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复旦投毒案”依法公开一审宣判，年仅28岁的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因投毒致使舍友黄洋死亡而被判处死刑。
　　同19年前清华大学女生朱令铊中毒案、2004年云南大学马加爵案一样，都是仅仅因为同学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他人看不顺眼，最终一个人的冲动导致多个家庭的毁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值得社会深思。
　　毋庸置疑，在常人眼中，林森浩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高材生，堪称不折不扣的天之骄子：中学时代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那几个孩子”；读研期间发表了8篇核心期刊级别论文，同时还兼任学生会副主席；头顶的“光环”不可谓不多，他“一直是整个家族的骄傲”。然而，正是这些所谓常人眼中的“优秀”“杰出”“好孩子”“羡慕的目光”害了他。
　　因为他学习成绩优秀，勤奋好学，所以没有人在意他性格上的缺失，没有人关注他“对人对事方面缺少应有的认识”，没有人注意到他内心的灰暗。他在QQ日记里写道：“像《恰同学少年》里面那个在进大学时对着学校领导说他自己父亲是他雇用的挑夫一样，我在本科以前一直也有这么一种自卑的身份心理，每次听说谁的父母是什么医生、大官的，我就会内心小羡慕一番。”尤其是他交友屡屡受挫，以致于他自嘲，“有谁会喜欢我这个人？丑男第一、手无缚鸡之力、木讷、迂腐、时代的落伍者。”后来他在日志里这样总结自己的心理：“我的潜意识中确实有着一种想借助裙带关系上位的成分，可是我的自尊心又时不时把我给拉回来继续奋斗，形成了我矛盾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自己不自信又要强的心理缺陷，但是一直没有阳光照进来，没有人给他引导。这何尝又不是当前许多大学生的内心写照。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重学习轻品德、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非常严重。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人的观念、情感、善的意志是不可分割的。作为知识传递过程的教学和作为善的意志形成的道德教育是统一的，“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的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则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然而现实中，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老师关注的只是成绩和分数，对于心理是否健康、人格是够健全、品行是否端正等全然不管。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教师“没空”与学生谈心，只要学生成绩好、分数高，即使犯再大的错误，也都宽容甚至包庇，而不是给学生指出来，让其改正。大学里，教师热衷于跑项目、搞科研、发论文、赚外快，教书育人俨然成为“副业”，教师教而不育的现象严重。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一段话至今振聋发聩：“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据《南方周末》报道，林森浩在网络上非常冲动，经常使用一些恶毒的攻击性语言，参与论坛讨论。有同学回忆，本科时，因为跟同学发生争执，林森浩连续给对方发了十几条“恐吓短信”。同学总结说，“他记仇，但绝不轻易外露。”林森浩在学习和生活中截然不同的表现也折射出学校道德教育的失败。
　　中国学生从小到大都在接受道德教育，但是往往重说教轻养成、重理论轻实践、重灌输轻体验，道德教育与道德生活脱节。正如陶行知所言：“现今学校中所通行的修身伦理，很少实行的机会。既或有之，亦不过练习仪式而已。所以嘴里讲道德，耳朵呼道德，而所行所为却不能合乎道德标准，无形无影当中，把道德和行为分而为二。若想除去这种弊端，非给学生种种机会练习道德的行为不可。”失去生活根基的道德教育课程根本进不了学生的脑子，学生碰到现实问题，就会发现和书本上学的不一样；德育内容空洞抽象、苍白无力，德育内容原本来自于生活世界，而我国现在所进行的德育往往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学生只能学到关于道德的理论知识，无法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外化为自己的行为；德育方法上强调灌输说教，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热衷于对道德符号的记诵和逻辑演绎，学生学到的不是沉甸甸的生活与道德智慧，而是枯萎的道德语言符号和知识气泡。如此德育模式造成的一个怪圈是：许多学生背《规范》《守则》倒背如流，却随地吐痰、随手扔纸屑；许多孩子节假日走向街头巷尾学雷锋做好事，回到家里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学生从小就受思想道德教育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但是到了大学反而还得从头来学不踩草坪。这一怪象值得深思。
　　“复旦投毒案”虽属个别，但是整个事件值得深刻反思。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个人的修养水平，更应从整个教育体系、教育理念、教育价值反思，唯有如此才能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