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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自我的解构分析，指出自我不仅仅是孤立的自我而且自我本身是需要他者的，在他者者自我得到肯定与发挥，但是这样的他者肯定最终还是需要自我的一个自我意识。最终指出，重要的不是我们意识到什么，而是做什么。
关键词：自我；他者；中
一、问题之提出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思考自我问题？
我认为是根本有必要的，从个人方面来说，思考自我问题意味着对自我何以可能的重新定位，进而意味着创造一个我，去作为我而存在着，从社会方面来说，只有每个人做好自我，按照费希特的观点以及庄子的观点，社会也便会得到合理的发展，也就是说，你做好了自己，也便给社会带来好处，社会因而就得到了发展，而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来说，这样的时代是一个技术化的时候，是一个科技主导一切的时代，意识到自我，意味着不被这样一个技术化的时代所异化，不沦丧为作为客体而存在。成为时代的主人。
二、自我结构的分析
要想思考自我问题，首先应该对自我本身进行分析，当苏格拉底喊出认识你自己的时候实际指出了自我认识之根本难度，作为自我难以认识表现在从自我本身来说，自我本身是多层次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个自我是受到本我也就是一个潜意识的无意识的自我支配的，这本身表明了某种自我的难以把握性，但是如果一味的去从潜意识去分析，那么一可能什么也分析不出来，二分析出来对于自我之构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应该在这里放弃这种从潜意识对自我的分析，而着手从一种理性的方式对自我进行分析，给我小我的分析路线。
另一方面，自我并不简单的作为一个单一自我而存在的，自我必须与他人建立联系，在和他人建立联系的时候，自我本身才得以被承认与提升，单一的自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时自我必须做出事才能成为自我，而做事则意味着去实践，与事物打交道，这里与事物打交道也就是与他人打交道，也就是说实践本身意味着社会关系，这里，自我无论在他者还是实践中都指向了另外的他人，因此对自我的考察第二个方面要从自我与他人构建。
三、自我本身之分析
自我本身作为单一的自我何以可能？
历来对自我的纯分析大概都有2条路线，从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自己无知，再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再到康德的自律的理性的自我，在到黑格尔的不断发展的自我的理性自我意识，这都是一条纯粹的理性主义的路线——即使苏格拉底的知道自己的无知，前提仍然是以理性即有知为标准的，而这样的理性主义路线，在十九-二十世纪开始发生转变，因为人们发现理性本身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理性本身可能成为工具理性，因此产生了克尔凯郭尔注重信仰意志的自我，叔本华注重意志的自我，尼采注重酒神精神，权利意志的自我，甚至到最后的存在主义，强调人的生存，去存在，去体验生活，这条路子，本质上用威廉巴雷特的一本书的名字——《非理性的人》概括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时的哲学已经深刻意识到人作为理性主体的虚无，在现代性的时候，在2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幻想，当人面面对着与上帝，与自我，与社会的异化。因此这样的哲学是必须的，它体现了对理性主义哲学的补充。
但是这样的哲学是否又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对自我的表达？
答案起码在我这里是否定的，因为当一味强调意志，非理性又可能陷入某种极端，某种对强权的合理性的论证，某种个人对他人的压服与征服，某种人本身的决对不自由。
因此，我认为西方这样的路线并不能解决对自我的构建问题，因为西方的思维可能导致某种极端化思维，因为西方思想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注重概念，而概念则可能导致对某一理性某一认识的绝对推崇，因此可能走向极端，而一旦走向极端，这样的自我也就成了片面的自我，因此对我来说更加推崇一种中国化的中庸的自我，什么是中庸？中庸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偏不倚谓之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节”也就是中庸要求的并不时树立某种思想的绝对性，而是一种相对性，它意味着在某种条件下的思想的转化，意味着某种始终的守中，在这里（我还想说，我并不时不需要西方的概念，而是吸收西方思想的核心。它对于中国文化未有领域的开拓）则是非理性和理性的综合，也就是说做一个完整的人，一方面我们应该去理性的存在，理性的去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成全感性的小我，这样的感性小我也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根本重要的，它是一个完整人格得以可能的前提。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让二者走向极端，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能让理性发展成为某种工具理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让非理性发展成为某种绝对，某种对理性的剥夺，某种集权强权。
四、自我与他者关系之分析
理性的自我，前面已经强调，单一的纯自我并不构成自我，而是需要他者。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他者？
我们需要他者，因为他者对我们的需要是多层次的，首先，施特劳斯揭示出他者也恰恰是自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必然与他者发生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他者就构成自我的一部分，其次，在黑格尔看来，我们之所以为自我是需要他者承认的，正是他者的承认，以及自我对他者的承认使得自我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奴隶是自由的，奴隶承认了主人，在这样的相互承认中，奴隶获得某种自由，但是主人恰恰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没有承认奴隶的主体地位，因此是不自由的。再次，释学说他者是一条路是一条通向自我理解的路。也就是说他者构成了对我们的某种自我理解，另外。他者恰恰构成了我们的前提，因为也是按照解释学的说法，历史传统恰恰是我们思维的出发点，我们不能离开历史传统而思维，否则这恰恰是一种片面，我们总是在一定历史前提下生存。
