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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作为文学样式，是允许进行艺术虚构的。不过，将作为历史人物的状元写入戏曲，在大节上、基本史实上必须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原则，不能脱离历史真实去任意虚构；而非历史人物写入戏曲，也必须遵循生活真实性的原则，不能离开生活真实去胡编乱造。我国古代戏曲对状元形象的塑造，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实有其人，实有其事
凡是以历史上的状元为中心人物来写戏曲，往往是通过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使人们从中了解历史，认识人物并得到某种启示。这类戏曲允许适当虚构，但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应有历史依据。
明传奇《压山烈》写文天祥孤军入卫，兵败被俘，劝降不屈，英勇就义。清初杂剧《西台记》写文天祥被俘不屈、张士杰死难海上、谢翱西台哭祭；清传奇《冬青树》写文天祥拒降不屈；川剧《柴市节》写文天祥痛斥留梦炎的诱降，慷慨就义，等等，主要的人物和事件在《宋史·文天祥传》中均有记载。《柴市节》中众百姓生祭文丞相，虽史书无载，却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真情。其他剧目中也有一些虚构，甚至封建迷信(如《厓山烈》中伍员奉上帝旨意灭宋兴元，待元军拔寨，始准钱江潮来)，但虚构成份不多。由于作者抓住了文天祥的性格特征，善于通过典型情节和细节来刻划人物形象，突出了文天祥宁死不屈的崇高品质，故而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清杂剧集《花间九奏》中《对山救友》，写明状元康海为救好友李梦阳往见权阉刘瑾，遭清议痛责而罢官的故事，在《明史·康海传》中亦有记载。
应该承认，这些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状元戏，因受历史的局限，远不如虚实结合得好的剧目影响大。
二、实有其人，事多虚构
这类戏曲以历史上的状元为原型，大多抓住一点铺写，或杂取他人事实，融合一人身上，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
明传奇《彩楼记》、弋阳腔《破窑记》中的状元吕蒙正是历史人物；其他主要的人物、事件，大多虚构。史载，吕蒙正，父龟图，官起居郎，多内宠，“与妻刘氏不协，并蒙正出之。”刘氏誓不复嫁，母子同居龙门山中，生活贫困。吕蒙正发愤苦学，考中状元，迎双亲“异室而处”，奉养备至。后三入相位，时称贤相。在历史上，吕蒙正妻为宋氏，而吕蒙正并无戏曲中相府招赘和夫妻被逐困居寒窑之事。
明人王骥德《曲律》云：“戏剧之道，出之贵实，用之贵虚。”吕蒙正与母刘氏贫居龙门山为实，剧中改为吕与妻刘千金(或刘翠屏)贫守寒窑为虚；吕蒙正被讥为渴睡汉是实，剧中写其打钟后投斋受辱是虚。作者采实用虚，铺衍成戏，颇得虚实相济之道。
清人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论作剧“审虚实”云：“传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随人拈取。……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
李渔“审虚实”又云：“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若谓古事皆实，则《西扇》、《琵琶》，推为曲中之祖，莺莺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饿莩其亲，五娘之干盅其夫，见于何书?……非用古人姓字为难，使与满场脚色同时共事之为难也；非查古人事实为难，使与本等情由贯串合一之为难也。”这段话强调艺术虚构的必要性和正确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琵琶记》中蔡邕父母饿死、赵五娘吃糠等情节虽属虚构，却是以元末明初高则诚于战乱之际目睹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真实生活为基础的。《破窑记》中刘千金有《咏破窑诗》：“团围都是壁，四处没风来。有朝归寿口，不用买棺材。”后两句，吕蒙正不爱听，改为“有朝身荣贵，改作栋梁材。”虽纯属虚构，却有助于展示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色彩。王播“惭隗阔黎饭后钟”的故事移至吕蒙正身上亦巧妙得宜，正如清人钱静方《(彩楼记)院本考》所评：“木兰寺饭后钟，系唐王播事，剧本借之，以粉饰蒙正贫时景状，盖文人不遇，大抵如斯，固可叹也。”《彩楼记》、《破窑记》中的吕蒙正，实有其人。其他主要人物、事件虽多虚构，但由于虚实相补、两得其宜，做到了“满场脚色同时共事”，“使与本等情由贯串合一”，因而脍炙人口，历演不衰。
