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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胜数的宝贵文物，是一部物化了的中华民族发展史。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的日益提高，人们对文博知识的渴求及文博领域的关注也与时俱进。全国各地文史研究馆馆员中，有许多声名卓著的文博大家。长久以来，他们肩负着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以顽强的意志，卓越的识见，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
为此，本刊从这一期起增设“华夏文博”栏目，期望能与读者一起走入一片新天地。
今世文博大家张伯驹，河南项城人，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自称“中州张伯驹”，因藏有陆机《平复帖》，故榜其居为“平复堂”，藏品上钤有“张伯驹珍藏”朱文长方印、“京兆”朱文葫芦印、“伯驹”朱白文印、“丛碧主人”白文印。青年从军，任安武军全军营务提调，后又任盐业银行经理。1949年之后，先后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主席、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1971年11月，章士钊致函周恩来总理，提议聘请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周恩来批示，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落实，聘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民国北洋时期，张伯驹、张学良、袁寒云、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皆为名门之子：张伯驹是河南都督张振芳之子；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袁寒云为洪宪皇帝袁世凯之次子，故有“二皇兄”之称；溥侗号红豆馆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亦有“皇兄”之称。张伯驹有诗记此事，诗曰：
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
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既为“公子”，就有公子的生活情趣，有公子的玩法，也自有其痴情之所在。张伯驹是性情中人，加之兴趣广泛，集画痴、戏痴及词痴于一身，而且都玩出名堂，玩出成就来。笔者今日撰文，且谈谈张伯驹于书画、国剧的情有独钟，其于丹青、粉墨之缘可谓一世纠葛。
丹青世界
论书画收藏，张伯驹算得上是国内当代第一大家，是第一名家。能成为大家和名家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藏品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品位的高下，品位高者方能称得大家；第二身上有没有收藏轶事，有收藏轶事者方能成为名家；要具备大家和名家者还需要有第三个条件，即眼力，这一条极为重要，是使收藏者成为大家和名家必不可少的条件。眼力不够，藏品的品位自然不高。眼力不够，那些可遇不可求的墨宝就会失之交臂，也就没有轶事了。名人总是和轶事结合在一起的，这点就是今天常说的书画市场“捡漏”。一位收藏家在正常的情况买上十件、百件书画珍品不一定能出名，如果“捡漏”一件，顿时名扬远近。
张伯驹所以能称得上当世的收藏大家和名家，这三条他都是具备的，久经熏陶达到炉火纯青。他的第一次收藏是在1927年，收到的第一件墨宝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丛碧山房”横幅。丛碧是庞垲的号，张伯驹考证这幅字是康熙送给庞垲的。张伯驹所居处也广植蕉竹花木，又有这种雅兴，所以也就自号丛碧，足见这件藏品对张伯驹之重要了。这和他以后得到陆机的《平复帖》就榜其斋为“平复堂”的意义是一样的。
《平复帖》是国家重宝，传世法帖中，实在也找不出比它更早的了。它流传有序，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末年，上有唐末收藏家殷浩的印记，原来与谢安的《慰问帖》同轴，后来不知怎么就分开了。2002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时，其中就有《平复帖》，我们都是看到过的，殷浩的印记钤在帖本身字迹的后面，靠近边缘，朱文，颜色暗淡，但“殷”字的上半边，“浩”字的右半边尚隐约可见。有张伯驹题，钤“张伯驹印”、“平复堂印”，另外又钤有“张伯驹父珍藏之印”、“张伯驹珍藏印”、“京兆”、“伯驹”、“丛碧主人”等印记。
