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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高等院香港校友会联合会第四届理监事长就职典礼上，一位面带真挚笑容，在讲台上以其清晰的声音，发表了热情坦率致辞的郭天觉监事长立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在我们专访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幅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赠送给天觉先生的条幅，上面写着苍劲的“腾飞”二宇。对郭天觉先生的了解更有了特别的注意。
他曾经是我国核工业部科技核电局的总工程师，他曾经是广东核电站建设指挥部的秘书长(又称广东核电筹建办公室)。然而，是机缘巧合，也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他选择了投身商海，凭着出众的商业智慧和全新的金融理念，让他在创业之初就掘到了商业的第一桶金；之后由他和他的同事们经营的证券公司被香港和昇集团相中，并将其收归到旗下，从此，他把自己的前程和梦想全都交付给了和昇，为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这里，他确定了自己今后的航向，扎下了事业的根基。
他原来是参加过我国战略核武器之一核潜艇研制的工程师、原广东核电站建设指挥部秘书长、现任香港华高和昇财务顾问有限公司高级顾问郭天觉先生。
初出茅庐的老将
鸦片战争的枪炮声，使旧中国陷入了百年战乱，从此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直到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中国才从百年梦魇中醒来。历史教训证明，军事力量决定国家地位。于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提出“核潜艇我们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怀揣报效祖国的理想，郭天觉热血沸腾地走进军事研究领域。196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的他，幸运地参与到核潜艇的研制工程当中。这对立志报效祖国的郭天觉来说，无疑是一项神圣而艰巨的工作。一方面，能够参与到国家的尖端工程当中，对他而言，是祖国的信任、个人的荣誉；另一方面，当时的苏联撤销了对中国的援助，一切工作都必须独立自主地完成，对于他们这一批大学生来说，意味着任重而道远。
核潜艇需要的技术是当时尖端的技术，从项目批准后，就得从方案开始研究设计，各种材料的研制和试验，总体的无数次协调，设备的研制，陆上模式堆的建设等等，这些涉及到上千家科研院所、大学、诸多行业的工厂的大力协同，克服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在建制后5-6年时间，郭天觉那样一般的年青人在总设计师彭士禄等人带领下，在国家坚决领导和支持下，在七十年代初期成功地建成我国战略核武器一2弹一艇的核潜艇成功下水航行。
英雄用武遍地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我国工业用电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依靠原始的以煤发电的供电量不仅不能满足用电的需求，还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以及环境破坏等种种问题。为了解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首要的能源问题，1982年11月28日，国务院决定利用广东的资源优势，就地兴建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
这一工程不仅将刷新我国能源供给的历史，还对工业发展和市民的生活有着很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无疑，这又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基于核电站与核潜艇的诸多共性，国家把这项关系民生的艰巨任务交付给了时任船舶工业部的副部长彭士禄，彭副部长当即直接组织并挑选了9位成员南下广东和广东电力局的同事们一起筹建这一宏伟工程。其中就包括郭天觉，他的工作领域也就此从军用转为民用。
在中央的指示下，郭天觉等9人背着行囊南下广东，成立了“广东核电站指挥部” (广东电筹建办公室)，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建设工作也随即拉开了序幕。(当时英国媒体就拨露了，彭士禄及所带领的9名专家均属过去从事核潜艇研究的专家)
为了人尽其才，郭天觉被任命为秘书长职务，发挥他管理、协调、分析、计算的优势，主要负责管理工程项目中的合同等相关问题。
由于核电站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在选址征地、投资、施工、招标等各方面都牵扯着众多的关系，需要与众多的单位和个人谈判协调，工作量之大、内容之繁杂可想而知。而且，各种关系都可能引起国家利益与个人的冲突，甚至是国家间利益的冲突，稍有不慎，就会惹来诸多矛盾和争端，订立公平、公正的合同就成了明确这些关系的最有效的手段。郭天觉作为秘书长，是各项合同的主要策划者和管理者，这不仅要求他必须要有缜密的思维，还要有很强的逻辑能力，而且还要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眼光。
