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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以来，我国旧城更新实践迈入了“保护”与“更新”融合平衡发展时期，而在当今倡导城市修补的新常态阶段，对城市传统文化资产的态度从“保留为主”逐渐转向“资本积累、良性经营”。以广州旧城为研究范本，探索地域文化资本在旧城更新背景下活化和经营的路径：从地域文化资本积累的角度，需搭建一个从中观统筹的地域文化资本挖掘与认定到微观实施的地域文化资本激活与复兴的经营框架，来对接现有保护规划及更新规划体系，以此共同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地域文化资本；旧城更新；经营策略；广州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8.01.01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建设的技术手段，大规模的拆旧建新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经济回报，然而却令中国城市灭失了个性变得“千城一面”。随着中国逐步深入参与全球化，城市更新的目标趋向多元与综合，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成为了旧城更新的重要议题。在更新理念上，则从保护传统文化物质空间的“新陈代谢”、“有机更新”渐渐转向活化传统文化物质与非物质空间的旧城复兴。
如今我国已经逐步迈进新常态下的城市修补时期，有别于此前的城市更新，城市修补更加强调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城市文化特色①，活化城市文化资产。这意味着在旧城更新实践上，更新思路、改造策略以及相应的规划管理制度亟需转变与优化，让旧城中那些象征着城市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整座城市的文化资本。对此，本文将以文化资本及其相关理论为切入点，以广州为研究范本，在实证检讨的基础上，思索基于地域文化资本活化与运营的旧城更新路径。
广州，这座拥有2200多年建城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自秦汉至明清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广州融汇中外文化之精华，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文化，凝结成了众多文物古迹。截至2015年底，广州有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681个，单体文物4 298个，登记保护文物单位3 157个。[1]此外，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广州，城市发展建设水平位于我国前列，旧城更新经验相对成熟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此基础上对广州旧城更新路径进行再思考与探索，将为我国地方城市建設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实践提供重要而普遍的借鉴价值。
一、城市中的文化资本理论
（一）与经济资本特性相似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进行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布迪厄通过“文化资本”揭示了社会网络中不平均的资源和权力分布以及行动者间不平等的竞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资本”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一脉相承：它们是积累的结果，能够自我增值并具有可传递性；它们同样具有物以稀为贵的特性。但“文化资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并非“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2]“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具体的状态（以精神与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书籍、图片、词典）以及体制的状态（以客观化的形式，如学术资格）。[3]除了“文化资本”，布迪厄还将资本划分为另外些类型，即“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并探讨了彼此之间的转化关系。
布迪厄对文化的“资本”特性的揭示催生了大量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一方面，对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两者的关系进行剖析。“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4]因此，只有其中经过社会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从而产生价值增量效应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才可称为“文化资本”。[5]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途径，如以“文化资本”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6]倡导文化市场培育以及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创意产业等。[7]
（二）作为城市发展文化动力的“城市文化资本”
21世纪，国内学者张鸿雁将“文化资本”理论从社会学领域延展到城市研究领域，并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城市文化资本”在一定意义上是强调城市业已存在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财富的“资本性”意义。[8]与“文化资本”不同的是，“城市文化资本”的本质是公共财富的制度性安排和历史结晶，具有典型的公共价值。[9]
张鸿雁以“城市文化资本”来研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将“城市文化资本”作为城市的“文化动力因”，并从城市宏观层面、城市系统层面提出了以城市形象系统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城市形象系统具体包括城市理念、城市行为以及城市视觉三个子系统，通过对这三大子系统的整体构建来塑造城市的个性、提升城市总体价值与核心竞争力。张鸿雁在“城市文化资本”理论中也提及“历史地段”的重要性，但他更多的是主张“推陈出新”，以建立城市新行为文化主义，而视文化遗存符号为城市文化创新的物质基础。“城市文化资本”是我国城市形象营销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当中采用了大量城市意向、企业经营、营销传播的理论方法来讨论对城市文化资本的运作。
二、文化资本及相关理论下旧城更新的解读
城市更新的理论与实践最早源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多年来，城市更新的理论不断演替，文化的重要性在城市更新（尤其是旧城更新）中渐渐地显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本思想”成为了城市更新的主要理论依据，其中就体现在对旧城“历史价值”的保护上。[10]20世纪70～80年代，面对内城经济衰退问题，西方国家纷纷尝试以文化艺术刺激经济复苏，形成了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culture-led regeneration）模式。这股“文化复兴”之风后来席卷全球，催生了大量运作城市文化资本的旧城更新实践。
