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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不能较为充分地满足实践的旺盛需求。我们应基于“有用”“够用”“好用”三个标准，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清理、甄别和整合。教育研究者需将学术性知识进行应用性转换。教育管理理论要更好更快发展，就要提高研究的规范化程度，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范式，形成中国本土教育管理理论。理论与实践之间应该建立良性互动互惠关系，理论要敬畏实践，实践要尊重理论，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实践；实践性知识；话语体系转换；变量思维；实证研究；质性研究；现代精神；《中小学管理》30年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84（2017）01-0024-04
教育管理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与润泽，教育管理理论需要实践的滋养与检验，二者之间需要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在持续健康的互动过程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和进步。但二者之间关系究竟如何？教育管理实践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理论自身如何更好更快发展？二者之间如何建立互动互惠的良好关系？二者共同的价值基础与内在灵魂是什么？值此以“为一线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办刊宗旨的《中小学管理》创刊30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出简要回答。
本文所讲的教育管理实践，是指学校内部管理和政府教育行政两个方面，而以前者为主；本文所指的教育管理理论，既包括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实践者研究实际工作的成果，但以前者为主。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译介了许多国外的教育管理著作；在教育实践方面，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异彩纷呈，彰显出我国教育管理变革的蓬勃活力。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喜忧参半，一言难尽。
可喜的是，二者实际上都从对方受益良多，互有感激之情。对于诸多现实问题，面对复杂的教育管理现象，研究者尽其所能予以快捷回应，并走进实践开展实地调研，积极出谋划策，致力于推动政府行政改革与学校内部管理改革。同时，实践者也诚心向研究者学习请教，希望专家学者指点迷津，答疑解惑，促进管理变革。在此互动过程中，理论得到发展，实践得到改进，这是一幅和谐共进的现实美景。
可忧的是，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也有许多不和谐的曲调，有时相互不理解、不欣赏甚至妖魔化。實际工作者认为理论空洞空泛，飘在天上不接地气，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认为学者们所谓的“科学结论”并不符合实际，属于纸上谈兵，甚至认为一些学者志大才疏、不自量力。理论工作者则认为一些实际工作者主观随意、不够理性、不讲道理、不按章法出牌，对于管理决策不尊重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耿耿于怀。
上述“喜”与“忧”都是真实的现实图景，喜不必说，“忧”从何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二者可能都有责任，但关键是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不能较为充分地满足实践的旺盛需求。现在的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只能给予实践一定程度、局部的满足，而不是整体性和饱和式满足。通俗而言，就是实践感到“不解渴”，理论做不到让教育管理实践全身舒坦、每一个细胞都舒畅（但这个要求是否有点过高？）。
1. 教育管理实践需要能为其提供有效指导的知识
实践所需要的教育管理理论，是能为管理实践活动提供有效指导的知识。具体言之，标准有三。（1）有用。这是最重要的标准，要求教育管理知识能为管理活动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效能，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够用。要求教育管理领域已经积累起“足够数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已经构成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即我们常说的“专业知识”，而不是零星的、肤浅的认识，这样才能为专业活动、为职业的专业化提供有力支持。（3）好用。要求在理论知识的呈现上紧扣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结合实践者的现实需要，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其语言表述应该通俗易懂，让人喜闻乐见，最好做到让人欲罢不能、手不释卷。
2. 现有教育管理知识需要清理、甄别和整合
现有的教育管理知识能满足上述要求吗？从历史上看，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们似乎总是对当时教育管理的知识状况不满意，总是对教育管理理论的实际效用提出质疑。早在1945年，著名管理大师西蒙在其《管理行为》中就批判当时流行的管理理论“过于简化、肤浅和缺乏现实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管理研究进入了多元范式时代，但是，这些新的理论知识的效用和品质也一样受到非议，西方不少学者认为它们一是脱离实际，空疏无用；二是各有各的范式和立场，相互矛盾与冲突，让人尤其是实践者无所适从。
