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心目中，莫斯科餐厅就是家之外的‘家’。为了表示革命，曾经与莫斯科餐厅划清界限，现在落魄了，又想去找她，还给她起了个好叫的名字‘老莫’。”
　　“只要是老莫的事情，我愿意无偿提供任何帮助”。在北京卫星制造厂安全保卫处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罗亚滨无法掩饰自己对老莫的热爱。
　　2001年，莫斯科餐厅曾经搞过一次征文活动，罗亚滨曾一口气投了10篇稿件，如今，与老莫一样，罗亚滨也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接受采访的两个半小时里，罗亚滨不时被电话和工作打断——就要放国庆长假了，负责安全工作的他恰好是最忙碌的时候，但只要一回来坐在采访机前，他就立即沉静下来，接着话题，一头埋入老莫的梦境——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冥想式的姿势，仰着头，微闭着眼睛，与其说是讲述，不如说独自回味。
　　我对老莫的情结，应该归于我父亲。我父亲当时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工作，曾特意带全家到莫斯科餐厅去“开洋荤”。那时我才3岁，个子太矮，脑袋都够不着椅子背，手又太小，刀叉都拿不住，本能地用手去抓盘子里的肉吃。
　　父亲那时是行政13级，每个月的工资有150多块钱，而一个普通二级工当时的工资不过30多块。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像做梦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也像是做梦一样。
　　高大的房屋，蓝色的带白雪花的天棚，雕花的立柱，高背的椅子，绿色大理石的围墙和木地板等设施，仿佛是在宫殿里就餐似的。发亮的刀、勺、叉取代了国人习惯用的木制筷子，用银制的杯套放置的玻璃杯中棕色的咖啡又取代了常见的淡黄色的茶水，大底、细棍、大口的高脚杯又代替了酒盅。这一切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以后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一次老莫，当年能到这里来吃一顿饭是身份和品位的象征，毕竟那是少数人出入的地方。
　　真正把“老莫”当作自己的家，还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父亲的被打倒，一夜之间，自己就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小哥几个不服，精神压力很大，在一起说起了“找家”的想法，自然首选的就是莫斯科餐厅，我们叫她“老莫”，因为不能够说是莫斯科餐厅，那就跟“苏修”有联系了，这样称呼别人还以为是叫一个人的名字。毕竟我们是生活在“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一切事情都要谨慎。老莫就是那个时候被叫开的。
　　6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们去老莫找“家”，去的时候还化了一下妆，不能够穿新衣服，要看上去很破落——道理很简单，一般人都不打死狗。可是到老莫吃饭又不能够太随便，于是穿上了黑皮鞋，翻出了箱子里父亲的呢子上衣，但又在外面故意罩上了蓝色的学生服，特意戴上了白色的大口罩，就是要让人认不出来是谁。当时去了不到10个人，不敢“扎堆”，生怕大家一起出宿舍大院引起别人的注意。
　　在进餐厅之前，大家决定先派我去侦察一下老莫餐厅里是否有情况，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我也害怕，问真把我抓住了怎么办？大一点的孩子说，你是小孩，抓住你也没办法，就说是“走错了门”。于是我大着胆子进入老莫，发现没有人注意我，餐厅里也很冷清，就踏实了。从餐厅大门一路跑到售票处招呼大家，心里高兴，口罩也摘了，腰板也挺起来了，这个环境我太熟悉了。
　　文革的年代，大家其实是很压抑的，一群身穿蓝色衣服的“革干”(革命干部)子弟和身穿绿军服的“革军”(革命军队)子弟，在父母被打倒的情况下，仍要跑到老莫来聚餐，其实就是想追忆以前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回避目前的困境。似乎人只有置身在这西餐馆里，才能够减轻精神上的压力。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不长。“革干”子弟和“革军”子弟常常打架，破坏了这个家的安静。随后，餐厅为了自身的安全，又请来警察常驻，我们就很少去老莫了。
　　1969年8月，我所在的西颐中学整个班都被挪到北大荒。离开北京的时候，大家都会请难兄难弟到老莫吃告别饭。那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后一次去老莫。
　　1971年，我以知青的身份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当然去光顾了老莫。当时只有一种心理，要把这些损失都补回来。尽管当时对苏修怀着刻骨仇恨，但是对俄式西餐，对老莫还是情有独钟。高大的空间，高背的椅子还保留着，还有那副久违了的刀、叉、勺的餐具和银制的杯套。置身其中，仿佛寻找到了失去的一切。
　　1975年8月，我从北大荒回到了北京，全家人到老莫欢聚。1976年，粉碎四人帮，也是到老莫。以后父亲落实政策，朋友聚会，还选在老莫。对于老莫的钟爱，也就集中在这一部分特殊的人群中，来到这里就餐，既是在追忆逝去的年华，也是想找回曾以此为荣的经历。
　　90年代，工作和家务繁忙，我基本跟老莫断了联系。2001年，听说老莫重新装修了，我骑着自行车来老莫溜达了一趟，要了一杯可乐，躲在大厅的墙角，觉得又熟悉又陌生。老莫对我来说，归根结底的意义，是“梦开始的地方”。
　　其实怀念老莫也就是我这一代，我的父亲是工农干部，他对西式的东西并不是真的太感兴趣。我的女儿今年22岁了，她爱吃水煮鱼，老莫对她来说，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