（一）旧城更新中文化资本的经营：文化为谁复兴？ 城市中那些能够凝聚或浓缩某个特定地方的历史、文化、生产或生活方式，值得保留和传承的，都属于城市的文化资本，它们可能是传统的，也可能是当代的。[11]引申布迪厄“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城市文化资本也具有三种形式，它们的关系为：具体的状态是城市文化资本的核心，客观的状态是城市文化资本的表达与传递的基础（图1）。当我们谈论一个城市旧城的文化资本的时候，应指向历史地段中那些传统的文化资本，也就是那个城市的地域文化资本。从文化资本的经营效果来看，现有的国内外旧城文化资本的利用实践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型，即以成都为典型的旅游经济增长型与以热那亚为典型的生活品质改善型（表1）。
成都与热那亚同为著名的旅游城市，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资本的经营方式。以成都为代表的旅游经济增长型的文化资本经营，重视城市文化资本客观的状态的效益转化，往往涉及到一定规模的拆迁新建与功能置换。其城市文化资本转化的逻辑是，通过物质改造策略将历史文化符号化，移植与融入全球化的消费文化，从而获得资本最大化下的空间生产效益。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小部分城市内部主体和城市外部竞争的文化诉求，获益的是政府（应对财政问题）、中产阶层以及游客（解决文化消费需求），[12]文化资本更多地是转化为外来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外来消费者、政府及运营企业获益；非在地的社会关系与网络的渗入）。然而，以热那亚为典型的生活品质改善型的文化资本经营，则着眼于城市文化资本具体的状态与客观的状态两者的效益转化，把历史中心视为整个城市环境的基础设施，考虑其公共属性，将历史文脉视作结构来组织起富有都市风格的宜居性城市区域。它强调文化资本的本土性，将其更多地转化为内在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作为资本拥有者的居民、商家获益；在地文化传播与认同感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吸引外来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
（二）当前旧城更新的文化内涵
在实际操作中，旧城更新除了是对历史文化资本的保护与发展，更是在一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多主体多利益制衡下的谈判与协商。这意味着，一个绝对好的更新策略是不存在的，所谓“好”的更新策略是一定经济社会背景下社会公共价值观的表达。
某种程度上，成都对锦里、宽窄巷子所采取的策略类似于文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文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城市面貌、刺激经济短期增长，它更多是经济复兴导向而并非文化复兴（特别是本土文化）导向的。不可否认的是，它適应了当时经济高速增长的旧常态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满足了城市间文化竞争博弈诉求，且对本土文化资产的挖掘与文化资本的利用策略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但它存在着与文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相同的弊端，过多追求经济发展往往导致如缺乏对当地居民文化需求回应、引起地方文化的变异以及触发文化趋同化危机等问题，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侵蚀着历史文脉的原真性。
在我国当前的新常态经济社会背景下，对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尊重、对在地社区与地域文化关联性的关注，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换句话来说，社会公共价值观不再仅关注文化资本客观的状态，同样重视其具体的状态，也就是“生活真实性”。“生活真实性”的多少，不仅影响着城市文化资本内部的继承与积累，同时以“物以稀为贵”原则影响着城市文化资本的转化效益。因此，现阶段旧城更新的目标应为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承下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注重对地域文化根植性的继承与地域文化资本的积累，并进一步挖掘、激活地域文化资本。
三、广州旧城更新实践——一个地域文化资本经营的研究读本
（一）广州旧城的历史文化资源
作为建城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自秦汉以来，广州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广州城自唐代“州城三重”，到宋代修建子城，至明清时期城廓基本定型。整座广州城坐北朝南，依山面水。古人依水系而建城墙，又顺势通六脉渠入城，形成具有水城特色的古城格局。古城区内沉淀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古城历史上建有多重城墙、16重城门、两条护城水系（东、西濠涌）以及记录了自唐代至明清历史足迹的城市主干道“永汉路”（今北京路上的古代传统中轴线“千年古道”）。
除此之外，在明末清初，广州城西门以外兴建十八甫，开设十三行，形成西关一带的商贸中心。清朝时期，十三行行商活动为广州“千年商都”带来繁盛的商贸金融文化，在长堤沿江一带形成民间传统金融区与历史名人置业建宅的聚集地。民国时期，广州建立起连接云山（越秀山）珠水（珠江），跨越中山纪念堂、市人民政府、海珠广场的近代传统中轴线，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广州会聚华侨富商巨贾，在东山一带形成红砖洋楼特色建筑景观（图2）。这些在广州历史城区中积累下来的丰富多样的历史遗迹，在城市扩张与建设中，有的早已荡然无存，有的虽保留至今但却日渐衰败。
（二）地域文化资本的运营——广州旧城更新实践回顾
1. 旧城保护与更新管理机制
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对待地域文化资源，是一个在广州旧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旧城更新大致经历了 “市场驱动、大拆大建”、“政府包办、严格保护”与 “政府主导、整体保护更新并行”三个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广州虽然已被评为历史文化名城，但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并未被当时的城市规划管理所重视。旧城更新主要采取释放土地价值潜力、利益最大化的大拆大建模式。21世纪初，地域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性成为了社会共识。政府吸取此前经验，禁止开发商参与旧城改造，对旧城采取严格保护、谨慎更新的态度。2010年至今，随着全球城市间文化竞争日益激烈、历史文化保护与“存量”盘活渐渐成为城市工作重心，旧城“保护”与“更新”两者进一步相融，着重地域文化资源向资本的转化、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
