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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儿童使用抗生素的危险有所了解，赵继勇还是没能阻止10个月大的孩子患上重病。他的儿子小宝最终被诊断患有缺氧性脑病、继发性癫痫。这一切起因于十倍量的阿奇霉素
32岁的赵继勇在快当爸爸之前，买了很多育儿的书籍，暂停开办外语培训班的工作，恶补各种育儿知识。
他从书中得知，作为一个丈夫，应该怎样陪伴妻子度过艰辛的孕程，包括从孕期的检查到哺乳期的饮食，再到两岁前宝宝的生病护理常识，他都烂熟于心。他知道幼儿应当尽量避免使用抗生素，万一小儿生病了，能用药的，尽量不打针，能打针的也尽量不输液。
尽管如此谨慎小心，赵继勇还是没能阻止10个月大的孩子患上重病。更没想到的是，一纸“缺氧性脑病、继发性癫痫” 的诊断通知会让他的家庭陷入绝望。
回想去年对儿子的抢救经历，赵继勇怀恨甚至咒骂包头市中心医院，为何擅作主张给儿子注射阿奇霉素。他翻阅过各种医疗法规，认为医院应该先征求家长的书面签字，才能输液。
疝气手术后的反常症状
一切从去年疝气手术说起。
儿子小宝刚出生后两个月，就在其右侧腹股沟区出现肿状物，开始较小约指头大小，触摸时会哭闹。赵继勇询问医生得知小宝患有疝气，也就是俗称的“小肠串气”，指人体组织或器官一部分离开原来的部位，通过人体间隙、缺损或薄弱部位进入另一部位。小儿过度啼哭是导致疝气的原因之一。但当时医生建议等几个月，等孩子大点再来做手术。
2010年7月17日早晨，赵继勇给小宝喂食后，发现其开始呕吐，精神差。随即，赵继勇和妻子带小宝到包头市中心医院就诊。经过医院体检，小宝以“右侧腹股沟斜疝嵌顿”收入院治疗，当天普外科医生对小宝做了急诊手术。
赵继勇回忆，疝气手术很成功，术后约一小时，小宝醒来，妈妈逗他玩，小宝还“咯咯”地笑着。手术后，赵小宝的负责医生转为普外科医生张存贵。
第二天早晨，护士给小宝量体温，发现有点发烧，38℃。赵继勇去找张存贵询问情况，大夫告诉他做手术发烧很正常，赵追问能否用点中药或者别的退烧药，大夫说不用。随后，赵继勇有事离开了医院，让妻子张鹤照看儿子。
快到中午时，护士来给小宝输液。具体输什么液，张鹤没有细问，护士也没跟她说。
7月19日晚上，小宝的体温下降为37℃左右。
到了输液的第三天早晨，小宝体温逐渐到达36.5℃。当时赵继勇和妻子以为孩子总算恢复正常。但随后的几个小时却让他们始料未及。
上午11点左右，护士又来给小宝输液，扎完针，护士就离开了小宝床位。大约十几分钟后，昏昏欲睡的小宝像喝水呛到了似的，突然呼吸窘促，脖子处起了痉挛，接着在床上滚动，号啕大哭，连嘴唇和脸都哭青了。
张鹤赶紧去叫护士，等大夫赶到时，小宝已经开始抽搐。经过半小时的抢救，小宝稍有了正常呼吸，随后被送往医院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进行治疗。
赵继勇赶到医院后，突然想会不会是输了过期的药品。他问护士输的什么药。护士说是阿奇霉素。赵二话没说，赶紧去墙角的垃圾筒里找输液瓶子。“幸好，我抢先一步找到那个印有我儿子名字和阿奇霉素用量的输液袋子。”赵继勇说，当他意识到输液袋子的重要性后，普外科护士多次索要，他都没给。
孩子可能是突发性癫痫
小宝进入ICU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医院组织了一场专家会诊，儿科、神经科包括ICU的大夫都参与了，但会诊的大夫并没有给出具体病因，只说可能是喝奶呛住导致的。
“但他妈给小宝输液时根本就没喂奶？”赵继勇反问管床大夫张存贵，后者只告诉赵说，小孩子的情况很复杂。
7月22日凌晨，小宝终于醒来，但喉咙却反复痉挛。医生给用了镇定剂和抗癫痫药苯巴比妥。这时，赵继勇才意识到小宝病情的严重性。
7月24日上午，小宝再次醒来时，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哭不闹，但赵继勇在他眼前摆手时，小宝眼睛似乎没有反应。“虽然生命体征很平稳，但像个植物人一样，全身瘫着，眼睛一动不动，活动能力不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8月2日，小宝出了ICU，针对反常的病情，医院又进行了一次专家会诊。这次，赵继勇特意托熟人请来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神经科专家来会诊。专家根据用药情况和检查结果，觉得“孩子可能是突发性癫痫”。
