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纵观不同电视媒体对汉正街搬迁前后的新闻报道，发现不同场域中的主体话语表达不尽相同，形成现代性规划及在执行过程中隐蔽在商业化的话语霸权的表达，和以日常生活叙事为主导意识的民间话语表达。话语分歧的解决之道在于电视媒体应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平衡各方话语表达。
关键词：话语表达；电视媒体建构；权力规划；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034-02
弄潮的汉正街正面临着搬迁的现实，处于理性规划和建设。本文以汉正街2011年搬迁前后的电视新闻报道，分析在政府和资本的作用下，媒体如何参与汉正街这一都市空间的生产。
概括而言，在汉正街迎来命运的关键历史时刻，汉正街已经成为“寻租”空间，各种区域的电视媒体在完成建构搬迁事实的同时，还在找寻价值资源的动员，形成一种支配与反抗的艺术，即“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延伸出不同的空间话语。
一、不同电视媒体的报道文本分析
本地电视媒体在报道搬迁改造时的态度，大都以正效果和正面反应为主。比如《涅槃重生 古老汉正街的搬迁之路》《汉正街综合整治和搬迁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等报道中建构出汉正街落后、搬迁是历史的必然、根除安全隐患、劝说搬迁、搬迁对各方无害、政策宣传、职能部门有人情味、发展主义的内容框架。本地电视媒体围绕搬迁进展的新闻建构中，采用的信息源结构是不平衡的、过度精英化的。所引用的信息源主要来自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行政部门、规划设计院、卓尔控股集团的商业精英、房地产等企业界负责人，还包括少部分普通市民及汉正街的商户等。政治精英、商业精英以及部分支持汉正街搬迁的商户的意见被有意凸显和强化，而较少呈现搬迁反对者和利益冲突者的声音。
比较而言，异地电视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在报道汉正街搬迁时，表现出与本地媒体不同的媒介生产景观。在内容上，多数报道体现出对汉正街搬迁的观望态度，建构出汉正街未来不明的新闻框架。信息源方面，大量引用普通市民的话语，尤其是生活在汉正街里、与汉正街搬迁有利益关系的商户、司机、搬运工等群体。视角对准汉正街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以普通的日常生活为本位来叙事。
二、权力规划与日常生活：不同场域中的话语表达路径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不同电视媒介之间出现了话语分歧，形成了不同场域的话语表达，呈现出不同的表现路径，也产生的不同的影响效果。
（一）现代性规划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隐蔽在商业化的话语霸权表达
地方媒体无论是在内容主题、事实选择、信息源，还是关键词和感情基调方面，都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解释他们的考虑，所报道的新闻事实，表现出强烈的长官意志。内容主题以宣传官方政策、报道搬迁改造进展为主；信源多数是政府官员、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等等；所选事实旨在说明汉正街应该进行搬迁改造以及改造后能带来巨大经济收益；关键词和基调也体现出对搬迁政策积极、正面的肯定。这样的报道体现了话语表达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又源于权力的干预。因而在权力的掌控下，媒体有义务按照官方思路来进行新闻报道，引导市民支持搬迁改造的舆论。
同时，在汉正街搬迁改造的报道中，新闻话语也被商业资本渗透，按照资本的逻辑来建构新闻框架，典型的话语表达为宣传汉口北的市场规模、勾画汉正街的美好蓝图，把新汉正街建构成充满现代性、能勾起人的欲望的高档商贸区这些报道；凸显汉口北商业精英的话语，并主观意象中构建这一城市空间，进行现代性的意象选择，借助文化工业的包装，汉正街被赋予一种商业形象，成为一种象征性物质、一种符号，打上了消费文化的烙印。
（二）日常生活叙事的民间话语表达
民间话语是指与官方话语相对的表达，区别于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官方媒体的媒体议程和媒体表达，来自以新媒体和自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以及区域外媒体。
日常生活叙事是把日常生活当成是第一性的、根本性的审美表现对象，强调从日常生活出发，回到日常生活。而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是人，个体的命运常常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风云，再现丰富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表达普通市民的利益诉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而汉正街，作为一个积淀深厚、多元荟萃的都市空间，每天在此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同人交织制造不同事件，利益诉求、历史拼贴、空间异质，在这一方寸之地频繁呈现，这些丰富的日常生活实践，脱离人的生活的物质空间也没有任何意义而言。空间并不是脱离了各种意义的抽象存在，而是隐藏着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自上而下的精英旁观者的姿态，不同人的体验及日常生活的意义等联系起来考虑，根本无法充分理解城市空间。