从“更新”与“保护”二元对立到两者相互融合、相互平衡，广州渐渐形成了一套立足地域文化资本保护、挖掘、运作的规划管理机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与“三旧”改造规划体系虽各自成系统，但两者之间从宏观、中观、微观进行城市功能格局、用地分级差异化更新管控、控规实施等多方面的规划建设指引整合（图3）。 2. 历史街区的更新实施
在旧城保护更新实践的背景下，广州至今共公布了26片历史文化街区，并对其展开了保护更新工作。以其中8片更新活化力度相对较大的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表2），各片历史文化街區整体上以保护为原则和出发点，体现为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环境进行保护及修缮；在活化方面，部分街区采取了商业入驻的更新方式来激活街区的休闲商业氛围，或通过景观整治与塑造打造文化旅游区，但多数街区存在历史文化要素未被充分挖掘并展示、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空置且未利用等现象。
（三）广州地域文化资本运营的现存问题
1. 新文化的兴起极大弱化了传统地域文化认同感
21世纪初，在广州旧城严格保护、缓慢更新的时期，新城的发展建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从1992年广州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规划的编制，到2009年城市地标广州塔的建成，到2010年亚运会将广州现代文化推上国际舞台的大事件，十年间，广州新中轴线在天河应运而生。珠江新城成为了广州国际化城市形象的“窗口”，花城广场成为了广州的城市客厅，广州塔成为了广州的新城市意向，这意味着广州的“新城市文化资本”正逐渐成型。
新文化消费时代之下，相比起代表着“最广州”的传统地域文化，人们更加愿意消费与国际接轨的新兴文化。而人们对新文化的包容与接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对传统地域文化的关注，并且减弱了人们对广州地域文化的认知。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广州，其文化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仍根植于它丰富的传统地域文化，而传统地域文化在支撑城市形象代表性的减弱、人们对传统地域文化认同感的降低，都将限制着广州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文化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2. 地域文化资本的活化利用效益不高
从城市规划管理体系上看，广州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城市地域文化资源保护与资本化利用的框架，但从编制情况来看，26片历史文化街区仍有9片尚未编制保护规划（图4），整个管理体系仍在完善中。此外，已有管理体系对地域文化资本的管控利用框架仍只是停留在以保护为主的层面上，对其挖掘、运作的指导实施细节仍有较大欠缺。
广州旧城的历史资源丰富、文化多样，但曾经的大规模建设极大破坏了旧城原有的物质空间形态，这其中包括了大量历史遗迹。城市文化资本利用的前提是对文化资产的挖掘，尤其是这些旧城已遗失了的重要历史线索。广州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下对大量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文化资产的挖掘与认定。近年来，对素有“小秦淮”之称的荔枝湾涌进行复涌活化，对曾经的护城河东濠涌进行整治利用，对“千年古道”原址进行展示，但无论从旧城的整体格局，还是具体到历史街区内文化要素等文化资产的活化利用，仍远远不够。从目前已实施更新的部分历史街区来看，对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大多采用立面整治修缮、环境提升等偏重保护的方式而较少促生附加功能与价值，其地域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并未能很好地体现。
四、广州旧城地域文化资本经营路径探索
（一）地域文化资本经营的逻辑
地域文化资本的文化价值，最先可以追溯到其具体的形态，即文化的原真性。这种“原真性”浓缩了一个地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文化资本积累过程的基础。通过对承载这种文化本质的客观载体进行价值判断与认定，以及出台具有法律效应的体制进行管控和保护，如对历史建筑或历史街区进行挂牌认定，使其成为文化资产留存下来，进而激发其经济潜能，使这种保留下来的地域文化价值得以“资本化”（图5）。
文化资本的积累通常需要一种再生产的方式来促进，[11]这意味着，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是一个不断促进文化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过程。这个经营过程是一种与文化资本积累“反向”进行的过程。首先在对文化资产进行认定和保护的体制上要探索新的路径，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更新和利用持有开放的思想与态度，对城市更新与文化经营的规划管理机制进行创新性的改革，并采取多层次的经营策略使地域文化资本得以积累下来。进而，对文化载体这种客观形态进行物质更新，通过这种媒介的经营来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与社会资本转化。城市空间与场所是人们对文化认知的物质基础，也是最容易被感知的一种文化资本的形态，而在今天的城市更新进程中，许多地域文化资本的活化利用只进行到物质形态更新的一步，在不断产生经济价值的同时，却忽视了对物质实体中所承载的文化本质的挖掘与保留。因此，在对文化资本的更新经营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在物质更新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对地域文化的再现与继承，还原历史生活的真实性和本土性，真正实现内在文化资本的积累与本土文化认同感的提升。
这样的“经营―积累”良性循环，使文化资本在旧城更新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并积累，对于那些被判断为具有历史特色的但尚未被认定、尚未被挖掘历史特色的传统风貌街区，这样的过程能有效地推动其文化本质与文化价值的认定，进而向具有法律效应的历史文化街区的方向转变，最终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最本质的地域文化在这些传统街区中流传下来并焕发活力。以地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资本积累和经营，对广州旧城更新的路径探索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广州旧城地域文化资本经营对策建议
1.管理机制：“中观-微观”的多层次历史要素联动活化