好端端的一个小孩儿为什么会患上突发性癫痫？在赵继勇不多的医学常识中，癫痫意味着孩子今后会像精神病人样疯疯傻傻。在赵继勇的印象中，家族里没有任何人患过癫痫。
赵继勇担心儿子可能随时死亡。他听人说高压氧对缺氧性神经损伤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就到包头市包钢医院求医。经过10天的高压氧治疗，小宝稍有反应，但医生建议他立即送儿子到北京求医，以免耽误病情。
8月17日，赵继勇和妻子抱着小宝奔波了一夜赶到北京。临行前，他们要求包头市中心医院复印病历，医院开始推托起来，医务处先是不让复印病历，后又打发赵继勇去找专管医疗事故的医学安全处。
幸好，一位医生告诉他，可以申请封存病历，防止病历日后被人篡改和伪造。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复印件，由医疗机构保管。”
最后，在医学安全处一位姓张的女处长做主下，赵继勇复印并封存了病历。对此，赵继勇感谢万分。
在床位紧张的北京，赵继勇先后辗转各大医院。好不容易见到北京市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但一张难以接受的诊断书再次让赵继勇陷入痛苦当中。
诊断书显示，儿子小宝患有缺血缺氧性脑瘫、继发性癫痫和皮质盲（皮质盲是大脑枕叶皮质受到毒素影响或血管痉挛缺血而引起的一种中枢性视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为双眼视觉完全丧失，瞳孔光反射正常，眼底正常，可有偏瘫等）。单独每项病情都让一个人难以接受，更何况对于一个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孩呢？因为儿童医院没有床位，赵继勇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8月26日小宝进入海军总医院，根据前期治疗，医院诊断为缺氧性脑病、继发性癫痫、腹股沟斜疝术后及病毒性脑炎恢复期。
从0.075g到0.75g的距离
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只不过动了场普通的小儿疝气手术，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各种脑病和癫痫呢？赵继勇很疑惑，他把儿子的病情和部分病历上传到医学在线咨询网站，希望有关专家能发现儿子病情的根源。
从北京回到包头后的一天，他在网上看到别人的留言：“这个小孩的阿奇霉素剂量好像用得太大了，是不是少写了个0。”这位网友的留言是针对赵继勇上传的那张阿奇霉素注射液图片。图片的药品栏上显示“阿奇霉素0.75g”。
包头市中心医院提供的长期医嘱复印件上显示，7月18日上午10点半，给小宝注射的阿奇霉素是0.75g，签字医师为张存贵，前端括弧里注明“进口”二字。
在对住院费用明细清单进一步查找中，赵继勇发现，阿奇霉素共计费两次，一次规格是0.5g的，数量为3支，分两天注射；另一次规格为0.5g的，数量为1.5支，一次用完。
每次注射0.75g阿奇霉素有错吗？赵继勇相继咨询了几位儿科医生，得知成人每次用量为0.5g， 6个月以上儿童(45kg以下)每日每次剂量以每千克十毫克的比例计算。而当时10个月大的小宝体重不足7.5kg，以此推算，给小宝的剂量应该每次不超过0.075g，但医生为何一次使用0.75g，超过正常用量的十倍？
2010年10月份，包头市中心医院普外科联系赵继勇，要求他缴纳医院对小宝抢救的医药费。赵继勇问孩子出事原因时，普外科主任只说，“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程序治疗，不存在任何问题。”
当赵继勇明确指出用药量超十倍后，该主任又称，院方通常会根据经验给病人多剂量用药，也没事。顿时，赵继勇觉得院方早就知道超量用药，但一直没有告诉他本人。
“怎么仅凭经验用药呢？我看是利益驱动，故意用贵药，而且还多开贵药。”赵继勇愤愤地说，他手头上长达两米的住院费用清单上，所有单项费用中，最贵的正是这种阿奇霉素，每支149元。
赵继勇认为，小宝的病情是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脑部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属于医疗事故。并且，在医疗小宝过程中，医院及其他医务人员也没有将小宝的病情、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赵继勇，及时解答其咨询，赵继勇感觉自己被侵权。
