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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后的右倾化并非突然兴起，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期。这一点，和同为战败国的德国相比，显得尤其明显。
本土受损较小影响日本认知
与德国相比，战争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少得多。除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及对东京、大阪等城市进行轰炸外，战争并未在日本本土进行。而如果说德国投降是形势所迫，日本则还可以在军事上坚持一段时间。据统计，日本当时还拥有154个师团，136个独立旅团，533艘战舰及15886架军用飞机，总兵力达698.3万余人，日军还有相当的战斗力。日本并不像德国一样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包括保留天皇制在内的有条件投降。
战后的德国由四国分区占领。后因美苏“冷战”的发生，德国东西分裂的状态被固定下来。这种状况使德国人民对战争的后果有更直接的感受。日本民族的单一性和国土的完整性都得以保存，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感受没有德国人那样深刻；而占领结构的差别，也直接影响两国战后民主改革。
基于德、日不同的国情，以及盟国各自的利益，两国在民主改革的程度上，尤其是在打击军国主义势力上有很大差别。
相对盟国对德国采取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所谓“四D”改造计划，日本的民主改革留下了许多后遗症。1945年9月22日，《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中说明：一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二是日后建立尊重……美国之目的的和平而且负责的政府”。这显示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以其自身利益而转移的。所以，尽管战后英国和苏联等国都把日本天皇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一位，美国国内舆论也一直要求美国政府将皇室从日本国土中根除，然而，美国政府还是接受了人类学家《芮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建议，保留天皇制。正如麦克阿瑟所说，若把天皇列为战犯，将引起日本人情绪上的不满和反抗，从而美国至少还要增援百万大军，才能彻底重建日本。
东京审判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天皇没有到庭受审。日本国民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既然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他们也就自我原谅了。保留天皇而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象征，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却也成为不负责任的象征，从而也就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没有像德国一样同过去彻底决裂，旧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基础依然保有很大的市场。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片面对日媾和，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基本终结。
冷战与国内政治力量助长右倾
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也助长了右倾化。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进一步确认下来了。单一的民族被分裂成两个直接对抗的国家，这个悲惨的现实时时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此乃二战带给他们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虽然苏联占领其北方四岛，但它没有民族分裂的痛苦，又因位于东亚而免于处在对抗的中心。日本的这一处境容易使一部分国民尤其是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忘记二战的灾难。
同战后德国积极回归欧洲、修复与邻国关系的选择不同，战后日本并未重回亚洲大家庭，搞好同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它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尽管冷战时期日本与西德都竭力寻求华盛顿的庇护，但日本更多地依赖美国。二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础即是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也是如此，其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也不积极主动。
在二战罪责的敏感问题上，美国对日本远没有对德国那样态度鲜明。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战后出于共同的目的结成的美日特殊关系；二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强；三是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日本人据此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还有人提出要求美国对死于原子弹的无辜平民进行赔偿。因此美国对要求日本公开道歉一类的事情总是小心避免卷入，怕刺激日本人的感情，伤害美日关系，这种低姿态助长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许多日本人认为美国觉得理亏。日本人的安慰感由此产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一样，都是受害者，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战争本身无正义可言，谁发动战争无关紧要，“我们大家都有罪”，模糊了战争的性质。
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其国民的反省态度也有一定影响。战后德国的纳粹党被彻底瓦解，执政人物不仅与纳粹没有瓜葛，而且是反纳粹的。日本则不一样。日本的政党在战时均不同程度地附和天皇的侵略政策，战后日本历届内阁都有不少重要阁僚曾在军部担任过公职。东条内阁的工商大臣、战后以战犯嫌疑关押过的岸信介，乃当今首相安倍的祖父，1957年出任首相。而这种事在德国绝对不会发生。
自民党长期执政，其右倾政治思想已渗入到了一般国民意识，使日本政坛和社会被新保守主义所垄断。新保守主义要求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谋求在国际上有与其实力相应的发言权，其突出表现就是修宪和“入常”。
