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控制论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工具
　　
　　我和刘青峰在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长期停滞原因的研究中深深感到，把控制论、系统论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是很有意义的。
　　过去历史研究的方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运用“单纯因果分析”和“归纳法”的阶段。这种方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在进行整体研究，特别是剖析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为因果的历史现象时，就会发生困难。
　　就拿中国封建社会停滞原因分析为例。传统的方法是，就“停滞性”去找一个一个的具体原因。比如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归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体及其重本抑末闭关自守的政策，或者是封建剥削的残酷性等等原因。从局部来看，这些原因是成立的。但是，仅仅是这些原因，能不能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理论根据呢？不能！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整体的性质并不等于局部之和，局部原因加起来不一定能说明整体原因。比如说，有人把中国封建社会停滞原因归结为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进一步问：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确立如此强大的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政权，而西欧封建社会却没有呢？有人会回答说这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地主经济，而西欧是领主经济。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同样是封建社会，中国和西欧的经济结构会形成这样大的差别呢？研究者发现，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又回到强大的政权力量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中来。这样，研究者发现自己被绞进一张难以摆脱的因果循环论的大网之中。实际上，在整体研究中，由于社会现象的互为因果，运用单纯的因果分析和归纳法是无法摆脱复杂的因果循环而去把握整体的。
　　历史研究的困难常常在于：对于一些重大历史现象，我们不难从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分别找出许许多多原因来。但使历史学家困惑的，不是他们怀疑自己观点的局部正确性，而是一旦把用局部因果分析得到的结论放到整体研究中，放到历史发展中去看，就会发现自己不过是抓住历史发展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寻找终极原因的努力遇到了巨大的障碍。
　　我们认为，把控制论、系统论研究方法引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有助于克服上述困难。可以说，系统论、控制论是二十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一反长期来把事物看做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分离开来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互为因果的复杂过程提供了理论方法。
　　用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停滞性问题，所谓社会结构的长期延续，就是去研究这种社会结构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稳定性。控制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它不是从不变性来讨论稳定，不是仅仅去追溯那些使事物及关系保持不变的因素。恰恰相反，它从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从整体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并特别注重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内部会发生什么变化，哪些不稳定因素被系统内在调节力量克服了，从而回到稳定状态的动态过程。这种方法对历史研究应该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因为，历史是一条长河，发展变化是不可抗拒的潜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结构是怎样保守，怎样稳固，它都不能置身于发展变化的长河以外。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都在发展变化着，并调整着相互关系。尤其是作为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的不断发展，势必导致政治和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适应。这时，旧结构就变为不稳定，社会就要求变革，以革命的形式来调整社会结构。调整的后果会怎么样呢？系统论、控制论指出一般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情况是人们早就熟悉的，旧结构瓦解了，在旧结构中新结构已经成熟，革命到来时，新结构取代了旧结构。显然，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学家熟悉的欧洲社会演变过程就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论指出，对于大系统还有另一种变化的可能性，这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不相适应时，引起整个社会的崩溃，在崩溃性的大动乱中生产力遭到巨大的破坏，破坏的后果是杀伤了经济结构中新因素的萌芽，通过破坏使整个旧结构重新回到适应状态。这种系统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内在新因素的崩溃机制，所以在总体上这种系统结构能长期不变。控制论把这种系统称为超稳定系统。之所以称它为超稳定系统，是为了区别上面所讲第一种演化形式的稳定系统。超稳定系统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巨大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崩溃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
　　一旦用超稳定系统观点来看中国封建社会，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特点外，恰好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重大历史现象——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替。以大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直到危机、动乱、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分别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和周期性问题。而从控制论整体研究方法分析，这两个重大特点决不是偶然联在一起的，它们之间必定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是不是由于它正好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系统呢？
　　显然，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都是它特有社会结构总体上表现出来的特征。这种特有社会结构内部所具有的调节机制，使它每隔两三百年发生一次周期性崩溃(即振荡)。这种周期性崩溃又是破坏生产力进步、积累，消灭不稳定因素使社会恢复旧结构的重要调节机制，从而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呈现出结构的巨大保守性。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度不能仅仅靠每个封建王朝静态延续而继承下来，而必须通过周期性动乱和复苏而一代一代保存下来。用整体研究的方法，历史上一些令人迷惑的现象，如大一统的组织能力，魏晋南北朝分裂的原因，农民战争的特点和作用，对外来文明的抵御和融合能力，都能得到统一而又明确的说明。
　　人们会问，系统论、控制论的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如何呢？我们认为，运用控制论方法研究历史，是不会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冲突的，而可以使历史唯物主义更丰富、更细密、更精确。
　　实际上，这种崩溃机制对社会结构进化的阻碍，经典作家早就谈到过。一八九○年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著名信件中，就明确论述了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同的演化道路。他指出，这种反作用可能有三种情况。如果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就会促进其向前发展；如果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就会造成“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第三种情况是“阻碍经济发展向着某些方向走”。后两种情况都是“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马恩选集》第4卷，483页)长期以来，很多人一谈起历史唯物主义就想到欧洲社会的历史演化模式，而对经典作家讲到的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造成的一个大民族的崩溃形式，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显然，系统论、控制论方法的运用，将有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精确化、定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