然而这类合同究竟当如何拟定，大家的心里都没有底，而每一份合同涉及的都是上亿元的资金，稍有差错，带来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为了更全面、审慎地对待，郭天觉搜集了大量的合同资料，终于，从一份西方国家成套机械设备的售卖合同顿时让郭天觉豁然开朗，该合同公平、公正地保护了甲乙双方的利益，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蓝本。
郭天觉当即把这一蓝本送交上层审批，顺利获得通过。他随即把这一蓝本应用到核电站的具体合同的制定当中，很快制订出了相关的合同细则，这也是各项谈判工作的一个参照标准，为进一步谈判与协调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时的大亚湾采购合同谈判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工作，合同负责人为郭天觉，他又特别地从外经贸部条法局、中技公司、外经贸大学等多家单位聘请了具有合同经验的专家组成了合同班子，对大亚湾采购的合同涉及各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以我为主的文本及谈判策略和建议。
然而，整个合同的拟定、交涉、谈判过程仍然是复杂而曲折的，1984年12月30日，《广东核电合营合同》在深圳召开的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会议上获得通过，1985年1月18日，合营合同在北京签字；1986年9月23日，大亚湾核电站主设备供应、工程服务顾问合作和贷款等问题协议签字。
在这一项项的协议谈判与拟定过程当中，郭天觉的管理协调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踏足金融宝地
郭天觉在大亚湾中的优异表现引起了时任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王光英的注意，因为合同的管理和订立还要具备很强的金融智慧才行，而光大正需要郭天觉这样的极具潜力的实业管理人才，而且他的经历足以证明他的能力。
于是，王光英去函当时的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要求；将郭天觉调入光大。就这样，郭天觉有机会来到了香港，来到了光大，负责管理整个集团的投资工作。在这里，郭天觉的金融和管理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然而，就在郭天觉正在施展一番作为的时候，王光英奉调回国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离开了光大集团。此时，郭天觉对于自己何去何从，陷入了沉思……
原本他可以回大亚湾，那里也需要他，他也可以继续留在光大，但他最后选择了下海，因为，“‘人挪活，树挪死’”，人只有不断的变化，才能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而且自己才49岁，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开创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决定放手一搏。
郭天觉敏锐地发现，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房地产开发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而1989年，深圳特区的城市建设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吸引大批人才来到深圳特区，因此深圳房地产开发一定很有前途，于是，郭天觉把目标选在了深圳开发房地产。
但是，自己一直靠固定工资生活，哪有那么多资金做投资？于是，郭天觉想到了“借鸡生蛋”——引进投资者进行投资，自己负责资金和项目管理。凭着对市场的准确定位和前景预测，郭天觉成功地把投资者吸引了过来，于是，他在深圳的第一批房地产项目得以顺利开发。
就这样，郭天觉在没有任何资金做资本的情况下，获得了项目的股权。等到1993年，项目升值到一定程度，郭天觉毅然卖掉手中的股份，成功地将股权转化为资本，从而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其实，郭天觉也在实践中开创了第一件并购。
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郭天觉又有了新的投资方向。因为，他愈发认识到“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金融才是总的牵头”，于是，他又毅然放弃了房地产投身到了金融业。1993年，他与朋友一起在香港接收了一家证券公司来经营，从此直接涉入了在金融行业炙手可热的证券市场和投资银行业务。