张伯驹在题跋中记述收藏《平复帖》的经过。陆机的《平复帖》和韩幹的《照夜白》卷都是皇室中人溥心畬的收藏。溥心畬曾将《照夜白》卷卖给上海禹贡斋古玩店老板叶叔重，叶是帮助法国卢吴公司做出口生意的。张伯驹得此信，怕《照夜白》卷流散到国外，就致函宋哲元设法阻拦。经宋的一番查访，这件东西已经被外国人买走了。张伯驹担心《平复帖》会和《照夜白》卷有着同样的命运，流散国外，就请阅古斋老板往商于溥心畬，请将此宝转让，伯驹愿收；如果不想转让，需用钱，可抵押。溥表示此时不需要钱，要转让，价钱要二十万元。伯驹此时无钱，只不过是早备一案，不致使画商又捷足先登。不久，伯驹又请张大千从中说合，愿出六万求让。但溥心畬仍然要二十万，未成。1937年，溥心畬为母亲办丧事需要钱，傅增湘把这一消息告诉张伯驹，并谈到《平复帖》的事。张伯驹说《平复帖》他两次相求，心畬却不肯割爱，而此时怕别人说他乘人之危，不谈《平复帖》的事，先借给心畬一万急用。傅增湘还是想从中说合，让心畬以《平复帖》抵押。但心畬不愿抵押，要价四万。伯驹连价都没还，先付两万，两个月后又把其余两万付清。由此可以看出张伯驹求物的君子之风。
清宫收藏到了溥仪时代，或赏赐、或偷盗，使大批文物流出宫外。特别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溥仪携带文物到了天津，再到沈阳，又有大批文物散入市肆。抗战胜利后，溥仪随之倒台，文物流散，东北就形成一个很大的文物市场，北京古玩商人深入东北收购，再到京城出售，当时称之为“东北货”。张伯驹以民间收藏家的身份，参加抢救国宝工作。他并不是为了自己收购，而是向刚从四川归来的故宫博物馆院长马衡提出建议：一凡是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收回；二选择精品经过审核论价收购。经张伯驹考订的佚目书画一千一百九十八件，除赝品不甚重要者外，有历史价值之品有四五百件。按当时的价格，不需要过巨的经费便可大部收回，但由于“南京政府不关心”，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也“委蛇进退，犹豫不决”，遂使许多名迹大都落入古董商人之手。这其中就有隋人展子虔的《游春图》。
张伯驹得知《游春图》为古董商人马霁川收去，立即托人前往探询。马霁川要价黄金八百两。对这样珍贵书画，张伯驹以为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他找到于思伯去故宫博物院提出建议：一是故宫将此件买下，二是由故宫通知古玩商会，告知此件不准出境。但故宫回答说既无钱收购也不愿通知古玩商会。没办法，张伯驹只能自找古玩商马宝山出面洽商，以黄金二百二十两谈定。此时张伯驹手头拮据，只好忍痛将弓弦胡同原购清太监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五亩房院出售，换成黄金付此画款。也是在这个时候，张伯驹又购得宋人范仲淹手书《道服赞册》。
张伯驹将这次经历写成《故宫散佚书画见闻录》，交给老朋友潘伯鹰，于1948年10月开始，在《新民报晚刊》的副刊《造型》上连载，直到1949年2月才告结束。文中评真伪，讲书画故事，甚为可读。他在连载的最后一篇“结论”中写道：“则书画之保存研究，似非小道，或谓为玩物丧志，或谓为作烟云过眼观，是皆懦夫市侩之语，谬哉！”这话表明了张伯驹的收藏观，他的收藏固然有着赏心阅目的功效，更肩负着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
由于张伯驹对书画的痴情而产生的历史责任感，流散在社会上的众多书画巨迹，都一件一件地走进了他的展春园。除了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其他还有唐李白的《上阳台帖》、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宋蔡襄的《自书诗帖》、宋范仲淹的《道服赞册》、宋黄庭坚的《草书诸上座卷》、宋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宋马和之的《节南山之什册》、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元赵孟頫的《草书千字文卷》。
为了夫人潘素和女儿传綵，张伯驹请社会名流陶心如为证人，立下遗嘱：“决意将我与慧素多年来共同收藏的珍藏书画二十件，赠与慧素，外人不得干涉。”以上所列举的十多件珍宝都在二十件之中。张伯驹为什么要立这份遗嘱呢？
1948年，特务组织蓝衣社寄给张伯驹一颗子弹，警告他不要再向傅作义劝降。张伯驹劝傅作义起义向解放军投诚，不是为了别的，也没人指使他那样做，而是他怕城里的文物毁于战火。由此又引发出他想到家事复杂，头绪太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的那两位太太还不闹得天翻地覆。