赵继勇当时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向医院索要医疗事故赔偿。但考虑到打官司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怕耽误小宝治疗，并且院方暗示可以协商解决，支付小宝一定的赔偿金。所以，赵继勇决定跟包头市中心医院私下谈判，确定赔偿事项。
2011年春节前两天，双方商定元宵节前后签订赔偿协议，但正月十五过去几天，一直到3月12日还没消息。“两会”一结束，赵继勇被告知包头市中心医院提出，要赔偿除非他去法院告！
实习医生先开药，资格医师后签字
自从小宝被诊断患有缺血性脑病后，赵继勇就停止了开办外语培训班的工作。一年来，赵继勇每天的任务是负责照顾儿子：天刚亮，给儿子喂饭。然后陪他在床上玩耍，中午一顿饭后，哄儿子睡着，直到下午4点钟，把儿子送到几公里外的包头市儿童脑瘫康复中心进行康复治疗，6点回家给妻子准备晚饭。妻子张鹤在家附近的商场卖服装，赚的钱成为家里目前唯一的收入。
赵继勇认为，小宝的脑病跟医院的超量使用抗生素有直接因果关系。
外科医生张存贵在谈到小宝的脑病时，并不讳言自己有责任，并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后悔。作为持有医疗执照的小儿外科专业医师，坐诊20多年来，从没有出现重大失误。他告诉《方圆》记者，小宝正常剂量的确是每次0.075g。
得知小孩病危时，他感到很意外，他随即查看病历，并参加了专家会诊，最后才发现有抗生素过量这回事。
不过，张存贵称，7月21日给赵小宝开药的是一名实习医生，并不是他本人，那天星期六，张存贵在外参加一个婚礼。他告诉记者，这个实习医生，跟医院有业务合作，但没有处方资质。用了两天药后的下周一，当张存贵在用药医嘱单上签字时，“没多掂量0.75g的分量”。
用药医嘱单属于处方，根据《处方管理办法》的规定，经注册的执业医师在执业地点取得相应的处方权。而试用期人员开具处方，应当经所在医疗机构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审核、并签名或加盖专用签章后方有效。
主治医师不在，由未取得执业许可的实习医生开具处方，显然不符合相关规定。而且开具的是临床使用必须合理慎重的抗菌药物。这种先斩后奏式的用药，张存贵也觉得“整个都乱了套”。他告诉记者，长期医嘱单上用的药，如果医生没签字，是要被医院罚款的。
尽管承认十倍抗生素属于违规使用，但张存贵不认为自己能承担所有的责任。他曾就阿奇霉素使用的医学问题，奔赴上海咨询权威专家。“你充其量跟护士的责任一样。”专家对张存贵说。
“本该由我先签字，护士执行，现在是护士先执行，我后签字。”张存贵一想起此事，仍然懊恼不已。
就超量抗生素类药物如何达到患者手中，记者曾多次试图采访院方，但医务处一姓刘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鉴于目前患者家属已将医院起诉，医院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至于赵小宝的脑瘫病情是否与医院有直接责任，也不便谈论。
责任在谁
从事药剂事业10年的四川峨眉妇幼保健院执业药师骆卫告诉记者，正确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是提高疗效、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减少或减缓细菌耐药性发生的关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是否正确、合理，一要看有无指征应用抗菌药物；二要看选用的品种及给药方案是否正确、合理。
骆卫认为，腹外疝手术作为Ⅰ类（清洁）切口，手术未进入炎症区，未进入呼吸、消化及泌尿生殖道，一般情况下不需预防用药。“如果，术后出现发热症状，要确认伤口是否有感染，或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只有诊断为细菌性感染者，才应使用抗菌药物。”
“先不说用阿奇霉素在抗菌谱（泛指一种或一类抗生素所能抑制或杀灭微生物的类、属、种范围）上是否恰当。医院超量使用，属于用药过失，这不是药物的不良反应，而且引起了严重后果。”骆卫称，阿奇霉素的半衰期在同类药中是最长的，它在体内消除过程缓慢。当超剂量使用后，出现的反应是毒性反应，后果常是器官功能的丧失。
骆卫告诉记者，作为一份长期执行医嘱，护士明显会发现有过量使用的情况。而药师没有很好遵守《处方管理办法》的规定，即药师调剂处方时必须做到“四查十对”：查处方，对科别、姓名、年龄；查药品，对药名、剂型、规格、数量；查配伍禁忌，对药品性状、用法用量；查用药合理性，对临床诊断。