凭着精准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郭天觉的证券公司很快就在证券市场上崭露头角，在峥嵘的证券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它的发展也引起了已在业界享誉盛名的伦敦上市公司——和昇的注意，虽然比起和昇来，郭天觉的证券公司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卒，但它强劲的发展势头却正是和昇发展所需，将其收归到旗下，不仅可以招纳良才，公司的规模也得到了扩大。
郭天觉也考虑到：和昇公司是一家中型的投资银行，它的两大股东一个是日本东京三菱银行，一个是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淡马锡公司，是一个有强大背景支持的投行。如果被和昇兼并，自己将更快、更专业地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得到更好的发展。
既然收购已成双赢，就没有理由阻挠它的进程，郭天觉等人也欣然同意将自己的公司纳入到和昇的旗下。虽然这意味着郭天觉将从一个老板变成一个打工者，但是，郭天觉要的不是自己的名利，而是自己热爱的事业得到的发展。
1997年，郭天觉正式加盟到和昇，他仍然以积极主动的主人翁姿态以及高度的责任意识参与到公司的运作之中。
他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之际，对冲基金在幕后黑手的操纵下，试图瓦解香港的金融体系，致香港经济于瘫痪状态。毫无防备的香港的金融体系受到重挫，恒生指数从12000多点急剧下跌至6000多点，整个金融市场陷于重大危机之中。
据郭天觉介绍，对冲基金实际上是一种利用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以及对相关联的不同股票进行实买空卖、风险对冲的操作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和化解证券投资风险。然而，香港的资产泡沫及联汇制的内在缺陷为对冲基金提供了沽空港元期货、沽空港元利率期货、沽空恒指期货等投机机会，海外对冲基金妄图通过这种方式瓦解香港的联汇制度以及破坏香港的金融秩序，得到他们的利益。1998年8月，香港恒生指数由12000点下跌至6000多点，股票、证券下，跌房地产的价格也严重下滑，当时北角的城市花园从12000元/呎到3000元/呎，银行的贷款有贷无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香港金融系统危在旦夕。
在这危难之际，香港政府出面干预，并委托中国银行、汇丰、和昇等四家单位以1400多亿元的储备金与充当此次金融罪魁的对冲基金展开了激烈的对战。对冲基金大势沽空的同时，四大机构联手实买，直逼对冲基金最后防线。经过15天不见鲜血的白刃战，恒生指数由6000多点上升到8000多点，这才标志着对冲基金终于败下阵来，颓势退出了香港的金融舞台，香港金融保卫战也以香港政府的险胜而暂告一个段落。
当时郭天觉作为和昇公司的一员，也亲历了整个保卫战，这对他来说，不只是报国历程的继续，也是他人生道路的拓展，但无论走到哪一条路，他都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民用的，还是金融的……
郭天觉说，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公司，它关注的目光不能仅局限于香港或国内，而须放眼全球，时刻关注全球的金融变化趋势，稍有大意，就有可能漏掉重要的信息而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也是做金融的辛苦所在，也正是它的挑战性和趣味性所在。
郭天觉也一再强调说，做金融需要的不仅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操守，还需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不能有贪念，任何急功近利的做法都会带来惨重的代价。
正是郭天觉这样一种敬业、忠诚、淡泊的态度让他与和昇公司CEO之间不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是他们的事业再创高峰的一个人力源泉。
转眼间，郭天觉已经与和昇亲密合作了十年，这十年来，他一直把和昇当作自己的事业在经营，为它尽职尽责。如今，郭天觉作为和昇公司唯一的一位高级顾问，公司的重大决策都需要征询他的意见，公司的发展也凝结着他的结晶。现在，和昇集团又扩大发展，和升主席张英潮先生又与前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徐耀华先生的华高公司合作控股了华高和升；并与香港上市委员会名誉会长余伟强先生的证券公司合作，这对和昇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华高和昇正如一轮旭日在公司所有同仁的烘托下稳立中天，郭天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从核潜艇研究到核电站建造，从核电局的总工程师到金融顾问，从军用到民用，从物理到金融，对于自己人生实现的几个跨度，郭天觉这样解释道：“人挪活，树挪死”，“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积累，积累多了人生才更有厚度，更有底蕴。从军用，到民用，再到金融，我也只是在保持与时俱进。”