人类所积累下来的教育管理知识真的如此糟糕、一无是处吗？本文认为，西方一些学者过多否定了教育管理理论知识的效用，过度夸大了教育管理理论之间的冲突。而实际上，实践取向的知识标准，并不关注范式在认识论上的整合问题，更关注的是知识的实用性问题。不论知识源自何种门派，只要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实践水平的提升，就应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知识。我国现有的教育管理知识在数量上是不断增长的，在效用上也是裨益于实践的。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些知识的确比较庞杂，而且对实践并不是都有用处，我们必须基于“有用”“够用”“好用”三个标准，对这些已有的知识进行清理、甄别和整合。
3. 教育研究者需将学术性知识进行应用性转换
教育管理实际工作者所需要的是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而不是学术性知识（academic knowledge）。前者是现实导向的、问题中心的，是对实践的认识，后者是理论导向的知识建构。本文并不否认学术性知识的理论价值，也不认为学术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认为学术性知识必须经过“应用性转换”才能成为实际工作者喜闻乐见的实践性知识。 教育管理理论要更好地服务于教育管理实践，至少需做好这样几件事。（1）根据教育管理行为的外延，确定一个“实践性知识的应然框架”，确保能覆盖全部教育管理工作，解决理论知识“够用”的问题。（2）依据框架所确定的知识类别，从实然的、已有的教育管理总体知识中，剥离出已有的“实然的实践性知识”，保证所剥离出来的知识是“有用”的。（3）将实然和应然两个框架作对比分析，找出二者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需要生产的“新的实践性知识”。（4）根据实践的需求，对于某些学术性知识进行话语转换，使它们更“好用”，更容易被实际工作者所理解和吸收。
在新的实践性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发挥校长、局长等实际工作者的作用。这反映出新旧知识观的差异。传统知识观强调专业知识的确定性、普适性和客观性，强调学科性、学术性知识的灌输。而新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工具性即实践价值，强调知识是实践者个人的主观建构，强调专业知识的获得是基于对自身职业实践的反思、探究以及与同行的交流。新知识观是实践-反思取向的，而不是学科知识取向的，它关注实际，强调行动研究，要求实践者成为研究者，积极反思，而不是被动地应用知识。这样，实际工作者就由知识的消费者变成了知识的创造者、生产者，其自我反思产生的知识也被吸纳作为实践性知识的一部分。
研究和经过研究形成的理论，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随便想想、随便写写就是研究，研究是一个流程，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遵循研究步骤一步一步做出来的，不是闭门写出来的。面向未来，我国的教育管理理论要更好更快发展，要更好地促进实践的改进，需要关注以下几个要点：
1. 提高研究的规范化程度
我们要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以“变量语言”探索教育管理中的因果关系，形成一系列的关于教育管理的关系命题，并最后形成系统性的“教育管理理论”。
一般来说，理论由概念、变量、陈述等基本要素构成，是一套被系统陈述的、以可靠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并在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命题。概念是构造理论的砖石，它是对研究范围内同一类现象的概括性表述。变量是概念的一种类型，它是通过概念的具体化而转换来的，如“人民”这一概念，当界定为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时，就成为变量。科学研究必须使用变量的语言，只有使用变量语言才能进行严密的高水平研究。教育管理研究走向科学严谨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不断改进其变量分析方法，探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命题是理论的框架。概念是描述现象“是什么”的分类概括，而命题是对现象之间的关系的陈述，它用于说明“为什么”的问题。命题是思维的基本单位，它通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之间关系的明确陈述使各种现象联系起来。只有基于数据或者证据的因果关系结论，才能为教育管理实践提供“精准的干预措施”，才能提高改进实践的成效。这就要求研究者做真学问、做真研究，形成真正的理论认识、理性知识，而不是随意性的主观观点，更不是个人的情绪化发泄。简单讲，研究者要讲道理，要讲清楚道理，不能武断粗暴得出结论、作出决策。
2. 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范式
我们应充分借鉴国外教育管理理论，运用多元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的教育管理现象，并在借鉴和运用中，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范式，提出本土化的概念、命题，形成本土化的管理理论。
经过多年的发展，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多元的研究范式。在各种范式中，实证范式的过度使用与其他范式的使用不足并存，对于实证范式以外的其他多种范式运用不够充分，是目前教育管理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国教育管理知识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把各种研究范式用足用好，从关注具体的研究方法走向关注具体方法背后的世界观层面，走向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等层面，即走向研究范式的层面，充分释放各种研究范式所蕴藏的巨大的知识生产能力，发挥“研究范式”所应该发挥的作用。
多元范式对于研究者的价值在于，提供多种视角去认识教育管理的复杂性，以利于更好地把握教育管理的本质。多元范式对于实践者的价值同样也是——提供多种视角去认识教育管理的复杂性，以利于更好地把握教育管理的本质。实践者往往难以理解学术话语。研究者需要进行话语转换，把研究范式的学术性话语，转化为实践者能够理解的实践性话语，给实践者插上理论思维的翅膀。