1956年，全国发起买公债的高潮，文化部的人都积极认购，张伯驹自然也就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此时张伯驹除了书画，手中并没有多少余钱，再说买多少公债为好呢？他想来想去还是把部分藏品捐献给国家。但是这些珍品早已定下遗嘱给潘素了，她会怎么想？因之，张伯驹辗转多日，无法开口。最后还是潘素把那层纸给点破了。她说：“《平复帖》、《游春图》都传了一千多年了，其他东西也都几百年了，不知被多少人玩过，占有过，大概有几千、几万双手拿过它们吧。那些珍藏过它们的人呢？都不在了。只有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传到今天，它们就是历史。你说留给我，万一有什么不测，前人的心血尽失，后人又将如何评论呢？你当年倾囊举债把它们买下来，不就是怕流落到国外？如今，目的不是达到了吗？”张伯驹又谈到《平复帖》和《游春图》，潘素说：“现在，《平复帖》、《游春图》是在我们手上，可是十年后，百年后呢？”
潘素这番话说得感人肺腑，惊天动地。当年，她就是为张伯驹的那种“公子”的痴情、任性而又坦诚的品格所感动，才毅然嫁给他的。婚后，张伯驹就是她的轴心，事事由着他，顺着他，张伯驹在上海被绑架，她倾其所有把他赎出来；张伯驹要买字画，她因囊中羞涩，略有迟疑，任性的张伯驹躺地不起，她只有变卖首饰，把他喜欢的字画买回来。
张伯驹和潘素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只要认定是值得做的事情，他们会义无返顾地去做。就这样，他们把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册》、蔡襄《自书诗帖》、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给国家，文化部发给他们奖状，表扬他们“化私为公，足资楷式”，并奖励三万元。他们最后还是用这三万元买了公债。
张伯驹和潘素不但以收藏闻名，而且他们两人也都擅长书画，尤其是张伯驹的书法和潘素的山水，为人称道。
1961年，在陈毅的帮助下，受吉林省委宣传部之邀，张伯驹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潘素也随他去了长春在艺术学校教书。张伯驹到了吉林省博物馆，清理鉴定馆藏之品，发现该馆没有宋画的收藏，即将随身带去的宋杨婕妤《百花图卷》相让。北京宝古斋于东北收到杨婕妤《百花图卷》，张伯驹建议故宫博物院收购未成，他就自己收下，并作了题跋：“余所藏晋唐宋元名迹尽归公家，此卷欲自怡，以娱老景。余《瑞鹧鸪》词结句‘白头赢得对杨花’即指此卷也。”
白头老人，相忆“杨花”，可见于丹青世界痴情不减。
粉墨人生
1905年，张伯驹七岁，随父亲定居天津南斜街，端午节乘人力车赴天下仙茶园观戏，大轴为杨小楼演的《金钱豹》，这是他首次接触京剧。此后就常去天下仙、丹桂茶园、元升茶园看戏。那时演员里有两个童伶须生，一个是小桂芬，一个是“小小余三胜”——余叔岩。从此开始，张伯驹对京剧的痴情终生不移，更和余叔岩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余派著名票友、研究专家。
不过童年看余叔岩的戏，像是隔了一层云雾，记忆已不真切，即使到张伯驹二十一岁，在陶园看余叔岩演出的《天雷报》，仍然没有留下印象。第二次看余叔岩演出的《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张伯驹仍然感到一点也不懂。张伯驹二十四岁时，在北京三庆园三看余叔岩的戏，这时他才有所领悟，从此经常看余叔岩的戏，并开始学习余叔岩的唱法。张伯驹就是这样的，不懂也痴情，到他三十一岁时，干脆拜余叔岩为师了。
余叔岩为京剧界一代泰斗，其嗓音被喻为“云遮月”，最富神韵。余叔岩庚寅年生，与诗人屈原及明代画家文徵明同日。为此，张伯驹自治一印“唯庚寅吾以降”相赠。
伯驹老人曾风趣地对笔者说：“我学余派，就是帮助他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一字字，一句句抠出来的。”
此事，伯驹老人在《红纪梦诗注》中亦有记载，诗曰：“归来已是晓钟敲，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尤有太平桥。”该诗有注，云：“余三十一岁从余叔岩学戏，每日晚饭后即去其家。叔岩饭后吸烟过瘾，宾客满座，十二时后始学戏，常至深夜三时始归家。次晨九时，钱宝森来打把子。如此者十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余者独多。”张伯驹所学余派剧目多达四十六出，深得真传，唯《太平桥》一剧未传，那是因为谭鑫培未传给余叔岩。