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依赖于一套完整的基于其保护及利用的规划管理制度的建立，它包括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对文化资源进行资产的认定与保护以及对其进行资本化的利用。目前广州的相关管理制度则更多着重建立对文化资源多层次的挖掘、认定与保护框架上，对文化资产的资本化利用则基本局限在街区及建筑这一微观尺度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地域文化资本的碎片化利用，影响了它的转化效益（因为城市文化资本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所形成的环境意向）。由于一种占支配性的传统文化往往占据着一定范围的区域，并在这区域中生长出象征这种文化的物质要素（建筑、道路、城墙、水系等），这些物质要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意向。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这些物质要素的消失使得传统文化的内部联系断裂，也正是这种断裂大大削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因此，对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不仅需关注那些碎片式的历史遗存，更应修复以及重新建立起这种地域文化联系，形成一个囊括文化区域-历史街区-历史路径-历史标志，从中观到微观、多层次的管理机制。 广州旧城中有传统西关文化、十三行行商文化、十三行府邸文化、千年古城与近代革命文化、民国东山文化这五大文化区域，每个文化区域中均分布了若干个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风貌街区。在中观层面，针对不同文化區域，应对各层次地域文化资产进行挖掘与识别，运用城市设计的手法对这些不同层次的历史要素进行“点-线-面”整体格局串联，以此来搭建一个地域历史文化景观网络。在此基础上，在微观层面针对该文化区域中的“点―线―面”进行具体的活化指引。如对面状要素——不同的历史街区，进行差异化的活化策划指引；对线状要素——历史街道、水系、城墙，进行历史景观修复与重塑指引；对点状要素——历史标志，进行修缮、改造指引。
2.改造方式：“以旧为新”的历史记忆修复与多方参与的微改造
对于大部分城市文化资本来说，它的效益转化主要依托的是城市空间，城市空间作为容纳社会的交易与服务的最重要的场所，它能使得城市文化资本产生最主要的附加功能与价值。因此，对城市文化资本的客观的形态的改造，是整个经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对于地域文化资本来说，改造的关键在于塑造与该地域文化本质密切相联的物质空间，故对象不仅在于历史遗存，亦应包括那些已消失的但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物质要素。对广州旧城而言，这是充分展示与利用其沉淀千年的地域文化资本的关键。具体来说，这主要是包括对已灭失的历史记忆进行修复与恢复，以及对已有的历史物质遗存进行更新改造。这并不意味着新建假古董（如成都锦里）与拆迁改造（如佛山岭南天地），而是结合创新的设计手段以及多方参与协商的机制共同完成，以此达到挖掘与利用、保护与发展的相互融合。
（1）“以旧为新”地修复旧城历史记忆
走在今天的广州旧城中，人们很难联想到这里是曾是千年古都。被填埋或掩盖的历史水系、被推倒的城垣、被拆除的牌坊以及被破坏的历史街道在广州旧城大量存在，这些历史要素如今与一般马路、街道相差无几，恢复、修复这些历史记忆应是广州旧城地域文化复兴的关键。对此，杭州南宋御街有机更新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南宋御街有机更新中基于历史信息与历史旧址，对御街物质空间的改造通过“古中有新、神似而非形似”的设计手法，还原历史上的整体空间格局、重现历史上的景观格局，并将御街遗址展现与历史生活场景小品景观相结合，以此达到现代语境下的历史记忆复原与感知。对于广州旧城来说，由于现状条件不一，历史记忆修复应结合多元化的城市景观设计手法，将旧址的历史意向通过多样化的展示与现状街道、公共空间及景观系统相融合。
（2）推广多方参与的微改造
历史街区作为历史物质遗存集聚的基本单元，是地域文化资本经营的主要抓手。相比于此前流行的大规模拆旧建新式的改造，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造模式②已被学术界认定为一种最利于延续与保护当地文脉的改造方式，尤其是针对居住属性的历史街区。在我国，居住属性的历史街区在各个城市中均大量存在，广州的26片历史文化街区中，就有16片为居住属性的历史街区。在空间形态上，微改造注重整体风貌与空间格局保留，适当抽疏建筑以优化环境品质，以产权为单位对建筑进行局部更新改造，在保留地域文化本质的基础上使得传统的功能空间适应现代需求。微改造作为一种微创式的干预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的社区网络，但也带来了较大的决策与实施成本，能否有效地形成多方利益平衡、多方协商的机制成为关键。目前广州已在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中探索微改造模式，将政府、开发商、居民共同纳入决策与实施机制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房屋租金的持续上涨、访客的逐渐增加等），但尚未形成多方参与的范式，仍需进一步探索与推广。
3.复兴策略：以多元化城市服务设施为核心、公房为触媒的在地文化激活
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需要建立在对其客观的形态的更新改造上，然而，仅对客观的形态的更新改造并不意味着对地域文化资本的良性经营，而是有可能随着资本效益的产生而使得文化本源反而被逐渐削弱。因此，一个良性的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方式，它的本质在于留存与传承传统的生产、生活、商业、文化活动，进而通过这些活动，实现经济利润的产出和社会关切、事件与人才在该地区的关系叠加与融汇，[11]而非仅依赖客观的形态的资本转化。这些活动与服务，不仅需要与所在的历史街区属性相容，更需要结合在地文化进行差异化运作。
根据街区属性，广州旧城的历史街区能大致划分为居住属性历史街区、商业属性历史街区以及文化属性历史街区三大类别，体现为从城市私人物品到城市公共物品的三个基本形态。对于不同类型的历史街区，引入的服务与活动应有所侧重：居住属性历史街区，需留存原有的生产、生活活动，以特色社区商业与公共配套为主；商业属性历史街区，需结合传统商业，以融入大众消费商业服务为主；文化属性历史街区，则需考虑其公共属性，以融入文化展示、文化教育为主。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需延续原有的生活、生产结构，故应尊重私有产权，从政府可调控的公有产权部分入手，以公房为触媒，优先注入这些具有活力的功能，以此来带动周边私有产权文化资本的活化，从而促使地区的整体提升。
五、结语
对传统地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一直以来是旧城更新实践中的争论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与张鸿雁的“城市文化资本”论，为旧城更新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地域文化在旧城更新中不应只成为被保护的资源，它是作为资本而存在，旧城更新策略则应作为一种干预手段来促进这些传统地域文化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保留。在城市规划管理角度上，这需要搭建一个从中观统筹的地域文化资本挖掘与认定到微观实施的地域文化资本激活与复兴的经营框架，对接现有保护规划及更新规划体系，共同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本文以广州旧城为研究案例，在广州已有较为完整的旧城历史保护与更新的规划管理体系上进一步结合实际问题，提出了针对广州旧城地域文化资本经营的策略思考。除了作为对广州目前规划管理的完善建议，亦以期为国内其他城市提供参考借鉴。 注释：
①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均明确指出“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其中，除了改善老城区物质空间、修补断裂的历史文脉之外，还提出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恢复老城区功能和活力。