据悉，赵继勇已将包头市中心医院和海军总医院同时告上法庭。他认为，海军总医院的责任是误诊为病毒性脑炎。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同一诉讼的两个以上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时，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赵继勇选择向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这样不用到包头市医疗鉴定。他担心“包头市中心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跟当地卫生部门关系暧昧”。
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刚认为，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称为医疗事故，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包头市中心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小宝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时尚无定论。而这又正是鉴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重要因素。
在李刚看来，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医疗机构的过错造成患方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仍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如果医院侵权造成患者损害，仍要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获悉，北京海淀区法院已分案至复兴路法庭审理，赵继勇正在等着法院最后的判决。
32岁的赵继勇在快当爸爸之前，买了很多育儿的书籍，暂停开办外语培训班的工作，恶补各种育儿知识。
他从书中得知，作为一个丈夫，应该怎样陪伴妻子度过艰辛的孕程，包括从孕期的检查到哺乳期的饮食，再到两岁前宝宝的生病护理常识，他都烂熟于心。他知道幼儿应当尽量避免使用抗生素，万一小儿生病了，能用药的，尽量不打针，能打针的也尽量不输液。
尽管如此谨慎小心，赵继勇还是没能阻止10个月大的孩子患上重病。更没想到的是，一纸“缺氧性脑病、继发性癫痫” 的诊断通知会让他的家庭陷入绝望。
回想去年对儿子的抢救经历，赵继勇怀恨甚至咒骂包头市中心医院，为何擅作主张给儿子注射阿奇霉素。他翻阅过各种医疗法规，认为医院应该先征求家长的书面签字，才能输液。
疝气手术后的反常症状
一切从去年疝气手术说起。
儿子小宝刚出生后两个月，就在其右侧腹股沟区出现肿状物，开始较小约指头大小，触摸时会哭闹。赵继勇询问医生得知小宝患有疝气，也就是俗称的“小肠串气”，指人体组织或器官一部分离开原来的部位，通过人体间隙、缺损或薄弱部位进入另一部位。小儿过度啼哭是导致疝气的原因之一。但当时医生建议等几个月，等孩子大点再来做手术。
2010年7月17日早晨，赵继勇给小宝喂食后，发现其开始呕吐，精神差。随即，赵继勇和妻子带小宝到包头市中心医院就诊。经过医院体检，小宝以“右侧腹股沟斜疝嵌顿”收入院治疗，当天普外科医生对小宝做了急诊手术。
赵继勇回忆，疝气手术很成功，术后约一小时，小宝醒来，妈妈逗他玩，小宝还“咯咯”地笑着。手术后，赵小宝的负责医生转为普外科医生张存贵。
第二天早晨，护士给小宝量体温，发现有点发烧，38℃。赵继勇去找张存贵询问情况，大夫告诉他做手术发烧很正常，赵追问能否用点中药或者别的退烧药，大夫说不用。随后，赵继勇有事离开了医院，让妻子张鹤照看儿子。
快到中午时，护士来给小宝输液。具体输什么液，张鹤没有细问，护士也没跟她说。
7月19日晚上，小宝的体温下降为37℃左右。
到了输液的第三天早晨，小宝体温逐渐到达36.5℃。当时赵继勇和妻子以为孩子总算恢复正常。但随后的几个小时却让他们始料未及。
上午11点左右，护士又来给小宝输液，扎完针，护士就离开了小宝床位。大约十几分钟后，昏昏欲睡的小宝像喝水呛到了似的，突然呼吸窘促，脖子处起了痉挛，接着在床上滚动，号啕大哭，连嘴唇和脸都哭青了。