除《彩楼记》、《破窑记》中的吕蒙正外，《荆钗记》中的王十朋，宋南戏《王魁负桂英》及其以后的元杂剧、明传奇、清末川剧王魁的原型王俊民，《郁轮袍》中的王维，《三元记》中的冯京，《香囊记》中张九成，《传胪记》中的梁颢，《断机记》中的商辂，《锦笺记》中的王曾，都是历史上的状元，均是实有其人，事多虚构。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论列。
上述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遵循戏剧规律，善于虚实相补，巧妙自然，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魅力。
三、于史无征，人事皆虚
文艺作品要真实地、典型地反映现实生活，必须要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并对现实生活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使之达到艺术真实的高度，这样才能集中地、典型地反映现实生活，塑造出鲜明生动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在古代戏曲中，于史无征，人、事皆虚的状元戏最多，因为这种情况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下面以《李娃传》、《绣襦记》为例来谈谈这类作品的虚实比照问题。
唐传奇《李娃传》为白行简根据民间故事《一枝花》艺术加工而成，写荥阳公子与长安名妓李娃悲欢离合的故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元人已本其事为《曲江池》，明薛近兖则以作《绣襦记》。”
《绣襦记》保留了《李娃传》主要的人物、事件，虚构了《剔目劝学》、《却婚受仆》两场，使情节更加曲折，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李娃传》中，是通过李娃买书、伴读、劝学以及荥阳公子听从劝告、愿意苦读、连科及第等细节来表现夫妻关系，突出人物形象的。
《绣襦记》中，李亚仙把生病乞食的郑元和接回家中细心照料，卖钗买书，劝郑元和读书上进，求取功名。谁知郑却贪恋美色，不愿苦读，使她大为失望。她不愿“为妾一身，损君百行”，终于下定决心，忍痛采取刺目劝学的果断行动，使郑元和猛然警醒而奋志苦学，应试高中。这个刺目劝学的情节，虽非实事，但对于塑造李亚仙的动人形象，推动剧情的发展，增强艺术感染力，作用不小。
《却婚受仆》一场，写郑元和高中状元之后，接受曾学士送还家童来兴，却断然拒绝崔尚书为曾学士之女作媒：“别事昕从，这亲事决不敢奉老先生之命。”这个情节，生动地表现了郑元和对李亚仙救己残生，刺目劝学发自内心的感激及高中做官后不忘糟糠之妻的坚贞爱情，也为后面他劝说李亚仙同去剑门，巧遇父母，俯允亲事，夫妻团圆几场戏作了有力的铺垫。这对郑元和形象的塑造，抹上了光彩一笔。
宋南戏《张协状元》中的张协，《金钗记》中的刘希必，元杂剧《拜月亭》中的蒋世隆，《半夜雷轰荐福碑》中的张镐，明传奇《玉玦记》中的王商，《梦磊记》中的文景昭，《邯郸记》、《樱桃梦》中的卢生，《红梨记》中的赵汝舟，《彩舟记》中的江情、《西楼记》中的于鹃，《珍珠记》、《还魂记》中的高文举，清传奇《风筝误》中的韩琦仲，《天下乐》中的钟馗，清传统剧目《秦香莲》中的陈世美，《玉堂春》中的王金龙，均非历史上的状元；剧中的主要人物、事件，纯属艺术虚构。由于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并非作者脱离现实的主观臆造，而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艺术构思；作者善于把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虚中有实。以虚见实，通过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所以它们才能作为优秀剧目而脍炙人口，广泛流传，历演不衰。