②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34号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第十四条：“微改造”是指在维持现状建设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筑局部拆建、建筑物功能置换、保留修缮，以及整治改善、保护、活化，完善基础设施等办法实施的更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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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 丹
关键词：地域文化资本；旧城更新；经营策略；广州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8.01.01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建设的技术手段，大规模的拆旧建新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经济回报，然而却令中国城市灭失了个性变得“千城一面”。随着中国逐步深入参与全球化，城市更新的目标趋向多元与综合，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成为了旧城更新的重要议题。在更新理念上，则从保护传统文化物质空间的“新陈代谢”、“有机更新”渐渐转向活化传统文化物质与非物质空间的旧城复兴。
如今我国已经逐步迈进新常态下的城市修补时期，有别于此前的城市更新，城市修补更加强调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城市文化特色①，活化城市文化资产。这意味着在旧城更新实践上，更新思路、改造策略以及相应的规划管理制度亟需转变与优化，让旧城中那些象征着城市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整座城市的文化资本。对此，本文将以文化资本及其相关理论为切入点，以广州为研究范本，在实证检讨的基础上，思索基于地域文化资本活化与运营的旧城更新路径。
广州，这座拥有2200多年建城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自秦汉至明清年间，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广州融汇中外文化之精华，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文化，凝结成了众多文物古迹。截至2015年底，广州有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681个，单体文物4 298个，登记保护文物单位3 157个。[1]此外，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广州，城市发展建设水平位于我国前列，旧城更新经验相对成熟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此基础上对广州旧城更新路径进行再思考与探索，将为我国地方城市建設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实践提供重要而普遍的借鉴价值。
一、城市中的文化资本理论
（一）与经济资本特性相似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进行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布迪厄通过“文化资本”揭示了社会网络中不平均的资源和权力分布以及行动者间不平等的竞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资本”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一脉相承：它们是积累的结果，能够自我增值并具有可传递性；它们同样具有物以稀为贵的特性。但“文化资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并非“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2]“文化资本”有三种形式：具体的状态（以精神与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书籍、图片、词典）以及体制的状态（以客观化的形式，如学术资格）。[3]除了“文化资本”，布迪厄还将资本划分为另外些类型，即“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并探讨了彼此之间的转化关系。
布迪厄对文化的“资本”特性的揭示催生了大量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一方面，对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两者的关系进行剖析。“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4]因此，只有其中经过社会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从而产生价值增量效应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才可称为“文化资本”。[5]另一方面，进一步研究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途径，如以“文化资本”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6]倡导文化市场培育以及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创意产业等。[7]
（二）作为城市发展文化动力的“城市文化资本”
21世纪，国内学者张鸿雁将“文化资本”理论从社会学领域延展到城市研究领域，并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城市文化资本”在一定意义上是强调城市业已存在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财富的“资本性”意义。[8]与“文化资本”不同的是，“城市文化资本”的本质是公共财富的制度性安排和历史结晶，具有典型的公共价值。[9]
张鸿雁以“城市文化资本”来研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将“城市文化资本”作为城市的“文化动力因”，并从城市宏观层面、城市系统层面提出了以城市形象系统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城市形象系统具体包括城市理念、城市行为以及城市视觉三个子系统，通过对这三大子系统的整体构建来塑造城市的个性、提升城市总体价值与核心竞争力。张鸿雁在“城市文化资本”理论中也提及“历史地段”的重要性，但他更多的是主张“推陈出新”，以建立城市新行为文化主义，而视文化遗存符号为城市文化创新的物质基础。“城市文化资本”是我国城市形象营销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当中采用了大量城市意向、企业经营、营销传播的理论方法来讨论对城市文化资本的运作。
二、文化资本及相关理论下旧城更新的解读
城市更新的理论与实践最早源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多年来，城市更新的理论不断演替，文化的重要性在城市更新（尤其是旧城更新）中渐渐地显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本思想”成为了城市更新的主要理论依据，其中就体现在对旧城“历史价值”的保护上。[10]20世纪70～80年代，面对内城经济衰退问题，西方国家纷纷尝试以文化艺术刺激经济复苏，形成了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culture-led regeneration）模式。这股“文化复兴”之风后来席卷全球，催生了大量运作城市文化资本的旧城更新实践。