比如，腾讯大楚网的视听原创草根访谈节目《汉正街搬迁实录——微记录?大视角》，一改以往“宏大叙事”的着眼点和旁观者的精英角色，通过跟踪采访汉正街上扁担工杨昌红的日常生活变化，通过几个个案的细化比较和一天活动轨迹的系统记录，探讨了扁担工个体活动存在的一些差异现象和原因，加深了对于扁担工群体行为模式的认识：城市空间的改造进程也在改变原有的空间特征，扁担工生存依赖的生活空间条件难以在汉正街现有改造策略下保留或延续。该节目关注市民的行为以及空间使用的意义，增强了市民参与度，加强了人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在互动中发生故事，生成记忆，提供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相互交往的平台，建构出更为丰富的意义层，该报道反映出汉正街原有的市井生态遭到破坏，对汉正街未来发展的观望态度。
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指出:“无情的理性化是当代城市最大的现实。”但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却在形成着一种反力，它包括各种匿名的创造和边缘化的实践和仪式等，它抵抗着并逐渐消解了汉正街中所谓的理性建造。可见，关于汉正街中的日常生活报道，一方面有助于读者建构历史记忆的“第三空间”，形成读者对空间与集体记忆关联性的阐释，有利于市民的城市认同及自身身份的提升与象征；但另一方面，它是隐藏的文本，是消解现代性以及规训控制的力量源泉，“汉正街以自发的或下意识的形式，对这一社会现实做另一种阐释，使得汉正街城市空间结构显现。因此在汉正街，作为理性控制的经济原则与市民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张力让很多媒体认识到汉正街城市空间重新整合的潜在反抗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日常生活是与政治生活相区别的作为大众的一种社会实践方式，约翰?费斯克将日常生活视为普通人对抗将他们纳入其中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实践。在对话成为可能、个体意识出现的多元化社会，个人的日常生活必然要从长期被压抑、被忽略的角落走出来，以显示自己的力量、身份和地位，并借此反抗权威和专制。这种日常生活视野下的叙事，体现出的正是个体意识觉醒的结果。把自我当做对象来考察和研究，当作加工和改造的对象来观照。这种诉求是个体独立意志的表达，任何强权或意识均与其无关，这正是对官方话语的消解与反抗。
三、对策研究：媒介的协商途径
电视媒介关于汉正街搬迁报道的差异体现了媒介以及媒介背后的社会不同主体对于搬迁问题的不同观念导向，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特别是知识公众对于现代化转型问题的观念分歧，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经济有效”和“空间正义”的发展价值观冲突。在长期的GDP政绩观的主导下，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经济利益至上”的发展主义原则，拆旧城造新城。而随着物质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改善，公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考量，不光是GDP的增长，而是要落实对城市文化的全面提高、对普通市民的权益保护。这种“发展主义”和“空间正义”的对立观念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体现为搬迁话语的强烈冲突和不可调和。
电视媒介对于汉正街搬迁改造的报道，携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反映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对于文化保护、空间正义的追求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矛盾冲突。地方媒介高调的宣传性话语充斥着发展主义的意识思维，将政府和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流露出对GDP和政绩的狂热。而在异地媒介和网络媒介的报道以及民间社会的人际传播中，汉正街搬迁改造与民间日常生活、专业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消解了地方政府及当地媒介的蓝图阐释和经济利益承诺，暴露出了官民对于发展问题与文化保护和权利意识的认知冲突和观念落差。
在各种利益交织的转型期中国社会里，电视媒体的沟通、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汉正街空间的生产和空间的再造，能够促进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创造巨大的经济效应，但同时，它也是建立在不断剥夺汉正街小市民对空间居住和享有权的基础之上的，是对空间正义原则的损害。汉正街都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既存在各方共同的利益追求，也存在着各种分歧，甚至冲突。冲突的解决之道在于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平衡各方话语表达。电视媒体有必要给不同利益阶层的群体以平等对话的机会，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加强各阶层的沟通与了解。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进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共识、信任与合作，成为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实现多方共赢的第三方力量。
参考文献：
[1] 马振华.日常生活视野下的都市空间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2009.