余叔岩和张伯驹是亦师亦友相处。他向张伯驹传了许多戏，张伯驹对他亦有许多影响。老一代京剧艺人文化程度不高，演出剧目的文采多需要文人帮助加工提炼。张伯驹素精诗词音律，余氏唱段新词多出自伯驹之手。《沙桥饯别》“提龙笔”一段二黄慢三眼，余氏师谭鑫培积习，常以此吊嗓，甚为得意。后经张伯驹将此改制，增词“四童儿，鞍前马后，涉水登山”，更谱新腔，遂成一字难易的经典。
张伯驹对京剧研究有着重大贡献，除了著有《京剧音韵》权威著作外，还组织一些京剧研究团体，1931年他和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发起组织北平国剧学会；1952年组织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1957年积极投入文化部组织的传统剧目加工整理。他还扶植了一些京剧演员取得成功，如余派女须生孟小冬、张文涓虽师承余叔岩，在余氏不能教戏后，是张伯驹给她们说戏。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提出，给张伯驹鼓了气，他积极投入文化部组织的传统剧目整理工作，想把许多禁演剧目，经过整理，赋以新意，与观众见面。在此之前，1950年禁令下达之后，许多演员都已无戏可演，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话：梅兰芳上台净是“醉”（贵妃醉酒），李少春上台只是“闹”（闹天宫），袁世海刮了四年“黑旋风”，常香玉是朵“红白花”（红娘、白蛇传、花木兰），筱翠花倒下起不来（几乎辍演）。
1957年4月10日，文化部召开第二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文化部领导在会上提出“大胆地放”，张伯驹响应党的“放”的号召，成立“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策划每周演一出被禁演的戏。张伯驹要为筱翠花推出《马思远》，他又请来《文汇报》记者谢蔚明、《北京日报》记者曹尔泗加以鼓吹。待要上演时，上面有指令不能演出。《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不演就不演，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能把价值连城的古画捐献给国家，难道还会为一出戏放不下吗？但这次，张伯驹真的放不下，他要为这几个演员这一出戏叫板较劲，不准公开演出，内部演出总该可以了吧。
结果呢，一顶右派帽子给他戴上了，谢蔚明、曹尔泗两位鼓吹者也在劫难逃。二十年后，张伯驹在《红纪梦诗注》中写了一首诗，记述了这件事，诗曰：
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
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
2008年5月30日 于百里溪堂
（作者为上海《文汇报》高级记者）
为此，本刊从这一期起增设“华夏文博”栏目，期望能与读者一起走入一片新天地。
今世文博大家张伯驹，河南项城人，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自称“中州张伯驹”，因藏有陆机《平复帖》，故榜其居为“平复堂”，藏品上钤有“张伯驹珍藏”朱文长方印、“京兆”朱文葫芦印、“伯驹”朱白文印、“丛碧主人”白文印。青年从军，任安武军全军营务提调，后又任盐业银行经理。1949年之后，先后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主席、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1971年11月，章士钊致函周恩来总理，提议聘请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周恩来批示，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落实，聘张伯驹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民国北洋时期，张伯驹、张学良、袁寒云、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皆为名门之子：张伯驹是河南都督张振芳之子；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袁寒云为洪宪皇帝袁世凯之次子，故有“二皇兄”之称；溥侗号红豆馆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亦有“皇兄”之称。张伯驹有诗记此事，诗曰：
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
