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使，国家强大，提出了“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当时，生活在中原地区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被称为“胡人”，他们战斗力很强，上穿窄袖短褂，下穿分筒长裤，擅长骑马射箭。相比中原的长袍大褂和战车，胡人作战机动灵活，对赵国构成了极大的军事威胁。赵武灵王下令国人改穿胡人紧凑短衣长裤，部队弃战车改练骑马射箭，史称“胡服骑射”。因为胡人服饰多为动物皮革所制，故而有“改革”一词。
　　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案例不胜枚举。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大都对前朝弊政引以为鉴，制定新的治国策略，革除前朝弊政。但随着历史发展，开国之初制定的方针政策往往不再适应新的形势，解决不了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为挽救统治者的江山社稷，英明的政治家们就会推出新的制度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王朝得到振兴，这就是改革。
　　对于改革的重要性，中国人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周易》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事物到了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必须求变，变化了才能畅通，畅通才能长久。后世把这句话作为改革重要的理论支撑。《诗经》里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韩非子》里有“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汉代的桓宽提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明代的李贽则提出“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阐述变法图强的道理，提出“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历代的政治家、改革家在改革之前都会指出：过去合理的现在不一定合理，过去有效的现在不一定有效。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策略，按照世事变化重新制定法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较早的改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当时，奴隶制出现危机，新型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出现。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等人围绕“富国强兵”展开全方位改革，使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焕然一新。管仲的改革持续了40年，齐国一跃成为诸侯强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开创了辉煌霸业。到了战国时期，奴隶制全面崩溃，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其中最有名的是商鞅变法。商鞅本是卫国人，被秦孝公作为人才引进，着手变法图强，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衡和建立郡县制等一系列改革策略。此次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改革中最彻底的改革，持续了20余年，使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增强，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为后世横扫六合、建立大一统专制帝国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但凡一个政权的上层统治者想要改革，主要是以解决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比如汉武帝针对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政治需要的实际情况，倡导在意识形态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文化上的改革；同时改革了官员选拔任用及官员财产管理制度，这是政治上的改革；针对连年对外征战、开疆拓土导致国家财政亏空的问题，任用桑弘羊对经济进行改革。之后的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唐代中期的财政改革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纵览历史上的改革，如果是结合实际、尊重社会现实的，就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反之，则以失败告终。
　　唐代以后直至晚清，最为著名的改革变法有北宋王安石变法和明代张居正的政治经济改革。
　　北宋到仁宗时期，表面上歌舞升平，实则内忧外患已十分突出。内忧是“三冗”问题严重，即：“冗官”，官僚机构膨胀；“冗兵”，军队庞大而缺乏战斗力；“冗费”，官员多，军队庞大造成巨额支出，国家财政困难。再加上行政效率低下，以致弊端丛生。同时，土地兼并导致民不聊生，暴乱不断。外患是辽国威逼、西夏反叛。王安石变法前，曾有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在仁宗一朝实施了短暂的“庆历新政”，却未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宋神宗继位后，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面对保守派的反对，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为目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在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再加上用人不当，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此次变法持续了近17年，后因宋神宗去世而新法尽废，变法宣告失败。后世对王安石多是攻击污蔑，直至近代才有转变。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而明代张居正是继王安石之后，为挽救明王朝统治而进行改革的又一位著名政治家。作为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从整顿吏治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通过严明法纪、加强监督，淘汰无能官员，提高行政效率，改变官场作风；通过清丈土地，打击土地兼并，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通过赋税征收原则和征收办法改革，即把在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缓和了阶级矛盾；通过整顿边防、海防体制，对军事进行改革，扭转了军事上被动挨打的局面。张居正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在赢得万历皇帝支持后，强力推行改革措施，此次改革持续了只有10年，却取得了卓著成效，史稱“万历新政”。虽然张居正死后遭到秋后算账，但他制定实施的一些政策一直沿用到清朝。
　　距离现代社会最近的一次变法改革是晚清时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又称“百日维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发展工商业等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因变法损害到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最后以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谭嗣同等被杀收场，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变法实际上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维新运动，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改革实质是创新的过程，是理论的创新、思想的创新、政策制度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不管是“突破型”改革，还是“修补型”改革，都必须符合大众的利益，都必须是渐进式的，不能胡子眉毛一起抓，这样才可能取得成功。
　　改革创新、变法图强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之中。中国古代历史既是革命史，更是一部改革史。改革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影响了后人的生活。今天我们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户籍实行登记制度，是商鞅变法的成果；我们习惯穿裤子，而不是长袍，是因为赵武灵王的改革；每年高考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及公务员选拔录用，是受隋文帝杨坚人事制度改革“科举”的影响；中国人口众多则是康熙皇帝改革土地制度，实行“摊丁入亩”的结果。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回顾中国古代的改革实践，从历史中汲取改革再出发的力量，意义重大。
　　本栏编辑/牛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