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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还是死?”《哈姆雷特》中的这句台词经久不衰,道出了社会和个人的两难局面,万般无奈。“学外语,还是不学外语?”这个问题也被上纲上线。近日,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强烈反对将外语作为必修课。
这位教授大谈学习外语的无用性,强烈主张开设科技史。他的理由是,外语“最终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使用,为什么成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这不是陪绑吗?”不过,如果仅以今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是否能有用武之地作为标准,来决定是否开设一门必修课,那么很多课程都没有开设的必要。
比如,中学生大多背过《化学元素周期表》,但知道化学元素的特性又有何用?如果从实用性考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完乘法口诀之后,似乎也就没必要再学习数学了。随着手机的普及,学习乘法口诀的必要性也微乎其微:用手机就可以进行加减乘除,不用再背乘法口诀。
相比之下,外语的用途要广得多,至少在看外国大片时有帮助。如果出国旅游,外语自然能够派上用场。有的朋友会说,自己谋生尚难,哪里有机会出国旅游?但从事低端工作也有可能会用到外语。我们在世界各地从事劳务工作的同胞越来越多。在国外从事低端工作也离不开外语,遇到战乱或自然灾害时,外语对逃生就更有帮助,比数学的用处大。
北大教授主张增设科技史,其观点本身就有自相矛盾的逻辑问题。中学毕业后大部分人并不从事科技工作,按照作者实用性的标准,就没有必要学习科技史。所以作者又提出了一个观点:外语与数学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它不具备数学提升思维能力和测试智商的功能。”这一论断恐怕缺乏根据。数学是破译自然的工具,而语言则是文化的最大载体,也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工具。
学习英语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形式逻辑思维,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汉语并不注重形式逻辑。北京地铁站中经常播放这样的广播:“现在是乘车高峰期间,请乘客站在黄线后面。”从逻辑上反推,这句话就有问题:如果不是乘车高峰期间,难道就可以不站在黄线后面吗?中国既然有数学的逻辑训练,为什么不合逻辑的论断多处可见?可见,用数学培养逻辑思维,还是有其局限性。
不容否认,很多学生确实视学习外语为苦事。很多学生深信,学习外语对其百无一用,徒增烦恼。但学生厌倦学外语,并不一定是因为外语无用,有可能是因为教学方法欠妥,也有可能是因为授课老师的外语不过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太可能。如果本人精通汉语和外语,提出解除外语负担的建议就比较有说服力,否则就难以服人。自己不通外语,如何能够清楚外语的用途?如果精通英语的钱钟书或懂日语的鲁迅主张取消外语负担,那还是比较让人信服的。可惜两位没有。
这位教授大谈学习外语的无用性,强烈主张开设科技史。他的理由是,外语“最终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使用,为什么成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这不是陪绑吗?”不过,如果仅以今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是否能有用武之地作为标准,来决定是否开设一门必修课,那么很多课程都没有开设的必要。
比如,中学生大多背过《化学元素周期表》,但知道化学元素的特性又有何用?如果从实用性考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完乘法口诀之后,似乎也就没必要再学习数学了。随着手机的普及,学习乘法口诀的必要性也微乎其微:用手机就可以进行加减乘除,不用再背乘法口诀。
相比之下,外语的用途要广得多,至少在看外国大片时有帮助。如果出国旅游,外语自然能够派上用场。有的朋友会说,自己谋生尚难,哪里有机会出国旅游?但从事低端工作也有可能会用到外语。我们在世界各地从事劳务工作的同胞越来越多。在国外从事低端工作也离不开外语,遇到战乱或自然灾害时,外语对逃生就更有帮助,比数学的用处大。
北大教授主张增设科技史,其观点本身就有自相矛盾的逻辑问题。中学毕业后大部分人并不从事科技工作,按照作者实用性的标准,就没有必要学习科技史。所以作者又提出了一个观点:外语与数学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它不具备数学提升思维能力和测试智商的功能。”这一论断恐怕缺乏根据。数学是破译自然的工具,而语言则是文化的最大载体,也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工具。
学习英语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形式逻辑思维,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汉语并不注重形式逻辑。北京地铁站中经常播放这样的广播:“现在是乘车高峰期间,请乘客站在黄线后面。”从逻辑上反推,这句话就有问题:如果不是乘车高峰期间,难道就可以不站在黄线后面吗?中国既然有数学的逻辑训练,为什么不合逻辑的论断多处可见?可见,用数学培养逻辑思维,还是有其局限性。
不容否认,很多学生确实视学习外语为苦事。很多学生深信,学习外语对其百无一用,徒增烦恼。但学生厌倦学外语,并不一定是因为外语无用,有可能是因为教学方法欠妥,也有可能是因为授课老师的外语不过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太可能。如果本人精通汉语和外语,提出解除外语负担的建议就比较有说服力,否则就难以服人。自己不通外语,如何能够清楚外语的用途?如果精通英语的钱钟书或懂日语的鲁迅主张取消外语负担,那还是比较让人信服的。可惜两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