省人)而言,从1949年以来‘反共复国’的努力与信念正式宣告是一场荒谬,造成极大的失落感。”
随着眷村被一批批拆毁改建,这些“眷村人”不得不开始融入台湾社会,朱天心的笔下,曾描写过他们搬家后感到的“不对劲”,她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们:“眷村的人总习惯叫那些村外的人,不一定是农家的,也不定是本省人的,都一律叫老百姓……这种叫法的感情是很复杂特别的,有些轻视的意思,有些怜惜,又有些洋洋自得,像是老兵们的心情,自己真是戍守前方保乡卫国的英勇战士啊……”
更大的冲击发生在朱天心1988年赴大陆探亲之后。1993年朱天心在《时报周刊》上写道:“开放大陆探亲实在别具意义,它让在台湾生活了40年的外省人有机会走出梦幻,经历一次真正的选择(而非被迫的选择):可以回去了,回到想了40年的地方。而后来回台湾(绝大部分),因而发现自己真正熟悉的原来是台湾。”
早先朱天心被人指责“从未把这个岛视为久居之地”时,她曾认真回想并思索,起码在那些年间,的确是没有把这块土地视为此生落脚处,她认为原因是,清明节时,她们“无坟可上”。而现在,到了这个“有坟可上”的故土,她发现自己其实已不属于这里了。
这个冲击,2004年来到大陆的宫铃也实实在在感觉到了:“我到大陆来才发现,原来我两边都不是人。到了大陆来,我叫台湾人。(大陆人)他们没办法区分台湾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差距。这是让人很痛苦的。当时台湾搞本土化时,要把外省人划归为另外一个集团的时候,给我们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这种痛苦,我是在台湾大陆各经历一次……我们这一代是失根的一代。父母姥姥那一代固然失根,我这一代照样失根。”
“这个融合一直在进行中”
2008年,正宗的“外省人”马英九当选为台湾政权的领导人。这位祖籍湖南的政治人物,1950年出生在香港,后来随父母去了台湾,用他自己的话描述,就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早年曾任蒋介石的侍卫官,后来一直没有离开国民党,到台湾后曾当过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和国民党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5年,马鹤凌去世,他为马英九留下“化独渐统,团结合作,全面振兴”的遗嘱。然而,以孝敬著称的马英九在2008年的“就职演说”中却有这样一段相当微妙的表达:“英九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台湾是我成长的故乡,是我亲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湾社会对我这样一个战后新移民的包容之义、栽培之恩与拥抱之情。我义无反顾,别无悬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马英九所强调的,是他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责任,这与他父亲那一代“至死都想回大陆”的概念,已经拉开了相当的距离。
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到,从上世纪70年代起,国民党面对政治现实,开始推动本土化政策,历经蒋经国积极提拔台籍精英、李登辉将本土化异化为“台独”化、连战努力摈弃“台独”化路线,直到马英九提出“新本土”论述,“认同台湾、拥抱台湾”的本土路线日渐成为党内主流。
在2007年出版的马英九一本名为《原乡精神——台湾的典范故事》中,这些意图都有非常清楚的表达。书的序言,是由马英九的“文胆”杨渡所写,开宗明义即写道:“什么叫做本土?兰屿海洋文化与头发舞;泰雅族的编织与‘拉莫荷’(指祖先传唱的歌谣)……算不算本土?鹿港的龙山寺、天后宫……基隆庙口的夜市和甜不辣……台大前的天主教堂,台北桃源街和永康街的牛肉面;永和豆浆和台式日本料理……这些算不算本土?”