（一）旧城更新中文化资本的经营：文化为谁复兴？ 城市中那些能够凝聚或浓缩某个特定地方的历史、文化、生产或生活方式，值得保留和传承的，都属于城市的文化资本，它们可能是传统的，也可能是当代的。[11]引申布迪厄“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城市文化资本也具有三种形式，它们的关系为：具体的状态是城市文化资本的核心，客观的状态是城市文化资本的表达与传递的基础（图1）。当我们谈论一个城市旧城的文化资本的时候，应指向历史地段中那些传统的文化资本，也就是那个城市的地域文化资本。从文化资本的经营效果来看，现有的国内外旧城文化资本的利用实践可大致分为两大类型，即以成都为典型的旅游经济增长型与以热那亚为典型的生活品质改善型（表1）。
成都与热那亚同为著名的旅游城市，却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资本的经营方式。以成都为代表的旅游经济增长型的文化资本经营，重视城市文化资本客观的状态的效益转化，往往涉及到一定规模的拆迁新建与功能置换。其城市文化资本转化的逻辑是，通过物质改造策略将历史文化符号化，移植与融入全球化的消费文化，从而获得资本最大化下的空间生产效益。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小部分城市内部主体和城市外部竞争的文化诉求，获益的是政府（应对财政问题）、中产阶层以及游客（解决文化消费需求），[12]文化资本更多地是转化为外来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外来消费者、政府及运营企业获益；非在地的社会关系与网络的渗入）。然而，以热那亚为典型的生活品质改善型的文化资本经营，则着眼于城市文化资本具体的状态与客观的状态两者的效益转化，把历史中心视为整个城市环境的基础设施，考虑其公共属性，将历史文脉视作结构来组织起富有都市风格的宜居性城市区域。它强调文化资本的本土性，将其更多地转化为内在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作为资本拥有者的居民、商家获益；在地文化传播与认同感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吸引外来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
（二）当前旧城更新的文化内涵
在实际操作中，旧城更新除了是对历史文化资本的保护与发展，更是在一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多主体多利益制衡下的谈判与协商。这意味着，一个绝对好的更新策略是不存在的，所谓“好”的更新策略是一定经济社会背景下社会公共价值观的表达。
某种程度上，成都对锦里、宽窄巷子所采取的策略类似于文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文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城市面貌、刺激经济短期增长，它更多是经济复兴导向而并非文化复兴（特别是本土文化）导向的。不可否认的是，它適应了当时经济高速增长的旧常态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满足了城市间文化竞争博弈诉求，且对本土文化资产的挖掘与文化资本的利用策略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但它存在着与文化主导下的城市更新相同的弊端，过多追求经济发展往往导致如缺乏对当地居民文化需求回应、引起地方文化的变异以及触发文化趋同化危机等问题，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侵蚀着历史文脉的原真性。
在我国当前的新常态经济社会背景下，对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尊重、对在地社区与地域文化关联性的关注，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换句话来说，社会公共价值观不再仅关注文化资本客观的状态，同样重视其具体的状态，也就是“生活真实性”。“生活真实性”的多少，不仅影响着城市文化资本内部的继承与积累，同时以“物以稀为贵”原则影响着城市文化资本的转化效益。因此，现阶段旧城更新的目标应为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承下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注重对地域文化根植性的继承与地域文化资本的积累，并进一步挖掘、激活地域文化资本。
三、广州旧城更新实践——一个地域文化资本经营的研究读本
（一）广州旧城的历史文化资源
作为建城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自秦汉以来，广州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广州城自唐代“州城三重”，到宋代修建子城，至明清时期城廓基本定型。整座广州城坐北朝南，依山面水。古人依水系而建城墙，又顺势通六脉渠入城，形成具有水城特色的古城格局。古城区内沉淀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古城历史上建有多重城墙、16重城门、两条护城水系（东、西濠涌）以及记录了自唐代至明清历史足迹的城市主干道“永汉路”（今北京路上的古代传统中轴线“千年古道”）。
除此之外，在明末清初，广州城西门以外兴建十八甫，开设十三行，形成西关一带的商贸中心。清朝时期，十三行行商活动为广州“千年商都”带来繁盛的商贸金融文化，在长堤沿江一带形成民间传统金融区与历史名人置业建宅的聚集地。民国时期，广州建立起连接云山（越秀山）珠水（珠江），跨越中山纪念堂、市人民政府、海珠广场的近代传统中轴线，成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广州会聚华侨富商巨贾，在东山一带形成红砖洋楼特色建筑景观（图2）。这些在广州历史城区中积累下来的丰富多样的历史遗迹，在城市扩张与建设中，有的早已荡然无存，有的虽保留至今但却日渐衰败。
（二）地域文化资本的运营——广州旧城更新实践回顾
1. 旧城保护与更新管理机制
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对待地域文化资源，是一个在广州旧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旧城更新大致经历了 “市场驱动、大拆大建”、“政府包办、严格保护”与 “政府主导、整体保护更新并行”三个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广州虽然已被评为历史文化名城，但地域文化资源的价值并未被当时的城市规划管理所重视。旧城更新主要采取释放土地价值潜力、利益最大化的大拆大建模式。21世纪初，地域文化资源保护的重要性成为了社会共识。政府吸取此前经验，禁止开发商参与旧城改造，对旧城采取严格保护、谨慎更新的态度。2010年至今，随着全球城市间文化竞争日益激烈、历史文化保护与“存量”盘活渐渐成为城市工作重心，旧城“保护”与“更新”两者进一步相融，着重地域文化资源向资本的转化、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
从“更新”与“保护”二元对立到两者相互融合、相互平衡，广州渐渐形成了一套立足地域文化资本保护、挖掘、运作的规划管理机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与“三旧”改造规划体系虽各自成系统，但两者之间从宏观、中观、微观进行城市功能格局、用地分级差异化更新管控、控规实施等多方面的规划建设指引整合（图3）。 2. 历史街区的更新实施
