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留守的四兄妹在家中喝农药自杀。这一惨案引发了媒体和社会对“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的再次聚焦。这一次，令每一个有爱心的国人痛彻心扉的，不再是他们因物质生活贫困而导致无法上学或无钱治病这些问题，而是他们坚定地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据媒体报道，毕节四兄妹临死之前，家中尚有存粮，卡中仍有余款。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弃学，拒绝与他人交流，以沉默来抗拒外部世界关切地伸向他们的每一双手，最后选择一起走向不归路……
　　四兄妹中最大的男孩还不到14岁，三个女孩依次是9岁、7岁和5岁，正处在义务教育阶段。因为逃学弃学，不时有学校老师、乡镇干部登门劝学，亦常有村邻出于关心主动亲近。但四兄妹家中那扇紧紧封闭的铁门却始终没人能够敲开。他们所居住的那栋三层小楼，永远紧闭着的大门非常坚决地挡住了一切访客。这扇门，从来就只有父母能够打开，这个家，从来就只有父母能够进入，四个孩子，恐怕从来就只听从父母的吩咐。然而，直到死亡降临，他们的父母却一直没有出现……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务工已经被视为一种生活常态。他们的户籍上标注的身份是“农民”，但他们在城市各个建设工地里干着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农民工”成为他们新的身份标签。从农村到城市，从耕田种地到修桥铺路，他们随工地的变换而改变着自己的行踪和居所。流动打工、不断迁徙，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在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做贡献，也收获着在田间劳作无法获得的报酬。在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养家糊口的主要方法。留在家乡田园的，是他们家中衰弱的老人和他们未成年的孩子。
　　中国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子女随同父母进城就读愿望实现的最大障碍。户籍制度规定了城乡居民可享有的各种不同权利和待遇。城市的每个工地都有可能接纳农民工的劳动，但城市的每个学校都有可能拒绝接纳农民工的孩子入读。于是，家庭残缺，亲子分离，成为农民工们生活的常态。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人数不断增加，留守儿童的队伍也日益庞大。数以千万计的孩子生活在残缺的家庭中，长期缺乏父母关爱和监护。缺乏亲子互动的儿童情感变化、情感体验渐趋贫乏，很难形成健全的个性和人格。由于缺乏家庭教育，不少留守儿童的不良行为难以获得有效的校正，埋下了日后违法犯罪的隐患。
　　“留守儿童”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一个定期发作的“痛点”，几乎隔些日子就会发作一番。自杀、犯罪、失学常常是引发“痛点”扩散的因由。每到这个时候，社会的关注通常聚焦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外部因素。比如物质的贫困、学习条件的恶劣、遭受的各种不公平待遇之类。而后，都有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爱心人士携带物资去送“温暖”。现阶段的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物质的满足自然而然能带来精神的满足。殊不知除了物质，留守儿童更缺乏的是正常的亲情互动，以及在这种互动中才能培育成长的健康的情感品质。
　　据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显示，亲子分离的生活状态会增加儿童人格扭曲的概率。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家庭结构残缺，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缺乏亲密互动，造成亲子关系隔膜。他们更容易轻视亲情，不愿与父母，更不愿与外人沟通交流，因而心理问题更难以被发现。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也更容易因生理变化产生心理困惑和情绪障碍，形成自我封闭或叛逆性人格的概率会更高。由于亲子分离，孩子遇到困难时得不到父母及时帮助和强有力的支持，易导致儿童心理失衡，挫折感与恐惧感会更强烈。内向、孤独、自卑、压抑、偏执、任性、冲动都是亲子分离家庭中儿童常有的人格特征。
　　迄今为止，国人更多选择用物质的形式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实力。当然，国力强盛、财富增长是我们可引以为傲的资本。但是，被光鲜华丽的现代化表象遮蔽住的中国社会底层那千疮百孔的精神世界，应该引发我们高度地关注和深刻地反思。现在的儿童就是祖国的未来，每一个热切希望中国有更强大美好未来的人，都有理由忧虑，数千万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留守儿童在亲子分离、亲情破碎的环境中成长，他们依靠什么来健全自己的人格，培育起自己对世界对未来的信心？
　　奥地利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很早就指出，缺乏亲密的互动和温情的家庭，会摧残儿童的心理健康。孩子从父母处得不到温情，自然也难以激发出自己的温情表示，他们会采取逃避的姿态来应对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对所有外部的爱和温情也抱持逃避的态度。 毕节四兄妹的生活环境与人生选择，印证了阿德勒的观点。
　　好久没人牵我的手
　　好久没人摸我的头
　　冰凉的小手
　　发烫的额头
　　生病是最想你们的时候……


　　但愿留守儿童那一声声悲戚的哀号，能打动更多父母的心。愿天下为父母者除了给孩子建楼汇款之外，更多时候要牵着孩子的手。愿毕节四兄妹那样的惨剧不再重现。愿所有的父母都明白，给现在的孩子更多的温情，其实就是给我们的未来更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