而《原乡精神》列出的“台湾典范”,既有晚清时就任首位台湾巡抚的刘铭传、二战时前往大陆投身抗日的李友邦,也有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著名学者胡适、第二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
2007年6月,国民党第十七届第二次全体党代表大会通过对党章的修改,宣示将“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作为党的信念,这次党章修改被视为国民党迈向本土化道路的里程碑。
2008年,一部台湾电影《海角七号》在台湾受到极热烈的追捧,票房创下5.3亿元新台币的空前纪录,成为台湾华语电影60多年来最卖座的影片。值得注意的是,马英九曾亲自带着同僚去电影院看了《海角七号》,看完后他公开大赞《海角七号》代表了“坚毅、勇敢的台湾精神”,把影片和奥运会上倒地11次还站起来奋战的跆拳道选手苏丽文并列为“台湾最宝贵的资产”。
然而,《海角七号》拿到大陆放映后,反响远不如在台湾热烈。很多大陆观众不喜欢里面的味道,台湾被日本人侵略占领50年,里面的台湾人为什么还会爱上日本人?
“我很喜欢《海角七号》,曾经带了大陆朋友去看这部电影”,宫铃说。“大陆人在看这个的时候,很容易上纲上线到国家民族的角度。但是这片子不过就是一个台湾老妇人跟一个日本人这么一个情感的表达,我们认可那样一个情感,是因为台湾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更重视人的价值本身。人与人相处久了,自然会产生情感,这件事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是人性的本然。就这么简单。”
“其实,大陆很多人都把焦点集中在日本人的情感这件事上,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这片子受人欢迎,大家是喜欢的是里面那么帅的男主角,范逸臣,不是那日本人的七封信。台湾这几年经济不好,而影片中一群不知名的小人物,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台湾目前在它社会经济低迷的状态下,所渴望的一个故事。”
从这些解释中,你可以感觉到,宫铃到底还是个台湾人。她说,她的儿时记忆都是台北的,虽然她现在并不知道将来她属于哪里。
今天的宫铃,早已不再对台语一窍不通,而且她还有了“本省人”好朋友。但是,宫铃仍会有意识避免和这些朋友们触及某些问题,比如两岸统一,也不会去谈大陆今天怎么进步这样的议题。曾经在台北当了多年时政记者的宫铃,说她练就了一种一见面就能认出对方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的本领。“这是一个生存法则。你必须要分清对方是哪儿的人,然后知道说哪儿的话。你跑政治新闻,必须要懂得怎样生存。对于我来说,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外省人’,那么对于‘本省人’的代表,在政治意识上,在说话的语言逻辑上,你要有一套方式去交往。”
宫铃说,自己比较特殊,她的这个姓氏,会让别人一看就知道她是“外省人”。但是,已经有许多“外省人”很成功地融入到台湾社会中。“将来‘外省人’会越来越少的,直到大家都变成台湾人”,宫铃的弟弟,就娶了一个“本省人”妻子。“这个融合一直在进行中。”而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来到大陆,投资、工作、定居,也逐渐与大陆人进行另一次融合。
以《海角七号》为例。《海角七号》的导演魏德圣是台南人,并没有“外省人”的背景,但是他说,在他的电影界从业经历中,受杨德昌——另一位著名的“外省”籍导演——的影响甚大,有台湾“电影教母”之称的焦雄屏——也是一位“外省人”——用“太超过”来赞美它,而片子得到的是全台湾人包括“本省”“外省”人的喜爱。
或许,我们在这里应该再提到另一位著名的“外省人”,作家龙应台。2009年,龙应台在她的一部新书中写道:“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作为国民党军人的后代,龙应台从她的家世写起,写下了从各个不同方向来到台湾的人的命运,特别是详细描述了众多“外省人”进入台湾并在此生根的过程。龙应台比一般的“外省人”更对身份认同问题有深刻体验,因为她从台岛走到美国留学,嫁了德国丈夫,作为海归回台湾后以批评台湾著称,后跟随丈夫赴欧洲相夫教子,又亲身感受东西文化的冲撞。所以她看待台湾人的眼光,是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以“大海”的视野,来细数和理解每一条“大江”的由来。
这是基于特殊历史背景,发生在中国一个特殊地域的特殊图景。“你别忘了另外一部分融合正在进行。台湾不是一个封闭社会,不断有台湾人出来,又有大陆人进去。接下来这些人才有意思,他们不断通商,通婚,那个融合才有意思。台湾生存的机理文化是在不断融合的。融合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