郭天觉总是很淡定地看待自己曾经的经历，而且也鲜有向人提及，也许这也正是“郭天觉”三个字还不为世人所熟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他看来曲高必然和寡，把自己定位得越高，越容易迷失人生方向、脱离实际，而且过去并不代表现在，更不代表将来，他注重的是踏踏实实地做好眼前的事。
郭天觉先生之座右铭：
人挪活 树挪死
在我们专访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幅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亲笔赠送给天觉先生的条幅，上面写着苍劲的“腾飞”二宇。对郭天觉先生的了解更有了特别的注意。
他曾经是我国核工业部科技核电局的总工程师，他曾经是广东核电站建设指挥部的秘书长(又称广东核电筹建办公室)。然而，是机缘巧合，也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他选择了投身商海，凭着出众的商业智慧和全新的金融理念，让他在创业之初就掘到了商业的第一桶金；之后由他和他的同事们经营的证券公司被香港和昇集团相中，并将其收归到旗下，从此，他把自己的前程和梦想全都交付给了和昇，为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这里，他确定了自己今后的航向，扎下了事业的根基。
他原来是参加过我国战略核武器之一核潜艇研制的工程师、原广东核电站建设指挥部秘书长、现任香港华高和昇财务顾问有限公司高级顾问郭天觉先生。
初出茅庐的老将
鸦片战争的枪炮声，使旧中国陷入了百年战乱，从此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直到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中国才从百年梦魇中醒来。历史教训证明，军事力量决定国家地位。于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提出“核潜艇我们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怀揣报效祖国的理想，郭天觉热血沸腾地走进军事研究领域。196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的他，幸运地参与到核潜艇的研制工程当中。这对立志报效祖国的郭天觉来说，无疑是一项神圣而艰巨的工作。一方面，能够参与到国家的尖端工程当中，对他而言，是祖国的信任、个人的荣誉；另一方面，当时的苏联撤销了对中国的援助，一切工作都必须独立自主地完成，对于他们这一批大学生来说，意味着任重而道远。
核潜艇需要的技术是当时尖端的技术，从项目批准后，就得从方案开始研究设计，各种材料的研制和试验，总体的无数次协调，设备的研制，陆上模式堆的建设等等，这些涉及到上千家科研院所、大学、诸多行业的工厂的大力协同，克服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在建制后5-6年时间，郭天觉那样一般的年青人在总设计师彭士禄等人带领下，在国家坚决领导和支持下，在七十年代初期成功地建成我国战略核武器一2弹一艇的核潜艇成功下水航行。
英雄用武遍地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我国工业用电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依靠原始的以煤发电的供电量不仅不能满足用电的需求，还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以及环境破坏等种种问题。为了解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首要的能源问题，1982年11月28日，国务院决定利用广东的资源优势，就地兴建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
这一工程不仅将刷新我国能源供给的历史，还对工业发展和市民的生活有着很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无疑，这又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基于核电站与核潜艇的诸多共性，国家把这项关系民生的艰巨任务交付给了时任船舶工业部的副部长彭士禄，彭副部长当即直接组织并挑选了9位成员南下广东和广东电力局的同事们一起筹建这一宏伟工程。其中就包括郭天觉，他的工作领域也就此从军用转为民用。
在中央的指示下，郭天觉等9人背着行囊南下广东，成立了“广东核电站指挥部” (广东电筹建办公室)，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建设工作也随即拉开了序幕。(当时英国媒体就拨露了，彭士禄及所带领的9名专家均属过去从事核潜艇研究的专家)
为了人尽其才，郭天觉被任命为秘书长职务，发挥他管理、协调、分析、计算的优势，主要负责管理工程项目中的合同等相关问题。
由于核电站工程巨大，涉及面广，在选址征地、投资、施工、招标等各方面都牵扯着众多的关系，需要与众多的单位和个人谈判协调，工作量之大、内容之繁杂可想而知。而且，各种关系都可能引起国家利益与个人的冲突，甚至是国家间利益的冲突，稍有不慎，就会惹来诸多矛盾和争端，订立公平、公正的合同就成了明确这些关系的最有效的手段。郭天觉作为秘书长，是各项合同的主要策划者和管理者，这不仅要求他必须要有缜密的思维，还要有很强的逻辑能力，而且还要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眼光。