[2] 曾一果.想象城市——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3] (荷)托伊恩?A,(荷)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关键词：话语表达；电视媒体建构；权力规划；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034-02
弄潮的汉正街正面临着搬迁的现实，处于理性规划和建设。本文以汉正街2011年搬迁前后的电视新闻报道，分析在政府和资本的作用下，媒体如何参与汉正街这一都市空间的生产。
概括而言，在汉正街迎来命运的关键历史时刻，汉正街已经成为“寻租”空间，各种区域的电视媒体在完成建构搬迁事实的同时，还在找寻价值资源的动员，形成一种支配与反抗的艺术，即“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延伸出不同的空间话语。
一、不同电视媒体的报道文本分析
本地电视媒体在报道搬迁改造时的态度，大都以正效果和正面反应为主。比如《涅槃重生 古老汉正街的搬迁之路》《汉正街综合整治和搬迁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等报道中建构出汉正街落后、搬迁是历史的必然、根除安全隐患、劝说搬迁、搬迁对各方无害、政策宣传、职能部门有人情味、发展主义的内容框架。本地电视媒体围绕搬迁进展的新闻建构中，采用的信息源结构是不平衡的、过度精英化的。所引用的信息源主要来自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行政部门、规划设计院、卓尔控股集团的商业精英、房地产等企业界负责人，还包括少部分普通市民及汉正街的商户等。政治精英、商业精英以及部分支持汉正街搬迁的商户的意见被有意凸显和强化，而较少呈现搬迁反对者和利益冲突者的声音。
比较而言，异地电视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在报道汉正街搬迁时，表现出与本地媒体不同的媒介生产景观。在内容上，多数报道体现出对汉正街搬迁的观望态度，建构出汉正街未来不明的新闻框架。信息源方面，大量引用普通市民的话语，尤其是生活在汉正街里、与汉正街搬迁有利益关系的商户、司机、搬运工等群体。视角对准汉正街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以普通的日常生活为本位来叙事。
二、权力规划与日常生活：不同场域中的话语表达路径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不同电视媒介之间出现了话语分歧，形成了不同场域的话语表达，呈现出不同的表现路径，也产生的不同的影响效果。
（一）现代性规划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隐蔽在商业化的话语霸权表达
地方媒体无论是在内容主题、事实选择、信息源，还是关键词和感情基调方面，都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解释他们的考虑，所报道的新闻事实，表现出强烈的长官意志。内容主题以宣传官方政策、报道搬迁改造进展为主；信源多数是政府官员、新闻发布会、通气会等等；所选事实旨在说明汉正街应该进行搬迁改造以及改造后能带来巨大经济收益；关键词和基调也体现出对搬迁政策积极、正面的肯定。这样的报道体现了话语表达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又源于权力的干预。因而在权力的掌控下，媒体有义务按照官方思路来进行新闻报道，引导市民支持搬迁改造的舆论。
同时，在汉正街搬迁改造的报道中，新闻话语也被商业资本渗透，按照资本的逻辑来建构新闻框架，典型的话语表达为宣传汉口北的市场规模、勾画汉正街的美好蓝图，把新汉正街建构成充满现代性、能勾起人的欲望的高档商贸区这些报道；凸显汉口北商业精英的话语，并主观意象中构建这一城市空间，进行现代性的意象选择，借助文化工业的包装，汉正街被赋予一种商业形象，成为一种象征性物质、一种符号，打上了消费文化的烙印。
（二）日常生活叙事的民间话语表达
民间话语是指与官方话语相对的表达，区别于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官方媒体的媒体议程和媒体表达，来自以新媒体和自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以及区域外媒体。
日常生活叙事是把日常生活当成是第一性的、根本性的审美表现对象，强调从日常生活出发，回到日常生活。而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是人，个体的命运常常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风云，再现丰富复杂的当代社会生活，表达普通市民的利益诉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而汉正街，作为一个积淀深厚、多元荟萃的都市空间，每天在此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同人交织制造不同事件，利益诉求、历史拼贴、空间异质，在这一方寸之地频繁呈现，这些丰富的日常生活实践，脱离人的生活的物质空间也没有任何意义而言。空间并不是脱离了各种意义的抽象存在，而是隐藏着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自上而下的精英旁观者的姿态，不同人的体验及日常生活的意义等联系起来考虑，根本无法充分理解城市空间。
比如，腾讯大楚网的视听原创草根访谈节目《汉正街搬迁实录——微记录?大视角》，一改以往“宏大叙事”的着眼点和旁观者的精英角色，通过跟踪采访汉正街上扁担工杨昌红的日常生活变化，通过几个个案的细化比较和一天活动轨迹的系统记录，探讨了扁担工个体活动存在的一些差异现象和原因，加深了对于扁担工群体行为模式的认识：城市空间的改造进程也在改变原有的空间特征，扁担工生存依赖的生活空间条件难以在汉正街现有改造策略下保留或延续。该节目关注市民的行为以及空间使用的意义，增强了市民参与度，加强了人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关系，在互动中发生故事，生成记忆，提供人们在城市空间中相互交往的平台，建构出更为丰富的意义层，该报道反映出汉正街原有的市井生态遭到破坏，对汉正街未来发展的观望态度。