在旧城保护更新实践的背景下，广州至今共公布了26片历史文化街区，并对其展开了保护更新工作。以其中8片更新活化力度相对较大的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表2），各片历史文化街區整体上以保护为原则和出发点，体现为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环境进行保护及修缮；在活化方面，部分街区采取了商业入驻的更新方式来激活街区的休闲商业氛围，或通过景观整治与塑造打造文化旅游区，但多数街区存在历史文化要素未被充分挖掘并展示、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空置且未利用等现象。
（三）广州地域文化资本运营的现存问题
1. 新文化的兴起极大弱化了传统地域文化认同感
21世纪初，在广州旧城严格保护、缓慢更新的时期，新城的发展建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从1992年广州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规划的编制，到2009年城市地标广州塔的建成，到2010年亚运会将广州现代文化推上国际舞台的大事件，十年间，广州新中轴线在天河应运而生。珠江新城成为了广州国际化城市形象的“窗口”，花城广场成为了广州的城市客厅，广州塔成为了广州的新城市意向，这意味着广州的“新城市文化资本”正逐渐成型。
新文化消费时代之下，相比起代表着“最广州”的传统地域文化，人们更加愿意消费与国际接轨的新兴文化。而人们对新文化的包容与接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对传统地域文化的关注，并且减弱了人们对广州地域文化的认知。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广州，其文化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仍根植于它丰富的传统地域文化，而传统地域文化在支撑城市形象代表性的减弱、人们对传统地域文化认同感的降低，都将限制着广州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文化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2. 地域文化资本的活化利用效益不高
从城市规划管理体系上看，广州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城市地域文化资源保护与资本化利用的框架，但从编制情况来看，26片历史文化街区仍有9片尚未编制保护规划（图4），整个管理体系仍在完善中。此外，已有管理体系对地域文化资本的管控利用框架仍只是停留在以保护为主的层面上，对其挖掘、运作的指导实施细节仍有较大欠缺。
广州旧城的历史资源丰富、文化多样，但曾经的大规模建设极大破坏了旧城原有的物质空间形态，这其中包括了大量历史遗迹。城市文化资本利用的前提是对文化资产的挖掘，尤其是这些旧城已遗失了的重要历史线索。广州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下对大量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文化资产的挖掘与认定。近年来，对素有“小秦淮”之称的荔枝湾涌进行复涌活化，对曾经的护城河东濠涌进行整治利用，对“千年古道”原址进行展示，但无论从旧城的整体格局，还是具体到历史街区内文化要素等文化资产的活化利用，仍远远不够。从目前已实施更新的部分历史街区来看，对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大多采用立面整治修缮、环境提升等偏重保护的方式而较少促生附加功能与价值，其地域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并未能很好地体现。
四、广州旧城地域文化资本经营路径探索
（一）地域文化资本经营的逻辑
地域文化资本的文化价值，最先可以追溯到其具体的形态，即文化的原真性。这种“原真性”浓缩了一个地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文化资本积累过程的基础。通过对承载这种文化本质的客观载体进行价值判断与认定，以及出台具有法律效应的体制进行管控和保护，如对历史建筑或历史街区进行挂牌认定，使其成为文化资产留存下来，进而激发其经济潜能，使这种保留下来的地域文化价值得以“资本化”（图5）。
文化资本的积累通常需要一种再生产的方式来促进，[11]这意味着，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是一个不断促进文化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过程。这个经营过程是一种与文化资本积累“反向”进行的过程。首先在对文化资产进行认定和保护的体制上要探索新的路径，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更新和利用持有开放的思想与态度，对城市更新与文化经营的规划管理机制进行创新性的改革，并采取多层次的经营策略使地域文化资本得以积累下来。进而，对文化载体这种客观形态进行物质更新，通过这种媒介的经营来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与社会资本转化。城市空间与场所是人们对文化认知的物质基础，也是最容易被感知的一种文化资本的形态，而在今天的城市更新进程中，许多地域文化资本的活化利用只进行到物质形态更新的一步，在不断产生经济价值的同时，却忽视了对物质实体中所承载的文化本质的挖掘与保留。因此，在对文化资本的更新经营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在物质更新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对地域文化的再现与继承，还原历史生活的真实性和本土性，真正实现内在文化资本的积累与本土文化认同感的提升。
这样的“经营―积累”良性循环，使文化资本在旧城更新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并积累，对于那些被判断为具有历史特色的但尚未被认定、尚未被挖掘历史特色的传统风貌街区，这样的过程能有效地推动其文化本质与文化价值的认定，进而向具有法律效应的历史文化街区的方向转变，最终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最本质的地域文化在这些传统街区中流传下来并焕发活力。以地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资本积累和经营，对广州旧城更新的路径探索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广州旧城地域文化资本经营对策建议
1.管理机制：“中观-微观”的多层次历史要素联动活化
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依赖于一套完整的基于其保护及利用的规划管理制度的建立，它包括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对文化资源进行资产的认定与保护以及对其进行资本化的利用。目前广州的相关管理制度则更多着重建立对文化资源多层次的挖掘、认定与保护框架上，对文化资产的资本化利用则基本局限在街区及建筑这一微观尺度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地域文化资本的碎片化利用，影响了它的转化效益（因为城市文化资本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所形成的环境意向）。由于一种占支配性的传统文化往往占据着一定范围的区域，并在这区域中生长出象征这种文化的物质要素（建筑、道路、城墙、水系等），这些物质要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意向。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这些物质要素的消失使得传统文化的内部联系断裂，也正是这种断裂大大削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因此，对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不仅需关注那些碎片式的历史遗存，更应修复以及重新建立起这种地域文化联系，形成一个囊括文化区域-历史街区-历史路径-历史标志，从中观到微观、多层次的管理机制。 广州旧城中有传统西关文化、十三行行商文化、十三行府邸文化、千年古城与近代革命文化、民国东山文化这五大文化区域，每个文化区域中均分布了若干个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风貌街区。在中观层面，针对不同文化區域，应对各层次地域文化资产进行挖掘与识别，运用城市设计的手法对这些不同层次的历史要素进行“点-线-面”整体格局串联，以此来搭建一个地域历史文化景观网络。在此基础上，在微观层面针对该文化区域中的“点―线―面”进行具体的活化指引。如对面状要素——不同的历史街区，进行差异化的活化策划指引；对线状要素——历史街道、水系、城墙，进行历史景观修复与重塑指引；对点状要素——历史标志，进行修缮、改造指引。