张鹤赶紧去叫护士，等大夫赶到时，小宝已经开始抽搐。经过半小时的抢救，小宝稍有了正常呼吸，随后被送往医院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进行治疗。
赵继勇赶到医院后，突然想会不会是输了过期的药品。他问护士输的什么药。护士说是阿奇霉素。赵二话没说，赶紧去墙角的垃圾筒里找输液瓶子。“幸好，我抢先一步找到那个印有我儿子名字和阿奇霉素用量的输液袋子。”赵继勇说，当他意识到输液袋子的重要性后，普外科护士多次索要，他都没给。
孩子可能是突发性癫痫
小宝进入ICU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第二天，医院组织了一场专家会诊，儿科、神经科包括ICU的大夫都参与了，但会诊的大夫并没有给出具体病因，只说可能是喝奶呛住导致的。
“但他妈给小宝输液时根本就没喂奶？”赵继勇反问管床大夫张存贵，后者只告诉赵说，小孩子的情况很复杂。
7月22日凌晨，小宝终于醒来，但喉咙却反复痉挛。医生给用了镇定剂和抗癫痫药苯巴比妥。这时，赵继勇才意识到小宝病情的严重性。
7月24日上午，小宝再次醒来时，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哭不闹，但赵继勇在他眼前摆手时，小宝眼睛似乎没有反应。“虽然生命体征很平稳，但像个植物人一样，全身瘫着，眼睛一动不动，活动能力不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8月2日，小宝出了ICU，针对反常的病情，医院又进行了一次专家会诊。这次，赵继勇特意托熟人请来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神经科专家来会诊。专家根据用药情况和检查结果，觉得“孩子可能是突发性癫痫”。
好端端的一个小孩儿为什么会患上突发性癫痫？在赵继勇不多的医学常识中，癫痫意味着孩子今后会像精神病人样疯疯傻傻。在赵继勇的印象中，家族里没有任何人患过癫痫。
赵继勇担心儿子可能随时死亡。他听人说高压氧对缺氧性神经损伤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就到包头市包钢医院求医。经过10天的高压氧治疗，小宝稍有反应，但医生建议他立即送儿子到北京求医，以免耽误病情。
8月17日，赵继勇和妻子抱着小宝奔波了一夜赶到北京。临行前，他们要求包头市中心医院复印病历，医院开始推托起来，医务处先是不让复印病历，后又打发赵继勇去找专管医疗事故的医学安全处。
幸好，一位医生告诉他，可以申请封存病历，防止病历日后被人篡改和伪造。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复印件，由医疗机构保管。”
最后，在医学安全处一位姓张的女处长做主下，赵继勇复印并封存了病历。对此，赵继勇感谢万分。
在床位紧张的北京，赵继勇先后辗转各大医院。好不容易见到北京市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但一张难以接受的诊断书再次让赵继勇陷入痛苦当中。
诊断书显示，儿子小宝患有缺血缺氧性脑瘫、继发性癫痫和皮质盲（皮质盲是大脑枕叶皮质受到毒素影响或血管痉挛缺血而引起的一种中枢性视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为双眼视觉完全丧失，瞳孔光反射正常，眼底正常，可有偏瘫等）。单独每项病情都让一个人难以接受，更何况对于一个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孩呢？因为儿童医院没有床位，赵继勇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8月26日小宝进入海军总医院，根据前期治疗，医院诊断为缺氧性脑病、继发性癫痫、腹股沟斜疝术后及病毒性脑炎恢复期。
从0.075g到0.75g的距离
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只不过动了场普通的小儿疝气手术，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各种脑病和癫痫呢？赵继勇很疑惑，他把儿子的病情和部分病历上传到医学在线咨询网站，希望有关专家能发现儿子病情的根源。
从北京回到包头后的一天，他在网上看到别人的留言：“这个小孩的阿奇霉素剂量好像用得太大了，是不是少写了个0。”这位网友的留言是针对赵继勇上传的那张阿奇霉素注射液图片。图片的药品栏上显示“阿奇霉素0.75g”。