当前诸多范式理论皆从西方舶来，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需要进行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范式转换”，以更好地解释中国教育管理现象。这种新范式建立在充分吸收西方多元范式的基础上，更建立在吸收中国教育管理历史传统、实践经验和知识积淀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吸收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更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的管理文化、总结和提炼现实的管理经验。
3. 形成中国本土教育管理理论
我们要真正重视和深入研究我国教育管理的“历史”和“现实”，体现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主体性，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能有效解釋和解决中国教育管理问题的理论。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不是西方框架与话语的殖民地，我们需要好好梳理我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智慧和教育管理知识。同时，我们更需要深入研究我国的教育管理现实。当前，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管理智慧，中国教育管理实践的丰富性，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善待。对于当前我国教育管理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研究非常不够。我们需要开展大量的质性研究，“不戴有色眼镜”，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对之进行原生态的重现，然后以此为基础形成关于我国教育管理的理性的、系统的理论认识。
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要相互尊重。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大家庭，家和才能万事兴。
1. 理论要敬畏实践
理论要放下身段，切实为实践服务，回馈实践，并在回馈实践中获得检验、丰富和发展。理论要敬畏实践，理论工作者不能居高临下对待实际工作者，前者要尊重后者，要保持谦卑之心，不能没有根据地对实践指手画脚。理论的逻辑永远服从于实践的逻辑，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实践的检验。理论必须在找到规律如找到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实践进行针对性的干预。理论的作用不是外在于实践的，更不是强加于实践的。离开对于实践的研究，理论不可能形成；离开实践的滋养和需求，理论不可能发展；离开实践的应用，理论没有价值，也不可能得到检验。 2. 实际工作者要尊重理论
这种尊重不是表面的尊重，而是发自内心地认同理论的价值，学习理论，应用理论，并对理论创新做出贡献。教育管理实际工作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但缺乏对教育管理的系统的、有深度的理性认识。教育管理理论是对教育管理现象的系统认识，将给予实践群体一双理性的眼睛，给予他们观察教育管理现象的理论视角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的方法技术，使他们走出经验型管理的老路，踏上理性化管理的坦途，让他们的管理实践更具科学性。理论工作者要给实际工作者真正“有用”“够用”“好用”的教育管理理论知识，而不是没有根据、不讲学理、不讲道理的心灵鸡汤与精神鸦片。
3. 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这一共同的价值追究就是现代精神。现代精神的本质是人道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二者都是为教育发展、人的发展、社会发展服务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观念滞后、价值陈腐的教育管理理论，而是现代精神所统摄的、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管理理论。我们要兴办的是现代教育，我们要培养的是现代人，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国家，因此，我们需要的是现代教育管理实践，我们要提供的是有助于兴办现代教育、培养现代人、建设现代国家的教育管理理论。提升我国教育管理的实践水准的最终目标，是把传统的教育管理变成现代的教育管理，即人本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教育管理。
三十而立，对于《中小学管理》来说，此言不虚。创刊30年来，《中小学管理》对于我国的教育管理实践和教育管理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扎扎实实地立住了，同时受到学界和实践领域的喝彩与盛赞。
首先，《中小学管理》对于实践有卓越贡献，是管理者的良师益友。该期刊的定位是为实践服务、为实际工作者服务。30年来，无数教育管理工作者从中获取智慧、勇气与力量，在该期刊的哺育下不断成长。
其次，《中小學管理》对于理论有卓越贡献，也是研究者的良师益友。作为为实际工作者服务的一个刊物，能对理论做出卓越贡献，令人钦佩。我认为背后的原因是编辑团队的前瞻性与专业性，和一支优秀的写作队伍、一块丰厚的实践沃土。如果研究者不知道研究什么样的教育管理问题才能符合社会需求，如果博士生、硕士生为找不到学位论文的选题而一筹莫展，那么翻翻这本刊物可能就会有所启发。
第三，《中小学管理》是一座桥梁，沟通理论与实践，使双方都受益匪浅。它促进了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知识的转化与传播，也促进了实际工作者反思、提升、概括自己的管理经验，使其上升为理性认识。该刊物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的发展平台。它比单一的纯学术期刊或者单一的纯实践类期刊更有价值、更有贡献。
这是一本有理想有抱负的期刊。它具有双重使命：改善我国教育管理的知识状况，提高我国教育管理的实践水准。
这是一本有灵魂有坚守的刊物。其灵魂就是现代精神，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的教育管理走向现代化，即走向人本化、科学化、民主化与法治化。