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他者恰恰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成为自我也恰恰因为他者，因此我们必然与他者发生关系才能达到对自我的提升。因此问题在于与他者发生关系，而与他者发生关系则是一种实践，这样的实践指向双重意义的他者，一方面是具体的他者，另一方面是作为实体，例如国家的他者。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的事以一个抽象的他者否定个体的他者，但是这样的否定是危险的，例如在战争期间，以保卫国家或者其他名义而对他者肆意的杀害，这样的他者，具体的他者对我们消失了，这样的观念下，我们可能永远只是对具体的他者漠视的，为人民服务等可能成为一个空话，因为人民是抽象的。
因此这样的实践也同时意味着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为社会而奉献，或者说不是去奉献，而是去尽自己最好，这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实践，就是对大我的一种实践。同时这样的实践或者实践根本的含义是，作为个体与具体的他者发生关系，去尊重他者，去倾听他者，去与他者发生关系，并不断在他者身上反思自己，重新构建自己，这样的自我才是有意义的,才不是一个抽象的自我。
五、自我与他者的连接以及结论
因此这样的成为自我也就意味着四个层面，一是成为理性的自我，一方面成为感性的自我，一方面成为作为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大我，一方面作为与具体个体发生关系的小我，在这四种关系中，自我得以发展与成立。
但是这样的分析仍然有些简单，也就是说，在这四个层面是否有层次上的差别？我认为是有的，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即使作为一个与他者发生关系的自我，因为与他者发生关系恰恰可能是盲目的，他者对自我的引导是不确定的，他需要自我的某种反思，某种自我意识的独立，也就是说他这是作为构建我们主体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他者作为主体而对待，但是，我们把他者看做主体并不等于剥夺自我的主体，主体必须也始终保有着作为我思故我在的独立性，某种人文给予的理性境界去裁夺判断他者究竟作为积极的自我因素还是消极的自我因素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自我才是完善的，否则则是盲目的。
这样我们便达到了我们的结论，一个对自我构建的尝试，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去知道自我是什么，而是去做。去采取类似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的态度，这才能达到真正的自我，而只有自我完善了完成了，社会也才能和谐。
（作者简介：王运豪（1990.7-），男，山西太原清徐人，本科，湖北师范学院，研究方向：西方哲学。）
关键词：自我；他者；中
一、问题之提出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思考自我问题？
我认为是根本有必要的，从个人方面来说，思考自我问题意味着对自我何以可能的重新定位，进而意味着创造一个我，去作为我而存在着，从社会方面来说，只有每个人做好自我，按照费希特的观点以及庄子的观点，社会也便会得到合理的发展，也就是说，你做好了自己，也便给社会带来好处，社会因而就得到了发展，而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来说，这样的时代是一个技术化的时候，是一个科技主导一切的时代，意识到自我，意味着不被这样一个技术化的时代所异化，不沦丧为作为客体而存在。成为时代的主人。
二、自我结构的分析
要想思考自我问题，首先应该对自我本身进行分析，当苏格拉底喊出认识你自己的时候实际指出了自我认识之根本难度，作为自我难以认识表现在从自我本身来说，自我本身是多层次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个自我是受到本我也就是一个潜意识的无意识的自我支配的，这本身表明了某种自我的难以把握性，但是如果一味的去从潜意识去分析，那么一可能什么也分析不出来，二分析出来对于自我之构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应该在这里放弃这种从潜意识对自我的分析，而着手从一种理性的方式对自我进行分析，给我小我的分析路线。
另一方面，自我并不简单的作为一个单一自我而存在的，自我必须与他人建立联系，在和他人建立联系的时候，自我本身才得以被承认与提升，单一的自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时自我必须做出事才能成为自我，而做事则意味着去实践，与事物打交道，这里与事物打交道也就是与他人打交道，也就是说实践本身意味着社会关系，这里，自我无论在他者还是实践中都指向了另外的他人，因此对自我的考察第二个方面要从自我与他人构建。
三、自我本身之分析
自我本身作为单一的自我何以可能？
历来对自我的纯分析大概都有2条路线，从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自己无知，再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再到康德的自律的理性的自我，在到黑格尔的不断发展的自我的理性自我意识，这都是一条纯粹的理性主义的路线——即使苏格拉底的知道自己的无知，前提仍然是以理性即有知为标准的，而这样的理性主义路线，在十九-二十世纪开始发生转变，因为人们发现理性本身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理性本身可能成为工具理性，因此产生了克尔凯郭尔注重信仰意志的自我，叔本华注重意志的自我，尼采注重酒神精神，权利意志的自我，甚至到最后的存在主义，强调人的生存，去存在，去体验生活，这条路子，本质上用威廉巴雷特的一本书的名字——《非理性的人》概括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时的哲学已经深刻意识到人作为理性主体的虚无，在现代性的时候，在2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幻想，当人面面对着与上帝，与自我，与社会的异化。因此这样的哲学是必须的，它体现了对理性主义哲学的补充。