包头市中心医院提供的长期医嘱复印件上显示，7月18日上午10点半，给小宝注射的阿奇霉素是0.75g，签字医师为张存贵，前端括弧里注明“进口”二字。
在对住院费用明细清单进一步查找中，赵继勇发现，阿奇霉素共计费两次，一次规格是0.5g的，数量为3支，分两天注射；另一次规格为0.5g的，数量为1.5支，一次用完。
每次注射0.75g阿奇霉素有错吗？赵继勇相继咨询了几位儿科医生，得知成人每次用量为0.5g， 6个月以上儿童(45kg以下)每日每次剂量以每千克十毫克的比例计算。而当时10个月大的小宝体重不足7.5kg，以此推算，给小宝的剂量应该每次不超过0.075g，但医生为何一次使用0.75g，超过正常用量的十倍？
2010年10月份，包头市中心医院普外科联系赵继勇，要求他缴纳医院对小宝抢救的医药费。赵继勇问孩子出事原因时，普外科主任只说，“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程序治疗，不存在任何问题。”
当赵继勇明确指出用药量超十倍后，该主任又称，院方通常会根据经验给病人多剂量用药，也没事。顿时，赵继勇觉得院方早就知道超量用药，但一直没有告诉他本人。
“怎么仅凭经验用药呢？我看是利益驱动，故意用贵药，而且还多开贵药。”赵继勇愤愤地说，他手头上长达两米的住院费用清单上，所有单项费用中，最贵的正是这种阿奇霉素，每支149元。
赵继勇认为，小宝的病情是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脑部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属于医疗事故。并且，在医疗小宝过程中，医院及其他医务人员也没有将小宝的病情、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赵继勇，及时解答其咨询，赵继勇感觉自己被侵权。
赵继勇当时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向医院索要医疗事故赔偿。但考虑到打官司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怕耽误小宝治疗，并且院方暗示可以协商解决，支付小宝一定的赔偿金。所以，赵继勇决定跟包头市中心医院私下谈判，确定赔偿事项。
2011年春节前两天，双方商定元宵节前后签订赔偿协议，但正月十五过去几天，一直到3月12日还没消息。“两会”一结束，赵继勇被告知包头市中心医院提出，要赔偿除非他去法院告！
实习医生先开药，资格医师后签字
自从小宝被诊断患有缺血性脑病后，赵继勇就停止了开办外语培训班的工作。一年来，赵继勇每天的任务是负责照顾儿子：天刚亮，给儿子喂饭。然后陪他在床上玩耍，中午一顿饭后，哄儿子睡着，直到下午4点钟，把儿子送到几公里外的包头市儿童脑瘫康复中心进行康复治疗，6点回家给妻子准备晚饭。妻子张鹤在家附近的商场卖服装，赚的钱成为家里目前唯一的收入。
赵继勇认为，小宝的脑病跟医院的超量使用抗生素有直接因果关系。
外科医生张存贵在谈到小宝的脑病时，并不讳言自己有责任，并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后悔。作为持有医疗执照的小儿外科专业医师，坐诊20多年来，从没有出现重大失误。他告诉《方圆》记者，小宝正常剂量的确是每次0.075g。
得知小孩病危时，他感到很意外，他随即查看病历，并参加了专家会诊，最后才发现有抗生素过量这回事。
不过，张存贵称，7月21日给赵小宝开药的是一名实习医生，并不是他本人，那天星期六，张存贵在外参加一个婚礼。他告诉记者，这个实习医生，跟医院有业务合作，但没有处方资质。用了两天药后的下周一，当张存贵在用药医嘱单上签字时，“没多掂量0.75g的分量”。
用药医嘱单属于处方，根据《处方管理办法》的规定，经注册的执业医师在执业地点取得相应的处方权。而试用期人员开具处方，应当经所在医疗机构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审核、并签名或加盖专用签章后方有效。
主治医师不在，由未取得执业许可的实习医生开具处方，显然不符合相关规定。而且开具的是临床使用必须合理慎重的抗菌药物。这种先斩后奏式的用药，张存贵也觉得“整个都乱了套”。他告诉记者，长期医嘱单上用的药，如果医生没签字，是要被医院罚款的。
尽管承认十倍抗生素属于违规使用，但张存贵不认为自己能承担所有的责任。他曾就阿奇霉素使用的医学问题，奔赴上海咨询权威专家。“你充其量跟护士的责任一样。”专家对张存贵说。