回首过去30年，《中小学管理》做得的确不错。展望未来30年，我们期待做得更好。
关键词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实践；实践性知识；话语体系转换；变量思维；实证研究；质性研究；现代精神；《中小学管理》30年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84（2017）01-0024-04
教育管理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与润泽，教育管理理论需要实践的滋养与检验，二者之间需要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在持续健康的互动过程中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和进步。但二者之间关系究竟如何？教育管理实践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管理理论？教育管理理论自身如何更好更快发展？二者之间如何建立互动互惠的良好关系？二者共同的价值基础与内在灵魂是什么？值此以“为一线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办刊宗旨的《中小学管理》创刊30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出简要回答。
本文所讲的教育管理实践，是指学校内部管理和政府教育行政两个方面，而以前者为主；本文所指的教育管理理论，既包括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实践者研究实际工作的成果，但以前者为主。
一、如何评价我国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状况？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译介了许多国外的教育管理著作；在教育实践方面，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异彩纷呈，彰显出我国教育管理变革的蓬勃活力。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喜忧参半，一言难尽。
可喜的是，二者实际上都从对方受益良多，互有感激之情。对于诸多现实问题，面对复杂的教育管理现象，研究者尽其所能予以快捷回应，并走进实践开展实地调研，积极出谋划策，致力于推动政府行政改革与学校内部管理改革。同时，实践者也诚心向研究者学习请教，希望专家学者指点迷津，答疑解惑，促进管理变革。在此互动过程中，理论得到发展，实践得到改进，这是一幅和谐共进的现实美景。
可忧的是，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也有许多不和谐的曲调，有时相互不理解、不欣赏甚至妖魔化。實际工作者认为理论空洞空泛，飘在天上不接地气，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认为学者们所谓的“科学结论”并不符合实际，属于纸上谈兵，甚至认为一些学者志大才疏、不自量力。理论工作者则认为一些实际工作者主观随意、不够理性、不讲道理、不按章法出牌，对于管理决策不尊重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耿耿于怀。
上述“喜”与“忧”都是真实的现实图景，喜不必说，“忧”从何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二者可能都有责任，但关键是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不能较为充分地满足实践的旺盛需求。现在的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只能给予实践一定程度、局部的满足，而不是整体性和饱和式满足。通俗而言，就是实践感到“不解渴”，理论做不到让教育管理实践全身舒坦、每一个细胞都舒畅（但这个要求是否有点过高？）。
二、教育管理实践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管理理论？
1. 教育管理实践需要能为其提供有效指导的知识
实践所需要的教育管理理论，是能为管理实践活动提供有效指导的知识。具体言之，标准有三。（1）有用。这是最重要的标准，要求教育管理知识能为管理活动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效能，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2）够用。要求教育管理领域已经积累起“足够数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已经构成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即我们常说的“专业知识”，而不是零星的、肤浅的认识，这样才能为专业活动、为职业的专业化提供有力支持。（3）好用。要求在理论知识的呈现上紧扣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结合实践者的现实需要，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其语言表述应该通俗易懂，让人喜闻乐见，最好做到让人欲罢不能、手不释卷。
2. 现有教育管理知识需要清理、甄别和整合
现有的教育管理知识能满足上述要求吗？从历史上看，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们似乎总是对当时教育管理的知识状况不满意，总是对教育管理理论的实际效用提出质疑。早在1945年，著名管理大师西蒙在其《管理行为》中就批判当时流行的管理理论“过于简化、肤浅和缺乏现实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管理研究进入了多元范式时代，但是，这些新的理论知识的效用和品质也一样受到非议，西方不少学者认为它们一是脱离实际，空疏无用；二是各有各的范式和立场，相互矛盾与冲突，让人尤其是实践者无所适从。
人类所积累下来的教育管理知识真的如此糟糕、一无是处吗？本文认为，西方一些学者过多否定了教育管理理论知识的效用，过度夸大了教育管理理论之间的冲突。而实际上，实践取向的知识标准，并不关注范式在认识论上的整合问题，更关注的是知识的实用性问题。不论知识源自何种门派，只要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实践水平的提升，就应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知识。我国现有的教育管理知识在数量上是不断增长的，在效用上也是裨益于实践的。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些知识的确比较庞杂，而且对实践并不是都有用处，我们必须基于“有用”“够用”“好用”三个标准，对这些已有的知识进行清理、甄别和整合。