然而这类合同究竟当如何拟定，大家的心里都没有底，而每一份合同涉及的都是上亿元的资金，稍有差错，带来的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为了更全面、审慎地对待，郭天觉搜集了大量的合同资料，终于，从一份西方国家成套机械设备的售卖合同顿时让郭天觉豁然开朗，该合同公平、公正地保护了甲乙双方的利益，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蓝本。
郭天觉当即把这一蓝本送交上层审批，顺利获得通过。他随即把这一蓝本应用到核电站的具体合同的制定当中，很快制订出了相关的合同细则，这也是各项谈判工作的一个参照标准，为进一步谈判与协调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时的大亚湾采购合同谈判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工作，合同负责人为郭天觉，他又特别地从外经贸部条法局、中技公司、外经贸大学等多家单位聘请了具有合同经验的专家组成了合同班子，对大亚湾采购的合同涉及各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以我为主的文本及谈判策略和建议。
然而，整个合同的拟定、交涉、谈判过程仍然是复杂而曲折的，1984年12月30日，《广东核电合营合同》在深圳召开的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会议上获得通过，1985年1月18日，合营合同在北京签字；1986年9月23日，大亚湾核电站主设备供应、工程服务顾问合作和贷款等问题协议签字。
在这一项项的协议谈判与拟定过程当中，郭天觉的管理协调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踏足金融宝地
郭天觉在大亚湾中的优异表现引起了时任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王光英的注意，因为合同的管理和订立还要具备很强的金融智慧才行，而光大正需要郭天觉这样的极具潜力的实业管理人才，而且他的经历足以证明他的能力。
于是，王光英去函当时的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要求；将郭天觉调入光大。就这样，郭天觉有机会来到了香港，来到了光大，负责管理整个集团的投资工作。在这里，郭天觉的金融和管理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然而，就在郭天觉正在施展一番作为的时候，王光英奉调回国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离开了光大集团。此时，郭天觉对于自己何去何从，陷入了沉思……
原本他可以回大亚湾，那里也需要他，他也可以继续留在光大，但他最后选择了下海，因为，“‘人挪活，树挪死’”，人只有不断的变化，才能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而且自己才49岁，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开创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决定放手一搏。
郭天觉敏锐地发现，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房地产开发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而1989年，深圳特区的城市建设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吸引大批人才来到深圳特区，因此深圳房地产开发一定很有前途，于是，郭天觉把目标选在了深圳开发房地产。
但是，自己一直靠固定工资生活，哪有那么多资金做投资？于是，郭天觉想到了“借鸡生蛋”——引进投资者进行投资，自己负责资金和项目管理。凭着对市场的准确定位和前景预测，郭天觉成功地把投资者吸引了过来，于是，他在深圳的第一批房地产项目得以顺利开发。
就这样，郭天觉在没有任何资金做资本的情况下，获得了项目的股权。等到1993年，项目升值到一定程度，郭天觉毅然卖掉手中的股份，成功地将股权转化为资本，从而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其实，郭天觉也在实践中开创了第一件并购。
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郭天觉又有了新的投资方向。因为，他愈发认识到“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金融才是总的牵头”，于是，他又毅然放弃了房地产投身到了金融业。1993年，他与朋友一起在香港接收了一家证券公司来经营，从此直接涉入了在金融行业炙手可热的证券市场和投资银行业务。
凭着精准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郭天觉的证券公司很快就在证券市场上崭露头角，在峥嵘的证券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它的发展也引起了已在业界享誉盛名的伦敦上市公司——和昇的注意，虽然比起和昇来，郭天觉的证券公司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卒，但它强劲的发展势头却正是和昇发展所需，将其收归到旗下，不仅可以招纳良才，公司的规模也得到了扩大。