战后西德的基本法由法学家们独立撰写，与战前魏玛宪法的联系被截然切断。而战后的日本宪法，是在美国人的监督和直接干预下，依從原帝国宪法的修改手续制定的，增加了新的内容，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等，却未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然而，即使对这样一部宪法，新保守主义者仍认为现在是到了把它“还给”美国人自己的时候了。
本土受损较小影响日本认知
与德国相比，战争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少得多。除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及对东京、大阪等城市进行轰炸外，战争并未在日本本土进行。而如果说德国投降是形势所迫，日本则还可以在军事上坚持一段时间。据统计，日本当时还拥有154个师团，136个独立旅团，533艘战舰及15886架军用飞机，总兵力达698.3万余人，日军还有相当的战斗力。日本并不像德国一样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包括保留天皇制在内的有条件投降。
战后的德国由四国分区占领。后因美苏“冷战”的发生，德国东西分裂的状态被固定下来。这种状况使德国人民对战争的后果有更直接的感受。日本民族的单一性和国土的完整性都得以保存，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感受没有德国人那样深刻；而占领结构的差别，也直接影响两国战后民主改革。
基于德、日不同的国情，以及盟国各自的利益，两国在民主改革的程度上，尤其是在打击军国主义势力上有很大差别。
相对盟国对德国采取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所谓“四D”改造计划，日本的民主改革留下了许多后遗症。1945年9月22日，《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中说明：一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二是日后建立尊重……美国之目的的和平而且负责的政府”。这显示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以其自身利益而转移的。所以，尽管战后英国和苏联等国都把日本天皇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一位，美国国内舆论也一直要求美国政府将皇室从日本国土中根除，然而，美国政府还是接受了人类学家《芮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建议，保留天皇制。正如麦克阿瑟所说，若把天皇列为战犯，将引起日本人情绪上的不满和反抗，从而美国至少还要增援百万大军，才能彻底重建日本。
东京审判的一个最大错误就在于天皇没有到庭受审。日本国民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既然最高领袖都未受到惩罚，他们也就自我原谅了。保留天皇而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象征，有利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却也成为不负责任的象征，从而也就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没有像德国一样同过去彻底决裂，旧的等级制度和社会基础依然保有很大的市场。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片面对日媾和，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基本终结。
冷战与国内政治力量助长右倾
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也助长了右倾化。
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的“两极”国际格局体系中，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中心，两德则成了中心的中心，它们分属东西方两个不同的阵营，而且被推到了美苏争霸的最前线。随着冷战的不断加深，两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进一步确认下来了。单一的民族被分裂成两个直接对抗的国家，这个悲惨的现实时时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此乃二战带给他们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虽然苏联占领其北方四岛，但它没有民族分裂的痛苦，又因位于东亚而免于处在对抗的中心。日本的这一处境容易使一部分国民尤其是没有战争经历的年轻人忘记二战的灾难。
同战后德国积极回归欧洲、修复与邻国关系的选择不同，战后日本并未重回亚洲大家庭，搞好同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它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尽管冷战时期日本与西德都竭力寻求华盛顿的庇护，但日本更多地依赖美国。二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基础即是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也是如此，其与东亚各国的关系也不积极主动。
在二战罪责的敏感问题上，美国对日本远没有对德国那样态度鲜明。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战后出于共同的目的结成的美日特殊关系；二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越来越强；三是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日本人据此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还有人提出要求美国对死于原子弹的无辜平民进行赔偿。因此美国对要求日本公开道歉一类的事情总是小心避免卷入，怕刺激日本人的感情，伤害美日关系，这种低姿态助长了日本人的傲慢和自大，许多日本人认为美国觉得理亏。日本人的安慰感由此产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一样，都是受害者，关于正义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战争本身无正义可言，谁发动战争无关紧要，“我们大家都有罪”，模糊了战争的性质。
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其国民的反省态度也有一定影响。战后德国的纳粹党被彻底瓦解，执政人物不仅与纳粹没有瓜葛，而且是反纳粹的。日本则不一样。日本的政党在战时均不同程度地附和天皇的侵略政策，战后日本历届内阁都有不少重要阁僚曾在军部担任过公职。东条内阁的工商大臣、战后以战犯嫌疑关押过的岸信介，乃当今首相安倍的祖父，1957年出任首相。而这种事在德国绝对不会发生。
自民党长期执政，其右倾政治思想已渗入到了一般国民意识，使日本政坛和社会被新保守主义所垄断。新保守主义要求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谋求在国际上有与其实力相应的发言权，其突出表现就是修宪和“入常”。
战后西德的基本法由法学家们独立撰写，与战前魏玛宪法的联系被截然切断。而战后的日本宪法，是在美国人的监督和直接干预下，依從原帝国宪法的修改手续制定的，增加了新的内容，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等，却未全面否定原有的天皇制。然而，即使对这样一部宪法，新保守主义者仍认为现在是到了把它“还给”美国人自己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