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清官？在“独尊儒术”的时代，行教便是清官的首要因素；而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守法则成了清官的使命。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为清官立下了标准：清廉、行教、守法。但无论哪个时代，百姓对清官的判断标准却一成不变——廉洁。做官是否清廉，成了百姓评判官员好坏的关键。
　　古人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屈原在他的名著《离骚》中咏道：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描写的就是楚国贵族、官僚争先恐后比试贪婪，贪财好利全然不知满足的状态。而后，楚国也与这帮贪徒一起，葬送在秦国的刀戈下。东汉文学家王逸为此句做了注解——爱财曰贪，爱食曰婪，形象地为楚国的贪吏们画了一幅标准像。
　　再借用西方一些流派的道德伦理观：贪婪是人之本性。为了使官员们廉洁实干，欧美国家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严格的预算体系及法律制度，以保障政府之廉政、官员之清廉。但常识告诉我们，再完美的制度也要靠人运行，仅仅靠制度建设是无法从根本上使官员都成为清官的。因此，在制度构架之外，对人的教化就十分重要。
　　做清官是一种为官的大智慧。做清官，切实为人民服务，能得到百姓拥护，人民自然不会忘记他。做清官，自己心里踏实，也少了做官的“风险”。贪污腐败者要藏钱、藏物，往往心理负担沉重，生怕被别人发现。特别是在反腐制度日臻完善的今天，做贪官的“风险”越来越大。
　　做清官也是一种做人的大智慧。春秋时，宋国司城子罕清正廉洁，受人爱戴。有人将一块宝玉献给子罕，子罕拒不接受，说：“您以宝石为宝，而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的玉，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有其宝。”子罕是智慧的，他很清楚自己所需所求，因此能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名利所动。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子罕说，不需要的东西我要它干嘛？
　　做清官更是一种治家的大智慧。民间还有“富不过三代”，“寒门出英杰、纨绔少伟男”的说法。做清官，往往能教育子女品行端正、为人正派，家庭虽不能暴富，但能享受幸福与恬静。而做贪官则不同，不仅子女容易浸淫于贪腐享乐之中，家庭也容易支离破碎。贪官们一旦东窗事发，子女也被殃及。
　　只有做清官，抑制贪欲，不逾越红线，才能防止倾覆。《荀子·宥坐》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孔子到鲁桓公的庙里参观时，看见一个奇怪的器皿。守庙人告诉他：“这是欹器，是鲁国之君放在座位右边用来时刻警戒自己的。倒入适量的水时便会端正，而灌满了水时就会倾覆。”孔子叹道：“唉，哪里有满了而不翻倒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