“本该由我先签字，护士执行，现在是护士先执行，我后签字。”张存贵一想起此事，仍然懊恼不已。
就超量抗生素类药物如何达到患者手中，记者曾多次试图采访院方，但医务处一姓刘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鉴于目前患者家属已将医院起诉，医院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至于赵小宝的脑瘫病情是否与医院有直接责任，也不便谈论。
责任在谁
从事药剂事业10年的四川峨眉妇幼保健院执业药师骆卫告诉记者，正确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是提高疗效、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减少或减缓细菌耐药性发生的关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是否正确、合理，一要看有无指征应用抗菌药物；二要看选用的品种及给药方案是否正确、合理。
骆卫认为，腹外疝手术作为Ⅰ类（清洁）切口，手术未进入炎症区，未进入呼吸、消化及泌尿生殖道，一般情况下不需预防用药。“如果，术后出现发热症状，要确认伤口是否有感染，或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只有诊断为细菌性感染者，才应使用抗菌药物。”
“先不说用阿奇霉素在抗菌谱（泛指一种或一类抗生素所能抑制或杀灭微生物的类、属、种范围）上是否恰当。医院超量使用，属于用药过失，这不是药物的不良反应，而且引起了严重后果。”骆卫称，阿奇霉素的半衰期在同类药中是最长的，它在体内消除过程缓慢。当超剂量使用后，出现的反应是毒性反应，后果常是器官功能的丧失。
骆卫告诉记者，作为一份长期执行医嘱，护士明显会发现有过量使用的情况。而药师没有很好遵守《处方管理办法》的规定，即药师调剂处方时必须做到“四查十对”：查处方，对科别、姓名、年龄；查药品，对药名、剂型、规格、数量；查配伍禁忌，对药品性状、用法用量；查用药合理性，对临床诊断。
据悉，赵继勇已将包头市中心医院和海军总医院同时告上法庭。他认为，海军总医院的责任是误诊为病毒性脑炎。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同一诉讼的两个以上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时，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赵继勇选择向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这样不用到包头市医疗鉴定。他担心“包头市中心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跟当地卫生部门关系暧昧”。
北京市金栋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刚认为，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称为医疗事故，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包头市中心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小宝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时尚无定论。而这又正是鉴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重要因素。
在李刚看来，虽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医院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医疗机构的过错造成患方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仍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如果医院侵权造成患者损害，仍要承担赔偿责任。
记者获悉，北京海淀区法院已分案至复兴路法庭审理，赵继勇正在等着法院最后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