3. 教育研究者需将学术性知识进行应用性转换
教育管理实际工作者所需要的是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而不是学术性知识（academic knowledge）。前者是现实导向的、问题中心的，是对实践的认识，后者是理论导向的知识建构。本文并不否认学术性知识的理论价值，也不认为学术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认为学术性知识必须经过“应用性转换”才能成为实际工作者喜闻乐见的实践性知识。 教育管理理论要更好地服务于教育管理实践，至少需做好这样几件事。（1）根据教育管理行为的外延，确定一个“实践性知识的应然框架”，确保能覆盖全部教育管理工作，解决理论知识“够用”的问题。（2）依据框架所确定的知识类别，从实然的、已有的教育管理总体知识中，剥离出已有的“实然的实践性知识”，保证所剥离出来的知识是“有用”的。（3）将实然和应然两个框架作对比分析，找出二者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需要生产的“新的实践性知识”。（4）根据实践的需求，对于某些学术性知识进行话语转换，使它们更“好用”，更容易被实际工作者所理解和吸收。
在新的实践性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发挥校长、局长等实际工作者的作用。这反映出新旧知识观的差异。传统知识观强调专业知识的确定性、普适性和客观性，强调学科性、学术性知识的灌输。而新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工具性即实践价值，强调知识是实践者个人的主观建构，强调专业知识的获得是基于对自身职业实践的反思、探究以及与同行的交流。新知识观是实践-反思取向的，而不是学科知识取向的，它关注实际，强调行动研究，要求实践者成为研究者，积极反思，而不是被动地应用知识。这样，实际工作者就由知识的消费者变成了知识的创造者、生产者，其自我反思产生的知识也被吸纳作为实践性知识的一部分。
三、教育管理理论如何更好更快发展？
研究和经过研究形成的理论，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随便想想、随便写写就是研究，研究是一个流程，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遵循研究步骤一步一步做出来的，不是闭门写出来的。面向未来，我国的教育管理理论要更好更快发展，要更好地促进实践的改进，需要关注以下几个要点：
1. 提高研究的规范化程度
我们要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以“变量语言”探索教育管理中的因果关系，形成一系列的关于教育管理的关系命题，并最后形成系统性的“教育管理理论”。
一般来说，理论由概念、变量、陈述等基本要素构成，是一套被系统陈述的、以可靠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并在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命题。概念是构造理论的砖石，它是对研究范围内同一类现象的概括性表述。变量是概念的一种类型，它是通过概念的具体化而转换来的，如“人民”这一概念，当界定为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时，就成为变量。科学研究必须使用变量的语言，只有使用变量语言才能进行严密的高水平研究。教育管理研究走向科学严谨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不断改进其变量分析方法，探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命题是理论的框架。概念是描述现象“是什么”的分类概括，而命题是对现象之间的关系的陈述，它用于说明“为什么”的问题。命题是思维的基本单位，它通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之间关系的明确陈述使各种现象联系起来。只有基于数据或者证据的因果关系结论，才能为教育管理实践提供“精准的干预措施”，才能提高改进实践的成效。这就要求研究者做真学问、做真研究，形成真正的理论认识、理性知识，而不是随意性的主观观点，更不是个人的情绪化发泄。简单讲，研究者要讲道理，要讲清楚道理，不能武断粗暴得出结论、作出决策。
2. 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范式
我们应充分借鉴国外教育管理理论，运用多元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的教育管理现象，并在借鉴和运用中，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范式，提出本土化的概念、命题，形成本土化的管理理论。
经过多年的发展，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多元的研究范式。在各种范式中，实证范式的过度使用与其他范式的使用不足并存，对于实证范式以外的其他多种范式运用不够充分，是目前教育管理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国教育管理知识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把各种研究范式用足用好，从关注具体的研究方法走向关注具体方法背后的世界观层面，走向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等层面，即走向研究范式的层面，充分释放各种研究范式所蕴藏的巨大的知识生产能力，发挥“研究范式”所应该发挥的作用。
多元范式对于研究者的价值在于，提供多种视角去认识教育管理的复杂性，以利于更好地把握教育管理的本质。多元范式对于实践者的价值同样也是——提供多种视角去认识教育管理的复杂性，以利于更好地把握教育管理的本质。实践者往往难以理解学术话语。研究者需要进行话语转换，把研究范式的学术性话语，转化为实践者能够理解的实践性话语，给实践者插上理论思维的翅膀。