郭天觉也考虑到：和昇公司是一家中型的投资银行，它的两大股东一个是日本东京三菱银行，一个是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淡马锡公司，是一个有强大背景支持的投行。如果被和昇兼并，自己将更快、更专业地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得到更好的发展。
既然收购已成双赢，就没有理由阻挠它的进程，郭天觉等人也欣然同意将自己的公司纳入到和昇的旗下。虽然这意味着郭天觉将从一个老板变成一个打工者，但是，郭天觉要的不是自己的名利，而是自己热爱的事业得到的发展。
1997年，郭天觉正式加盟到和昇，他仍然以积极主动的主人翁姿态以及高度的责任意识参与到公司的运作之中。
他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之际，对冲基金在幕后黑手的操纵下，试图瓦解香港的金融体系，致香港经济于瘫痪状态。毫无防备的香港的金融体系受到重挫，恒生指数从12000多点急剧下跌至6000多点，整个金融市场陷于重大危机之中。
据郭天觉介绍，对冲基金实际上是一种利用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以及对相关联的不同股票进行实买空卖、风险对冲的操作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和化解证券投资风险。然而，香港的资产泡沫及联汇制的内在缺陷为对冲基金提供了沽空港元期货、沽空港元利率期货、沽空恒指期货等投机机会，海外对冲基金妄图通过这种方式瓦解香港的联汇制度以及破坏香港的金融秩序，得到他们的利益。1998年8月，香港恒生指数由12000点下跌至6000多点，股票、证券下，跌房地产的价格也严重下滑，当时北角的城市花园从12000元/呎到3000元/呎，银行的贷款有贷无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香港金融系统危在旦夕。
在这危难之际，香港政府出面干预，并委托中国银行、汇丰、和昇等四家单位以1400多亿元的储备金与充当此次金融罪魁的对冲基金展开了激烈的对战。对冲基金大势沽空的同时，四大机构联手实买，直逼对冲基金最后防线。经过15天不见鲜血的白刃战，恒生指数由6000多点上升到8000多点，这才标志着对冲基金终于败下阵来，颓势退出了香港的金融舞台，香港金融保卫战也以香港政府的险胜而暂告一个段落。
当时郭天觉作为和昇公司的一员，也亲历了整个保卫战，这对他来说，不只是报国历程的继续，也是他人生道路的拓展，但无论走到哪一条路，他都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民用的，还是金融的……
郭天觉说，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公司，它关注的目光不能仅局限于香港或国内，而须放眼全球，时刻关注全球的金融变化趋势，稍有大意，就有可能漏掉重要的信息而带来巨大的损失，这也是做金融的辛苦所在，也正是它的挑战性和趣味性所在。
郭天觉也一再强调说，做金融需要的不仅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操守，还需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不能有贪念，任何急功近利的做法都会带来惨重的代价。
正是郭天觉这样一种敬业、忠诚、淡泊的态度让他与和昇公司CEO之间不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是他们的事业再创高峰的一个人力源泉。
转眼间，郭天觉已经与和昇亲密合作了十年，这十年来，他一直把和昇当作自己的事业在经营，为它尽职尽责。如今，郭天觉作为和昇公司唯一的一位高级顾问，公司的重大决策都需要征询他的意见，公司的发展也凝结着他的结晶。现在，和昇集团又扩大发展，和升主席张英潮先生又与前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徐耀华先生的华高公司合作控股了华高和升；并与香港上市委员会名誉会长余伟强先生的证券公司合作，这对和昇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华高和昇正如一轮旭日在公司所有同仁的烘托下稳立中天，郭天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从核潜艇研究到核电站建造，从核电局的总工程师到金融顾问，从军用到民用，从物理到金融，对于自己人生实现的几个跨度，郭天觉这样解释道：“人挪活，树挪死”，“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积累，积累多了人生才更有厚度，更有底蕴。从军用，到民用，再到金融，我也只是在保持与时俱进。”
郭天觉总是很淡定地看待自己曾经的经历，而且也鲜有向人提及，也许这也正是“郭天觉”三个字还不为世人所熟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他看来曲高必然和寡，把自己定位得越高，越容易迷失人生方向、脱离实际，而且过去并不代表现在，更不代表将来，他注重的是踏踏实实地做好眼前的事。
郭天觉先生之座右铭：
人挪活 树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