但是这样的哲学是否又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对自我的表达？
答案起码在我这里是否定的，因为当一味强调意志，非理性又可能陷入某种极端，某种对强权的合理性的论证，某种个人对他人的压服与征服，某种人本身的决对不自由。
因此，我认为西方这样的路线并不能解决对自我的构建问题，因为西方的思维可能导致某种极端化思维，因为西方思想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注重概念，而概念则可能导致对某一理性某一认识的绝对推崇，因此可能走向极端，而一旦走向极端，这样的自我也就成了片面的自我，因此对我来说更加推崇一种中国化的中庸的自我，什么是中庸？中庸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偏不倚谓之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节”也就是中庸要求的并不时树立某种思想的绝对性，而是一种相对性，它意味着在某种条件下的思想的转化，意味着某种始终的守中，在这里（我还想说，我并不时不需要西方的概念，而是吸收西方思想的核心。它对于中国文化未有领域的开拓）则是非理性和理性的综合，也就是说做一个完整的人，一方面我们应该去理性的存在，理性的去生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成全感性的小我，这样的感性小我也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是根本重要的，它是一个完整人格得以可能的前提。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让二者走向极端，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不能让理性发展成为某种工具理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让非理性发展成为某种绝对，某种对理性的剥夺，某种集权强权。
四、自我与他者关系之分析
理性的自我，前面已经强调，单一的纯自我并不构成自我，而是需要他者。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他者？
我们需要他者，因为他者对我们的需要是多层次的，首先，施特劳斯揭示出他者也恰恰是自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必然与他者发生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他者就构成自我的一部分，其次，在黑格尔看来，我们之所以为自我是需要他者承认的，正是他者的承认，以及自我对他者的承认使得自我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奴隶是自由的，奴隶承认了主人，在这样的相互承认中，奴隶获得某种自由，但是主人恰恰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没有承认奴隶的主体地位，因此是不自由的。再次，释学说他者是一条路是一条通向自我理解的路。也就是说他者构成了对我们的某种自我理解，另外。他者恰恰构成了我们的前提，因为也是按照解释学的说法，历史传统恰恰是我们思维的出发点，我们不能离开历史传统而思维，否则这恰恰是一种片面，我们总是在一定历史前提下生存。
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他者恰恰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成为自我也恰恰因为他者，因此我们必然与他者发生关系才能达到对自我的提升。因此问题在于与他者发生关系，而与他者发生关系则是一种实践，这样的实践指向双重意义的他者，一方面是具体的他者，另一方面是作为实体，例如国家的他者。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的事以一个抽象的他者否定个体的他者，但是这样的否定是危险的，例如在战争期间，以保卫国家或者其他名义而对他者肆意的杀害，这样的他者，具体的他者对我们消失了，这样的观念下，我们可能永远只是对具体的他者漠视的，为人民服务等可能成为一个空话，因为人民是抽象的。
因此这样的实践也同时意味着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为社会而奉献，或者说不是去奉献，而是去尽自己最好，这本身就是社会的一种实践，就是对大我的一种实践。同时这样的实践或者实践根本的含义是，作为个体与具体的他者发生关系，去尊重他者，去倾听他者，去与他者发生关系，并不断在他者身上反思自己，重新构建自己，这样的自我才是有意义的,才不是一个抽象的自我。
五、自我与他者的连接以及结论
因此这样的成为自我也就意味着四个层面，一是成为理性的自我，一方面成为感性的自我，一方面成为作为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大我，一方面作为与具体个体发生关系的小我，在这四种关系中，自我得以发展与成立。
但是这样的分析仍然有些简单，也就是说，在这四个层面是否有层次上的差别？我认为是有的，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即使作为一个与他者发生关系的自我，因为与他者发生关系恰恰可能是盲目的，他者对自我的引导是不确定的，他需要自我的某种反思，某种自我意识的独立，也就是说他这是作为构建我们主体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他者作为主体而对待，但是，我们把他者看做主体并不等于剥夺自我的主体，主体必须也始终保有着作为我思故我在的独立性，某种人文给予的理性境界去裁夺判断他者究竟作为积极的自我因素还是消极的自我因素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自我才是完善的，否则则是盲目的。
这样我们便达到了我们的结论，一个对自我构建的尝试，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去知道自我是什么，而是去做。去采取类似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的态度，这才能达到真正的自我，而只有自我完善了完成了，社会也才能和谐。
（作者简介：王运豪（1990.7-），男，山西太原清徐人，本科，湖北师范学院，研究方向：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