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既为“公子”，就有公子的生活情趣，有公子的玩法，也自有其痴情之所在。张伯驹是性情中人，加之兴趣广泛，集画痴、戏痴及词痴于一身，而且都玩出名堂，玩出成就来。笔者今日撰文，且谈谈张伯驹于书画、国剧的情有独钟，其于丹青、粉墨之缘可谓一世纠葛。
丹青世界
论书画收藏，张伯驹算得上是国内当代第一大家，是第一名家。能成为大家和名家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藏品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品位的高下，品位高者方能称得大家；第二身上有没有收藏轶事，有收藏轶事者方能成为名家；要具备大家和名家者还需要有第三个条件，即眼力，这一条极为重要，是使收藏者成为大家和名家必不可少的条件。眼力不够，藏品的品位自然不高。眼力不够，那些可遇不可求的墨宝就会失之交臂，也就没有轶事了。名人总是和轶事结合在一起的，这点就是今天常说的书画市场“捡漏”。一位收藏家在正常的情况买上十件、百件书画珍品不一定能出名，如果“捡漏”一件，顿时名扬远近。
张伯驹所以能称得上当世的收藏大家和名家，这三条他都是具备的，久经熏陶达到炉火纯青。他的第一次收藏是在1927年，收到的第一件墨宝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丛碧山房”横幅。丛碧是庞垲的号，张伯驹考证这幅字是康熙送给庞垲的。张伯驹所居处也广植蕉竹花木，又有这种雅兴，所以也就自号丛碧，足见这件藏品对张伯驹之重要了。这和他以后得到陆机的《平复帖》就榜其斋为“平复堂”的意义是一样的。
《平复帖》是国家重宝，传世法帖中，实在也找不出比它更早的了。它流传有序，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末年，上有唐末收藏家殷浩的印记，原来与谢安的《慰问帖》同轴，后来不知怎么就分开了。2002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时，其中就有《平复帖》，我们都是看到过的，殷浩的印记钤在帖本身字迹的后面，靠近边缘，朱文，颜色暗淡，但“殷”字的上半边，“浩”字的右半边尚隐约可见。有张伯驹题，钤“张伯驹印”、“平复堂印”，另外又钤有“张伯驹父珍藏之印”、“张伯驹珍藏印”、“京兆”、“伯驹”、“丛碧主人”等印记。
张伯驹在题跋中记述收藏《平复帖》的经过。陆机的《平复帖》和韩幹的《照夜白》卷都是皇室中人溥心畬的收藏。溥心畬曾将《照夜白》卷卖给上海禹贡斋古玩店老板叶叔重，叶是帮助法国卢吴公司做出口生意的。张伯驹得此信，怕《照夜白》卷流散到国外，就致函宋哲元设法阻拦。经宋的一番查访，这件东西已经被外国人买走了。张伯驹担心《平复帖》会和《照夜白》卷有着同样的命运，流散国外，就请阅古斋老板往商于溥心畬，请将此宝转让，伯驹愿收；如果不想转让，需用钱，可抵押。溥表示此时不需要钱，要转让，价钱要二十万元。伯驹此时无钱，只不过是早备一案，不致使画商又捷足先登。不久，伯驹又请张大千从中说合，愿出六万求让。但溥心畬仍然要二十万，未成。1937年，溥心畬为母亲办丧事需要钱，傅增湘把这一消息告诉张伯驹，并谈到《平复帖》的事。张伯驹说《平复帖》他两次相求，心畬却不肯割爱，而此时怕别人说他乘人之危，不谈《平复帖》的事，先借给心畬一万急用。傅增湘还是想从中说合，让心畬以《平复帖》抵押。但心畬不愿抵押，要价四万。伯驹连价都没还，先付两万，两个月后又把其余两万付清。由此可以看出张伯驹求物的君子之风。
清宫收藏到了溥仪时代，或赏赐、或偷盗，使大批文物流出宫外。特别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溥仪携带文物到了天津，再到沈阳，又有大批文物散入市肆。抗战胜利后，溥仪随之倒台，文物流散，东北就形成一个很大的文物市场，北京古玩商人深入东北收购，再到京城出售，当时称之为“东北货”。张伯驹以民间收藏家的身份，参加抢救国宝工作。他并不是为了自己收购，而是向刚从四川归来的故宫博物馆院长马衡提出建议：一凡是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收回；二选择精品经过审核论价收购。经张伯驹考订的佚目书画一千一百九十八件，除赝品不甚重要者外，有历史价值之品有四五百件。按当时的价格，不需要过巨的经费便可大部收回，但由于“南京政府不关心”，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也“委蛇进退，犹豫不决”，遂使许多名迹大都落入古董商人之手。这其中就有隋人展子虔的《游春图》。
张伯驹得知《游春图》为古董商人马霁川收去，立即托人前往探询。马霁川要价黄金八百两。对这样珍贵书画，张伯驹以为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他找到于思伯去故宫博物院提出建议：一是故宫将此件买下，二是由故宫通知古玩商会，告知此件不准出境。但故宫回答说既无钱收购也不愿通知古玩商会。没办法，张伯驹只能自找古玩商马宝山出面洽商，以黄金二百二十两谈定。此时张伯驹手头拮据，只好忍痛将弓弦胡同原购清太监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五亩房院出售，换成黄金付此画款。也是在这个时候，张伯驹又购得宋人范仲淹手书《道服赞册》。
