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国企有投资就应该有利润回报，应收取利润分红。”全国人大代表、联想总裁柳传志这番话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不给国家分红，算哪门子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应向全民分红！”是抨击此类现象的两篇典型文章。（3月16日《海峡都市报》）
　　国企作为公共财产的一部分，其收入当然应收归国家，国企向国家缴红利，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真理，也是一种国际惯例。而向全民分红利，则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缺乏现实可行性。在笔者看来，研究中国国企红利问题，我们不该把板子打在国企身上，因为我国数目庞大的国有工业企业，包括一些处于垄断行业拥有高额利润的企业，不向国家缴红利，不是国企的过错，而是由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情况所致。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国企不存在分红问题。当时企业的资金由国家供给，企业所有利润都上缴国家。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开始允许企业利润留成，以扩大企业自主权。接着国家又进行了利改税和拨改贷的改革，特别是自1994年税改起，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国企不用再向国家上缴利润，只纳税即可。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就是说，国企不向国家分红，是我国不断变化的政策的历史产物，而非企业恶意不分红。
　　今年2月，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国有企业的分红：原因、金额以及支付给谁？》的报告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该报告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和改制收入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不分红，破坏社会公平公正，降低国企资金效率，影响社会经济秩序，弊端无穷。（见3月16日《南方周末》）
　　世行的这份报告，把国企分红问题推上了争论风口。从目前看，国企向国家分红利不是问题，但国企的红利应该如何分，收来的红利如何用，缴给谁，又由谁来管，却是真问题。我国国企目前虽然红利不多，但绝对数值不低，12万亿元资产的央企，2005年纯利润是6000多亿元。面对这块巨大的诱人奶酪，国资委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接收者，而反对者认为，国企红利在国资系统自我循环，与国资的公共财政性质有冲突之处，这个奶酪应由财政部动。这些争论，几乎都带有较强烈的部门本位主义色彩，且都把这项工作看做是权力和利益结合的象征。
　　国资委也罢，财政部也罢，不管谁来担任国企红利接收大员，都必须取得合法出生证明，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而我国目前在这方面恰恰缺法，今年“两会”期间已经公布的国家立法计划里，也没有这方面内容。至于企业收益收缴工作如何进行，企业应该缴纳多大比例的税后利润，不同企业应该怎样科学量化这一指标，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这一指标的实现等，谁也说不清。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面前，即使有觉悟高的国企，想向国家交红利，也不知道缴给谁，怎么交。
　　说到底，国企不向国家缴红利，不是国企的错。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靠国企。在笔者看来，当务之急不是痛骂国企，而是建议全国人大对此问题抓紧组织调研和立法，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