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闻一多最早的记忆，还得从1999年澳门回归时的主题曲说起。一首《七子之歌·澳门》歌词饱含深情、意味深长，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这是闻一多于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作为一名游子，目睹了国疆崩丧，有感于神州故土而创作的七首组诗。他在《引言》中这样说到：“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可见其心怀祖国人民的情怀。
　　闻一多是一位“文学战士”，他在《死水》一诗中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出个什么世界。”诗歌中的豪迈正映射出其内心的苦痛和不屈，这就是闻一多的人生观。他在给自己篆刻“叛徒”一印时这样解释：“为什么叫‘叛徒’呢7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正因为他的“叛徒”之念，其书法印章往往宽博粗犷、自然随性。他性情耿直率真，据闻一多西南联大的学生回忆，在走进教室讲课前，他有时会掏出烟盒笑问学生：“哪位抽？”学生们笑而不接，于是他就自己点上一支，在烟雾缭绕中，拖长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然后才开始讲课。作为新文学运动后新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着丰沛的诗人气质，更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耿直的书生意气。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参加被暗杀的李公朴悼念活动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讲”，在返回学校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四十七岁。
　　关于闻一多在艺术领域的记述其实不多，现坐落于湖北省浠水县清泉寺遗址上的闻一多纪念馆，至今仍珍藏着1944至1 946年他挂牌治印时使用过的刻刀。在《闻一多全集》中，卷二《文艺评论》和卷十一《美术》有其艺术创作相关内容的记载，观后令人耳目一新。闻一多对诗、书、画、印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既合古法又天真自然。身处动荡年代，他涉猎绘画、书籍装帧、书法、篆刻、舞台美术等诸多艺术领域，保持着对艺术敏锐的洞察力，实属不易。
　　闻一多书法取法于北魏，受《张猛龙碑》影响很大，因此他的楷书以及行书线条均写得迟涩厚重、笔力千钧。在随意的信札体上，又流露出唐人的书法气息。他在篆刻上的造诣，与其常年习书作画不无关系。他精通篆法，善写篆书，常在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古玺汉印中寻找艺术灵感，同时他还对文字学及训诂学颇有研究。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终于形成了其古朴浑厚，又不失生动活泼的印风。风格融合了丰富的书法元素、浓厚的古文字造诣及中西结合下的绘画构图程式，同时印中又带有强烈的楚风地域色彩和思想情感。再加上他在印面布局上敢于大块留红或留白，方寸之间，运用得游刃有余，印文或大小、或长短、或曲正、或聚散，印迹匀称适中，古拙含蓄中蕴含着圆融秀劲，显示出浑厚雄伟之风，印里印外都透露出秦汉格调的苍茫浑厚之美，可见他对篆刻的深刻领悟。
　　闻一多曾说：“一切文字，在最初都是象形的，换言之，都是绘画式的。反之，任何绘画都代表着一件事物，因此也便具有文字的作用……文字所省略处也正是绘画所要保留的。而文字逐渐走向艺术化，则是历经了具有绘画特色的装饰与表现的阶段性转变。”他还说：“镌在铜器上的铭辞和刻在甲骨上的卜辞，是两种性质的东西。卜辞是文字纯乎实用性质的记录，而铭辞上的文字则兼有装饰意味的审美功能。乌虫书则是绘画式的文字。评论书画者说起‘书画同源’，实际上二者恐怕是异源同流。二者属近亲，随着历史的不断更迭，文字与绘画之间相互影响，逐渐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定位的两种类别书法与文人画。”这是闻一多对书法与绘画的认识，所以也就理解了其“刀施于线，而情寄于刀”的篆刻艺术表现，寄情于理，师承革新，能够从古法中走出来，不拘泥，不做作，逐渐修为一种超然的艺术境界。
　　有一则趣事，是关于闻一多从南京写信给他的朋友饶子离，信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说起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兴，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诗升正堂”是指闻一多有一段时间放弃了绘画，专写新诗，像《红烛》《死水》，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之作。后来闻一多在昆明，因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教授收入拮据，而闻一多的家小众多，无奈之下只得正式挂牌治印，以贴补家用。闻一多当时挂牌刻印的《润例》是由联大教授浦江清用骈体文撰写，题为《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绝妙文字：
　　秦玺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流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磨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蒋寅清、唐兰、沈从文同启。
　　据说《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求印者络绎不绝。闻一多每天都要刻数方印以作应对，他的收入随之大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道：“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他一直兢兢业业的游于印章艺术，宗法秦汉，以古出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印风。遗憾的是这一段时期印章完好保存下来的并不多，以致我们不能观其全貌，无法更深入地去了解探究。
　　闻一多的篆刻在古玺印和秦汉官印的基础上继承创新，富于想象力，其突出特征就是在形式上善于界格的灵活运用，将印文和边框结合处理，与文字相辅相成，使印章既深入秦汉古韵，又不失个人特点，整个布局变化错综，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又充满古朴醇厚的意味。界格参与印章始于商周时期，在秦印达到高峰，它的使用是文字审美特征、政治文化背景多重原因所致，却成为印章发展史上别具一格的典型。闻一多的印章师承秦汉，中得心源。有些作品添加了界格加以修饰和规范，朱文印和白文印都融合其中，形式变化无穷，笔画自然天趣，呈现出自由空灵的审美效果。尤其是《一多印信》，金石之气、古拙之味十足，界格运用恰到好处。
　　闻一多篆刻是将书法的笔意与绘画的构图融合其中，将文人气和金石气有机融合，把篆书的运笔造型运用于篆刻的方寸之中，更具传统，更有渊源，更加流畅自然、自由空灵、朴拙劲挺。绘画上的空间审美意识投射于篆刻之中，加之以情感的注入，印章方寸之间的意境更加玄奥。三者的糅合，是闻一多艺术修养的真实体现。他的整个印章风格别具匠心，又深层次体现出他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闻一多生活于重大变革的民国时期，正是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传统文化处于危急之时，此时的文化艺术更加强调的是学术精神和文化底蕴。闻一多博学多才，诗书画印兼得，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并不只是表面所显现的艺术现象，更重要的是他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以及人生价值取向的选择，正是这些修养的集合，造就了他在篆刻艺术中将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有机结合。作为一名爱国民主战士的学者，他在艺术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格与思想内涵，更重要地体现了时代价值。这正是闻一多所具有的深层次魅力，是他触动当今艺术从业者心灵的真正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