张伯驹将这次经历写成《故宫散佚书画见闻录》，交给老朋友潘伯鹰，于1948年10月开始，在《新民报晚刊》的副刊《造型》上连载，直到1949年2月才告结束。文中评真伪，讲书画故事，甚为可读。他在连载的最后一篇“结论”中写道：“则书画之保存研究，似非小道，或谓为玩物丧志，或谓为作烟云过眼观，是皆懦夫市侩之语，谬哉！”这话表明了张伯驹的收藏观，他的收藏固然有着赏心阅目的功效，更肩负着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
由于张伯驹对书画的痴情而产生的历史责任感，流散在社会上的众多书画巨迹，都一件一件地走进了他的展春园。除了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其他还有唐李白的《上阳台帖》、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宋蔡襄的《自书诗帖》、宋范仲淹的《道服赞册》、宋黄庭坚的《草书诸上座卷》、宋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宋马和之的《节南山之什册》、宋杨婕妤的《百花图卷》、元赵孟頫的《草书千字文卷》。
为了夫人潘素和女儿传綵，张伯驹请社会名流陶心如为证人，立下遗嘱：“决意将我与慧素多年来共同收藏的珍藏书画二十件，赠与慧素，外人不得干涉。”以上所列举的十多件珍宝都在二十件之中。张伯驹为什么要立这份遗嘱呢？
1948年，特务组织蓝衣社寄给张伯驹一颗子弹，警告他不要再向傅作义劝降。张伯驹劝傅作义起义向解放军投诚，不是为了别的，也没人指使他那样做，而是他怕城里的文物毁于战火。由此又引发出他想到家事复杂，头绪太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的那两位太太还不闹得天翻地覆。
1956年，全国发起买公债的高潮，文化部的人都积极认购，张伯驹自然也就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此时张伯驹除了书画，手中并没有多少余钱，再说买多少公债为好呢？他想来想去还是把部分藏品捐献给国家。但是这些珍品早已定下遗嘱给潘素了，她会怎么想？因之，张伯驹辗转多日，无法开口。最后还是潘素把那层纸给点破了。她说：“《平复帖》、《游春图》都传了一千多年了，其他东西也都几百年了，不知被多少人玩过，占有过，大概有几千、几万双手拿过它们吧。那些珍藏过它们的人呢？都不在了。只有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传到今天，它们就是历史。你说留给我，万一有什么不测，前人的心血尽失，后人又将如何评论呢？你当年倾囊举债把它们买下来，不就是怕流落到国外？如今，目的不是达到了吗？”张伯驹又谈到《平复帖》和《游春图》，潘素说：“现在，《平复帖》、《游春图》是在我们手上，可是十年后，百年后呢？”
潘素这番话说得感人肺腑，惊天动地。当年，她就是为张伯驹的那种“公子”的痴情、任性而又坦诚的品格所感动，才毅然嫁给他的。婚后，张伯驹就是她的轴心，事事由着他，顺着他，张伯驹在上海被绑架，她倾其所有把他赎出来；张伯驹要买字画，她因囊中羞涩，略有迟疑，任性的张伯驹躺地不起，她只有变卖首饰，把他喜欢的字画买回来。
张伯驹和潘素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只要认定是值得做的事情，他们会义无返顾地去做。就这样，他们把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卷》、范仲淹《道服赞册》、蔡襄《自书诗帖》、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给国家，文化部发给他们奖状，表扬他们“化私为公，足资楷式”，并奖励三万元。他们最后还是用这三万元买了公债。
张伯驹和潘素不但以收藏闻名，而且他们两人也都擅长书画，尤其是张伯驹的书法和潘素的山水，为人称道。
1961年，在陈毅的帮助下，受吉林省委宣传部之邀，张伯驹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潘素也随他去了长春在艺术学校教书。张伯驹到了吉林省博物馆，清理鉴定馆藏之品，发现该馆没有宋画的收藏，即将随身带去的宋杨婕妤《百花图卷》相让。北京宝古斋于东北收到杨婕妤《百花图卷》，张伯驹建议故宫博物院收购未成，他就自己收下，并作了题跋：“余所藏晋唐宋元名迹尽归公家，此卷欲自怡，以娱老景。余《瑞鹧鸪》词结句‘白头赢得对杨花’即指此卷也。”
白头老人，相忆“杨花”，可见于丹青世界痴情不减。
粉墨人生