应该说，严格按照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来写状元戏，确有许多局限，这诚如鲁迅所言：“据旧史则难于抒写”(《中国小说史略》)。所以，有影响的状元戏，乃是采用“实有其人，事多虚构”、“于史无征，人、事皆虚”的创作方式来塑造状元形象的。因为它们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历史题材或非历史题材的戏曲乃至影视剧的创作，无疑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一、实有其人，实有其事
凡是以历史上的状元为中心人物来写戏曲，往往是通过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使人们从中了解历史，认识人物并得到某种启示。这类戏曲允许适当虚构，但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应有历史依据。
明传奇《压山烈》写文天祥孤军入卫，兵败被俘，劝降不屈，英勇就义。清初杂剧《西台记》写文天祥被俘不屈、张士杰死难海上、谢翱西台哭祭；清传奇《冬青树》写文天祥拒降不屈；川剧《柴市节》写文天祥痛斥留梦炎的诱降，慷慨就义，等等，主要的人物和事件在《宋史·文天祥传》中均有记载。《柴市节》中众百姓生祭文丞相，虽史书无载，却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真情。其他剧目中也有一些虚构，甚至封建迷信(如《厓山烈》中伍员奉上帝旨意灭宋兴元，待元军拔寨，始准钱江潮来)，但虚构成份不多。由于作者抓住了文天祥的性格特征，善于通过典型情节和细节来刻划人物形象，突出了文天祥宁死不屈的崇高品质，故而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清杂剧集《花间九奏》中《对山救友》，写明状元康海为救好友李梦阳往见权阉刘瑾，遭清议痛责而罢官的故事，在《明史·康海传》中亦有记载。
应该承认，这些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状元戏，因受历史的局限，远不如虚实结合得好的剧目影响大。
二、实有其人，事多虚构
这类戏曲以历史上的状元为原型，大多抓住一点铺写，或杂取他人事实，融合一人身上，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
明传奇《彩楼记》、弋阳腔《破窑记》中的状元吕蒙正是历史人物；其他主要的人物、事件，大多虚构。史载，吕蒙正，父龟图，官起居郎，多内宠，“与妻刘氏不协，并蒙正出之。”刘氏誓不复嫁，母子同居龙门山中，生活贫困。吕蒙正发愤苦学，考中状元，迎双亲“异室而处”，奉养备至。后三入相位，时称贤相。在历史上，吕蒙正妻为宋氏，而吕蒙正并无戏曲中相府招赘和夫妻被逐困居寒窑之事。
明人王骥德《曲律》云：“戏剧之道，出之贵实，用之贵虚。”吕蒙正与母刘氏贫居龙门山为实，剧中改为吕与妻刘千金(或刘翠屏)贫守寒窑为虚；吕蒙正被讥为渴睡汉是实，剧中写其打钟后投斋受辱是虚。作者采实用虚，铺衍成戏，颇得虚实相济之道。
清人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论作剧“审虚实”云：“传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随人拈取。……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
李渔“审虚实”又云：“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若谓古事皆实，则《西扇》、《琵琶》，推为曲中之祖，莺莺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饿莩其亲，五娘之干盅其夫，见于何书?……非用古人姓字为难，使与满场脚色同时共事之为难也；非查古人事实为难，使与本等情由贯串合一之为难也。”这段话强调艺术虚构的必要性和正确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琵琶记》中蔡邕父母饿死、赵五娘吃糠等情节虽属虚构，却是以元末明初高则诚于战乱之际目睹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真实生活为基础的。《破窑记》中刘千金有《咏破窑诗》：“团围都是壁，四处没风来。有朝归寿口，不用买棺材。”后两句，吕蒙正不爱听，改为“有朝身荣贵，改作栋梁材。”虽纯属虚构，却有助于展示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色彩。王播“惭隗阔黎饭后钟”的故事移至吕蒙正身上亦巧妙得宜，正如清人钱静方《(彩楼记)院本考》所评：“木兰寺饭后钟，系唐王播事，剧本借之，以粉饰蒙正贫时景状，盖文人不遇，大抵如斯，固可叹也。”《彩楼记》、《破窑记》中的吕蒙正，实有其人。其他主要人物、事件虽多虚构，但由于虚实相补、两得其宜，做到了“满场脚色同时共事”，“使与本等情由贯串合一”，因而脍炙人口，历演不衰。
