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样的回忆显得不合时宜，但在我删改了无数次开头、依然不知道如何开场的情况下，就请原谅这样的直率吧。
　　此刻距离我在爷爷灵前读文章，已经过去整整七年了。那时候我刚上大学，从农村来到城市，一头扎进了花花世界。第一学期考完试回家，我看到一个巨大的灵堂。没有人告诉我，在江南湿寒的冬天，老树掉光叶子后，田野里什么都不会有。当时的我刚刚挣脱高中的高压环境，开始尝试写一些不值一提的小说和散文，发表在小型刊物上。我兴冲冲地带了一摞印成铅字的杂志回家，却发现我的读者安静地躺在了巨大的“奠”字下。在某个完全被我忽略的时刻，他死了。
　　
　　七年以后，我已经忘了当初朗读的是一篇什么文章，但我完全确信，在他的灵魂尚未远离人世的那个时刻，他一定能够听到。
　　爷爷生于1940年代，家贫，在村里小学识了几个字之后便辍学。家中大哥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因此爷爷十几岁时就承担起了供哥哥读书的责任，在渔船打工、在地里种瓜，从此一生都与贫穷搏斗。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去鱼塘喂鱼，去田里插秧，去镇上的集市吃豆浆油条。夏天晚上，我们会搬来长凳坐在田野边看星星，他就给我讲《三国演义》中最有名的战役和最风流的人物，讲《封神演义》中最天马行空的情节，讲《水浒传》中最义薄云天的江湖往事……在1990年代的农村，人们终日于为油盐酱醋奔波，但爷爷却想方设法地弄到了曾国藩、辜鸿铭的书，在做完农活的傍晚，像个老派的书生一样翻读。奶奶是个勤劳但粗犷的村妇，每次见爷爷读书，都要冷嘲热讽甚至大加辱骂：“菜地还没有浇水呢，你怎么还不去干活？”有时候吵架，锅碗瓢盆砸了一地。日子如是几十年，我从不知他内心的孤独与苦闷。
　　他去世之前的那个夏天，我高考结束，得以每天陪他在村里散步。秧苗刚刚种下，傍晚的云翳在水中荡开温柔的花纹。我们走很远，去大河边，看一座1997年修的大桥。有一天，我们背对着夕阳回家，他站在新修的柏油马路上，突然目视前方，郑重地问我：“你说人为什么要活着？”
　　几年以后，我在阿城《棋王》的结尾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于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
　　那一瞬间我几乎泪流满面地理解了他，但也因此而更悲伤。
　　这七年，我读完大学、读完研究生，开始做记者。他理所当然地缺席了我此后的全部人生并将继续缺席下去，而我也再未给他读过文章。
　　2016年9月底，我加入《南方人物周刊》。在家乡小城，这本杂志每期在新华书店的存货是两本，而在我从小生活的农村，它依然代表着大多数人被隔绝的那个世界。在很多个写稿的深夜，面对着北京城红色的车流，漂泊感和安宁感会在心头不断交织：爷爷去世之后，我便感觉自己丧失了故土;可另一方面，按照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所说的“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我又似乎一直走在那条背对夕阳的柏油马路上，尝试着解答爷爷留下的那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还处在人生刚刚打开的年份，因而对于时间的流逝并不会像年长的人一样敏感。让我总结过去这一年，能想到的无非是写了几篇稿子、去了几个国家，可回头看，这些又似乎代表不了我在25岁这一年的状态。做记者一年半，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观察者、一个自省者、一个最终能“成为个人”的人。这是我这几年消解悲伤的方式，也是我最终可以平静叙述这个故事的缘由。
　　（徐雯：2016年加入本刊，代表作品有《囚徒易建联》《保镖江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