1905年，张伯驹七岁，随父亲定居天津南斜街，端午节乘人力车赴天下仙茶园观戏，大轴为杨小楼演的《金钱豹》，这是他首次接触京剧。此后就常去天下仙、丹桂茶园、元升茶园看戏。那时演员里有两个童伶须生，一个是小桂芬，一个是“小小余三胜”——余叔岩。从此开始，张伯驹对京剧的痴情终生不移，更和余叔岩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余派著名票友、研究专家。
不过童年看余叔岩的戏，像是隔了一层云雾，记忆已不真切，即使到张伯驹二十一岁，在陶园看余叔岩演出的《天雷报》，仍然没有留下印象。第二次看余叔岩演出的《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张伯驹仍然感到一点也不懂。张伯驹二十四岁时，在北京三庆园三看余叔岩的戏，这时他才有所领悟，从此经常看余叔岩的戏，并开始学习余叔岩的唱法。张伯驹就是这样的，不懂也痴情，到他三十一岁时，干脆拜余叔岩为师了。
余叔岩为京剧界一代泰斗，其嗓音被喻为“云遮月”，最富神韵。余叔岩庚寅年生，与诗人屈原及明代画家文徵明同日。为此，张伯驹自治一印“唯庚寅吾以降”相赠。
伯驹老人曾风趣地对笔者说：“我学余派，就是帮助他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一字字，一句句抠出来的。”
此事，伯驹老人在《红纪梦诗注》中亦有记载，诗曰：“归来已是晓钟敲，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尤有太平桥。”该诗有注，云：“余三十一岁从余叔岩学戏，每日晚饭后即去其家。叔岩饭后吸烟过瘾，宾客满座，十二时后始学戏，常至深夜三时始归家。次晨九时，钱宝森来打把子。如此者十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余者独多。”张伯驹所学余派剧目多达四十六出，深得真传，唯《太平桥》一剧未传，那是因为谭鑫培未传给余叔岩。
余叔岩和张伯驹是亦师亦友相处。他向张伯驹传了许多戏，张伯驹对他亦有许多影响。老一代京剧艺人文化程度不高，演出剧目的文采多需要文人帮助加工提炼。张伯驹素精诗词音律，余氏唱段新词多出自伯驹之手。《沙桥饯别》“提龙笔”一段二黄慢三眼，余氏师谭鑫培积习，常以此吊嗓，甚为得意。后经张伯驹将此改制，增词“四童儿，鞍前马后，涉水登山”，更谱新腔，遂成一字难易的经典。
张伯驹对京剧研究有着重大贡献，除了著有《京剧音韵》权威著作外，还组织一些京剧研究团体，1931年他和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发起组织北平国剧学会；1952年组织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1957年积极投入文化部组织的传统剧目加工整理。他还扶植了一些京剧演员取得成功，如余派女须生孟小冬、张文涓虽师承余叔岩，在余氏不能教戏后，是张伯驹给她们说戏。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提出，给张伯驹鼓了气，他积极投入文化部组织的传统剧目整理工作，想把许多禁演剧目，经过整理，赋以新意，与观众见面。在此之前，1950年禁令下达之后，许多演员都已无戏可演，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话：梅兰芳上台净是“醉”（贵妃醉酒），李少春上台只是“闹”（闹天宫），袁世海刮了四年“黑旋风”，常香玉是朵“红白花”（红娘、白蛇传、花木兰），筱翠花倒下起不来（几乎辍演）。
1957年4月10日，文化部召开第二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文化部领导在会上提出“大胆地放”，张伯驹响应党的“放”的号召，成立“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策划每周演一出被禁演的戏。张伯驹要为筱翠花推出《马思远》，他又请来《文汇报》记者谢蔚明、《北京日报》记者曹尔泗加以鼓吹。待要上演时，上面有指令不能演出。《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不演就不演，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能把价值连城的古画捐献给国家，难道还会为一出戏放不下吗？但这次，张伯驹真的放不下，他要为这几个演员这一出戏叫板较劲，不准公开演出，内部演出总该可以了吧。
结果呢，一顶右派帽子给他戴上了，谢蔚明、曹尔泗两位鼓吹者也在劫难逃。二十年后，张伯驹在《红纪梦诗注》中写了一首诗，记述了这件事，诗曰：
一朝天子一朝臣，舞榭歌台梦已陈。
啼笑皆非马思远，中州断送老词人。
2008年5月30日 于百里溪堂
（作者为上海《文汇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