除《彩楼记》、《破窑记》中的吕蒙正外，《荆钗记》中的王十朋，宋南戏《王魁负桂英》及其以后的元杂剧、明传奇、清末川剧王魁的原型王俊民，《郁轮袍》中的王维，《三元记》中的冯京，《香囊记》中张九成，《传胪记》中的梁颢，《断机记》中的商辂，《锦笺记》中的王曾，都是历史上的状元，均是实有其人，事多虚构。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论列。
上述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遵循戏剧规律，善于虚实相补，巧妙自然，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魅力。
三、于史无征，人事皆虚
文艺作品要真实地、典型地反映现实生活，必须要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并对现实生活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使之达到艺术真实的高度，这样才能集中地、典型地反映现实生活，塑造出鲜明生动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在古代戏曲中，于史无征，人、事皆虚的状元戏最多，因为这种情况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下面以《李娃传》、《绣襦记》为例来谈谈这类作品的虚实比照问题。
唐传奇《李娃传》为白行简根据民间故事《一枝花》艺术加工而成，写荥阳公子与长安名妓李娃悲欢离合的故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元人已本其事为《曲江池》，明薛近兖则以作《绣襦记》。”
《绣襦记》保留了《李娃传》主要的人物、事件，虚构了《剔目劝学》、《却婚受仆》两场，使情节更加曲折，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李娃传》中，是通过李娃买书、伴读、劝学以及荥阳公子听从劝告、愿意苦读、连科及第等细节来表现夫妻关系，突出人物形象的。
《绣襦记》中，李亚仙把生病乞食的郑元和接回家中细心照料，卖钗买书，劝郑元和读书上进，求取功名。谁知郑却贪恋美色，不愿苦读，使她大为失望。她不愿“为妾一身，损君百行”，终于下定决心，忍痛采取刺目劝学的果断行动，使郑元和猛然警醒而奋志苦学，应试高中。这个刺目劝学的情节，虽非实事，但对于塑造李亚仙的动人形象，推动剧情的发展，增强艺术感染力，作用不小。
《却婚受仆》一场，写郑元和高中状元之后，接受曾学士送还家童来兴，却断然拒绝崔尚书为曾学士之女作媒：“别事昕从，这亲事决不敢奉老先生之命。”这个情节，生动地表现了郑元和对李亚仙救己残生，刺目劝学发自内心的感激及高中做官后不忘糟糠之妻的坚贞爱情，也为后面他劝说李亚仙同去剑门，巧遇父母，俯允亲事，夫妻团圆几场戏作了有力的铺垫。这对郑元和形象的塑造，抹上了光彩一笔。
宋南戏《张协状元》中的张协，《金钗记》中的刘希必，元杂剧《拜月亭》中的蒋世隆，《半夜雷轰荐福碑》中的张镐，明传奇《玉玦记》中的王商，《梦磊记》中的文景昭，《邯郸记》、《樱桃梦》中的卢生，《红梨记》中的赵汝舟，《彩舟记》中的江情、《西楼记》中的于鹃，《珍珠记》、《还魂记》中的高文举，清传奇《风筝误》中的韩琦仲，《天下乐》中的钟馗，清传统剧目《秦香莲》中的陈世美，《玉堂春》中的王金龙，均非历史上的状元；剧中的主要人物、事件，纯属艺术虚构。由于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并非作者脱离现实的主观臆造，而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艺术构思；作者善于把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虚中有实。以虚见实，通过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所以它们才能作为优秀剧目而脍炙人口，广泛流传，历演不衰。
应该说，严格按照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来写状元戏，确有许多局限，这诚如鲁迅所言：“据旧史则难于抒写”(《中国小说史略》)。所以，有影响的状元戏，乃是采用“实有其人，事多虚构”、“于史无征，人、事皆虚”的创作方式来塑造状元形象的。因为它们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历史题材或非历史题材的戏曲乃至影视剧的创作，无疑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