当前诸多范式理论皆从西方舶来，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需要进行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范式转换”，以更好地解释中国教育管理现象。这种新范式建立在充分吸收西方多元范式的基础上，更建立在吸收中国教育管理历史传统、实践经验和知识积淀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吸收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更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的管理文化、总结和提炼现实的管理经验。
3. 形成中国本土教育管理理论
我们要真正重视和深入研究我国教育管理的“历史”和“现实”，体现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主体性，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能有效解釋和解决中国教育管理问题的理论。中国的教育管理研究不是西方框架与话语的殖民地，我们需要好好梳理我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智慧和教育管理知识。同时，我们更需要深入研究我国的教育管理现实。当前，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管理智慧，中国教育管理实践的丰富性，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善待。对于当前我国教育管理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研究非常不够。我们需要开展大量的质性研究，“不戴有色眼镜”，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对之进行原生态的重现，然后以此为基础形成关于我国教育管理的理性的、系统的理论认识。
四、理论与实践如何建立良性关系而互动互惠？
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要相互尊重。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大家庭，家和才能万事兴。
1. 理论要敬畏实践
理论要放下身段，切实为实践服务，回馈实践，并在回馈实践中获得检验、丰富和发展。理论要敬畏实践，理论工作者不能居高临下对待实际工作者，前者要尊重后者，要保持谦卑之心，不能没有根据地对实践指手画脚。理论的逻辑永远服从于实践的逻辑，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实践的检验。理论必须在找到规律如找到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实践进行针对性的干预。理论的作用不是外在于实践的，更不是强加于实践的。离开对于实践的研究，理论不可能形成；离开实践的滋养和需求，理论不可能发展；离开实践的应用，理论没有价值，也不可能得到检验。 2. 实际工作者要尊重理论
这种尊重不是表面的尊重，而是发自内心地认同理论的价值，学习理论，应用理论，并对理论创新做出贡献。教育管理实际工作者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但缺乏对教育管理的系统的、有深度的理性认识。教育管理理论是对教育管理现象的系统认识，将给予实践群体一双理性的眼睛，给予他们观察教育管理现象的理论视角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的方法技术，使他们走出经验型管理的老路，踏上理性化管理的坦途，让他们的管理实践更具科学性。理论工作者要给实际工作者真正“有用”“够用”“好用”的教育管理理论知识，而不是没有根据、不讲学理、不讲道理的心灵鸡汤与精神鸦片。
3. 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这一共同的价值追究就是现代精神。现代精神的本质是人道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二者都是为教育发展、人的发展、社会发展服务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观念滞后、价值陈腐的教育管理理论，而是现代精神所统摄的、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教育管理理论。我们要兴办的是现代教育，我们要培养的是现代人，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国家，因此，我们需要的是现代教育管理实践，我们要提供的是有助于兴办现代教育、培养现代人、建设现代国家的教育管理理论。提升我国教育管理的实践水准的最终目标，是把传统的教育管理变成现代的教育管理，即人本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教育管理。
五、《中小学管理》对于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是什么？
三十而立，对于《中小学管理》来说，此言不虚。创刊30年来，《中小学管理》对于我国的教育管理实践和教育管理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扎扎实实地立住了，同时受到学界和实践领域的喝彩与盛赞。
首先，《中小学管理》对于实践有卓越贡献，是管理者的良师益友。该期刊的定位是为实践服务、为实际工作者服务。30年来，无数教育管理工作者从中获取智慧、勇气与力量，在该期刊的哺育下不断成长。
其次，《中小學管理》对于理论有卓越贡献，也是研究者的良师益友。作为为实际工作者服务的一个刊物，能对理论做出卓越贡献，令人钦佩。我认为背后的原因是编辑团队的前瞻性与专业性，和一支优秀的写作队伍、一块丰厚的实践沃土。如果研究者不知道研究什么样的教育管理问题才能符合社会需求，如果博士生、硕士生为找不到学位论文的选题而一筹莫展，那么翻翻这本刊物可能就会有所启发。
第三，《中小学管理》是一座桥梁，沟通理论与实践，使双方都受益匪浅。它促进了理论工作者的学术知识的转化与传播，也促进了实际工作者反思、提升、概括自己的管理经验，使其上升为理性认识。该刊物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的发展平台。它比单一的纯学术期刊或者单一的纯实践类期刊更有价值、更有贡献。
这是一本有理想有抱负的期刊。它具有双重使命：改善我国教育管理的知识状况，提高我国教育管理的实践水准。
这是一本有灵魂有坚守的刊物。其灵魂就是现代精神，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的教育管理走向现代化，即走向人本化、科学化、民主化与法治化。
回首过去30年，《中小学管理》做得的确不错。展望未来30年，我们期待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