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杭州淳安9岁女童的遗体终于在大海上被找到了。在叹息和谴责之余，这起备受瞩目的案件也给整个社会提出了一个沉重课题：如何保障孩子的安全？监护人如何承担责任？如果监护人失责，社会机构如何兜底？
　　出事家庭确实有其特殊性。从女孩成长的环境看，她就是一名“留守儿童”。很多幼童受伤害的案件背后都有不健全的家庭的影子。有的孩子“留守”，有的父母缺乏管教能力，有的家庭充满暴力。原生家庭监护和抚养的义务不到位，让孩子的成长脱离了正常轨道。
　　此案情节离奇，却有着造成悲剧的社会基本面。据统计，中国每年失踪儿童约有20万，其中仅有0.1%能找回。更有千千万万“留守儿童”在監护失效的环境下孤苦成长。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面临危险，成为巨大的社会安全漏洞。我们如何从法律上补上这个漏洞，又如何在法律失效时由社会机构和公益组织兜底，成为值得关切的难题。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其中抚养是指父母从物质上、经济上对子女的养育和照料，如负担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在生活上照管子女等。而教育是指思想、品德、学业等方面对子女的全面培养。
　　最近，民政部、最高法、最高检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对有能力履行抚养义务而拒不抚养的父母，民政部门依法追索抚养费”，今后，法院将支持民政部门依法追索抚养费。并且针对那些只生不养的父母将实施联合失信惩戒，其失信行为将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如果“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怎么办？《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人有以下三种情况：监护人的近亲属，包括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和朋友。如果没有上述监护人，则由社会和国家负责，由所在单位或者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从当前现实层面上看，父母、亲朋好友承担未成年人监护还不够，针对千万数量级的“留守儿童”困境，社会必须为他们的成长做好充分的兜底工作。从淳安女童失踪案中可以看出，对于这类“特殊儿童”，当地社区管理部门理应表达密切关注，而非等到事件发生再去补救。同理，众多乡村“留守儿童”也理应得到村一级及乡一级机构的监护和关爱。
　　“父母不养，社会给养”。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全社会的、属于未来的。对于儿童监护的问题，我们的思想必须更新迭代到这样的现代观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