2.改造方式：“以旧为新”的历史记忆修复与多方参与的微改造
对于大部分城市文化资本来说，它的效益转化主要依托的是城市空间，城市空间作为容纳社会的交易与服务的最重要的场所，它能使得城市文化资本产生最主要的附加功能与价值。因此，对城市文化资本的客观的形态的改造，是整个经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对于地域文化资本来说，改造的关键在于塑造与该地域文化本质密切相联的物质空间，故对象不仅在于历史遗存，亦应包括那些已消失的但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物质要素。对广州旧城而言，这是充分展示与利用其沉淀千年的地域文化资本的关键。具体来说，这主要是包括对已灭失的历史记忆进行修复与恢复，以及对已有的历史物质遗存进行更新改造。这并不意味着新建假古董（如成都锦里）与拆迁改造（如佛山岭南天地），而是结合创新的设计手段以及多方参与协商的机制共同完成，以此达到挖掘与利用、保护与发展的相互融合。
（1）“以旧为新”地修复旧城历史记忆
走在今天的广州旧城中，人们很难联想到这里是曾是千年古都。被填埋或掩盖的历史水系、被推倒的城垣、被拆除的牌坊以及被破坏的历史街道在广州旧城大量存在，这些历史要素如今与一般马路、街道相差无几，恢复、修复这些历史记忆应是广州旧城地域文化复兴的关键。对此，杭州南宋御街有机更新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南宋御街有机更新中基于历史信息与历史旧址，对御街物质空间的改造通过“古中有新、神似而非形似”的设计手法，还原历史上的整体空间格局、重现历史上的景观格局，并将御街遗址展现与历史生活场景小品景观相结合，以此达到现代语境下的历史记忆复原与感知。对于广州旧城来说，由于现状条件不一，历史记忆修复应结合多元化的城市景观设计手法，将旧址的历史意向通过多样化的展示与现状街道、公共空间及景观系统相融合。
（2）推广多方参与的微改造
历史街区作为历史物质遗存集聚的基本单元，是地域文化资本经营的主要抓手。相比于此前流行的大规模拆旧建新式的改造，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造模式②已被学术界认定为一种最利于延续与保护当地文脉的改造方式，尤其是针对居住属性的历史街区。在我国，居住属性的历史街区在各个城市中均大量存在，广州的26片历史文化街区中，就有16片为居住属性的历史街区。在空间形态上，微改造注重整体风貌与空间格局保留，适当抽疏建筑以优化环境品质，以产权为单位对建筑进行局部更新改造，在保留地域文化本质的基础上使得传统的功能空间适应现代需求。微改造作为一种微创式的干预方式，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的社区网络，但也带来了较大的决策与实施成本，能否有效地形成多方利益平衡、多方协商的机制成为关键。目前广州已在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中探索微改造模式，将政府、开发商、居民共同纳入决策与实施机制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房屋租金的持续上涨、访客的逐渐增加等），但尚未形成多方参与的范式，仍需进一步探索与推广。
3.复兴策略：以多元化城市服务设施为核心、公房为触媒的在地文化激活
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需要建立在对其客观的形态的更新改造上，然而，仅对客观的形态的更新改造并不意味着对地域文化资本的良性经营，而是有可能随着资本效益的产生而使得文化本源反而被逐渐削弱。因此，一个良性的地域文化资本的经营方式，它的本质在于留存与传承传统的生产、生活、商业、文化活动，进而通过这些活动，实现经济利润的产出和社会关切、事件与人才在该地区的关系叠加与融汇，[11]而非仅依赖客观的形态的资本转化。这些活动与服务，不仅需要与所在的历史街区属性相容，更需要结合在地文化进行差异化运作。
根据街区属性，广州旧城的历史街区能大致划分为居住属性历史街区、商业属性历史街区以及文化属性历史街区三大类别，体现为从城市私人物品到城市公共物品的三个基本形态。对于不同类型的历史街区，引入的服务与活动应有所侧重：居住属性历史街区，需留存原有的生产、生活活动，以特色社区商业与公共配套为主；商业属性历史街区，需结合传统商业，以融入大众消费商业服务为主；文化属性历史街区，则需考虑其公共属性，以融入文化展示、文化教育为主。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需延续原有的生活、生产结构，故应尊重私有产权，从政府可调控的公有产权部分入手，以公房为触媒，优先注入这些具有活力的功能，以此来带动周边私有产权文化资本的活化，从而促使地区的整体提升。
五、结语
对传统地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一直以来是旧城更新实践中的争论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与张鸿雁的“城市文化资本”论，为旧城更新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地域文化在旧城更新中不应只成为被保护的资源，它是作为资本而存在，旧城更新策略则应作为一种干预手段来促进这些传统地域文化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保留。在城市规划管理角度上，这需要搭建一个从中观统筹的地域文化资本挖掘与认定到微观实施的地域文化资本激活与复兴的经营框架，对接现有保护规划及更新规划体系，共同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与发展。本文以广州旧城为研究案例，在广州已有较为完整的旧城历史保护与更新的规划管理体系上进一步结合实际问题，提出了针对广州旧城地域文化资本经营的策略思考。除了作为对广州目前规划管理的完善建议，亦以期为国内其他城市提供参考借鉴。 注释：
①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均明确指出“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其中，除了改善老城区物质空间、修补断裂的历史文脉之外，还提出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恢复老城区功能和活力。
②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34号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第十四条：“微改造”是指在维持现状建设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筑局部拆建、建筑物功能置换、保留修缮，以及整治改善、保护、活化，完善基础设施等办法实施的更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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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