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指出:“无情的理性化是当代城市最大的现实。”但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却在形成着一种反力，它包括各种匿名的创造和边缘化的实践和仪式等，它抵抗着并逐渐消解了汉正街中所谓的理性建造。可见，关于汉正街中的日常生活报道，一方面有助于读者建构历史记忆的“第三空间”，形成读者对空间与集体记忆关联性的阐释，有利于市民的城市认同及自身身份的提升与象征；但另一方面，它是隐藏的文本，是消解现代性以及规训控制的力量源泉，“汉正街以自发的或下意识的形式，对这一社会现实做另一种阐释，使得汉正街城市空间结构显现。因此在汉正街，作为理性控制的经济原则与市民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张力让很多媒体认识到汉正街城市空间重新整合的潜在反抗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日常生活是与政治生活相区别的作为大众的一种社会实践方式，约翰?费斯克将日常生活视为普通人对抗将他们纳入其中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实践。在对话成为可能、个体意识出现的多元化社会，个人的日常生活必然要从长期被压抑、被忽略的角落走出来，以显示自己的力量、身份和地位，并借此反抗权威和专制。这种日常生活视野下的叙事，体现出的正是个体意识觉醒的结果。把自我当做对象来考察和研究，当作加工和改造的对象来观照。这种诉求是个体独立意志的表达，任何强权或意识均与其无关，这正是对官方话语的消解与反抗。
三、对策研究：媒介的协商途径
电视媒介关于汉正街搬迁报道的差异体现了媒介以及媒介背后的社会不同主体对于搬迁问题的不同观念导向，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特别是知识公众对于现代化转型问题的观念分歧，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经济有效”和“空间正义”的发展价值观冲突。在长期的GDP政绩观的主导下，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经济利益至上”的发展主义原则，拆旧城造新城。而随着物质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改善，公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考量，不光是GDP的增长，而是要落实对城市文化的全面提高、对普通市民的权益保护。这种“发展主义”和“空间正义”的对立观念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体现为搬迁话语的强烈冲突和不可调和。
电视媒介对于汉正街搬迁改造的报道，携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反映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对于文化保护、空间正义的追求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矛盾冲突。地方媒介高调的宣传性话语充斥着发展主义的意识思维，将政府和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流露出对GDP和政绩的狂热。而在异地媒介和网络媒介的报道以及民间社会的人际传播中，汉正街搬迁改造与民间日常生活、专业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消解了地方政府及当地媒介的蓝图阐释和经济利益承诺，暴露出了官民对于发展问题与文化保护和权利意识的认知冲突和观念落差。
在各种利益交织的转型期中国社会里，电视媒体的沟通、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汉正街空间的生产和空间的再造，能够促进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创造巨大的经济效应，但同时，它也是建立在不断剥夺汉正街小市民对空间居住和享有权的基础之上的，是对空间正义原则的损害。汉正街都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既存在各方共同的利益追求，也存在着各种分歧，甚至冲突。冲突的解决之道在于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平衡各方话语表达。电视媒体有必要给不同利益阶层的群体以平等对话的机会，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加强各阶层的沟通与了解。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进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共识、信任与合作，成为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实现多方共赢的第三方力量。
参考文献：
[1] 马振华.日常生活视野下的都市空间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2009.
[2] 曾一果.想象城市——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3] (荷)托伊恩?A,(荷)梵?迪克著.曾庆香译.作为话语的新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