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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北京奥运会刚过，一系列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其中最令人痛心的当属三鹿奶粉事件。据2008年9月12日新华网的文章《保守估计三鹿受污染奶粉全国潜在受害者将超3万》，三鹿奶粉事件很可能是近30年来最大的一起，也是一起最严重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因此，有人将之称为中国食品安全的“9.11”事件。紧接着，22家国内企业奶粉和部分抽检的液态奶和雪糕中也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三聚氰胺毒奶粉丑闻不但重创中国奶业，更因为再度冲击中国食品安全形象，一笔勾销了北京奥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奶粉撼动了社会的基本信心。
然而，痛定思痛定，我们可以看出，这件目前轰动全世界的“毒奶粉案”背后的真正元凶，则是中国不受监督的体制结构和某些道德沦丧的商业精英。尽管此次事件暴露出我国在道德建设、清廉政治、重建信仰等方面的欠缺，但新闻媒体监督的不足也应成为原因之一。如果新闻媒体能够及早地自由地监督这些无良企业和机构，及时地披露行业黑幕，反映消费者的诉求，帮助企业、政府职能部门履行职责、完善监督、纠正错误，毒奶粉自3月份第一例案发，就不会拖过半年，中国的儿童就不会多出几十个上百个“结石娃娃”。
二、食品安全需要媒体监督的阳光
一般而言，人们总会把媒体的舆论监督视为“阳光”，或者将媒体喻为“社会良心”和“船头的□望者”对阴暗的事物予以曝光，是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法宝，新闻监督的威力也正是在于通过媒体曝光将某些不法行为、腐败问题公之于世，让舆论的阳光驱散权力恣意的阴霾。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人民健康，乃至生命。在特定的时期，关系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国家形象。作为新闻舆论监督部门更是负有重要的舆论监督和社会导向使命。在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甚至是国家形象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更要保持求真务实、客观严谨的新闻舆论监督作风，做好新闻舆论监督的把关人，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一道构筑坚实的食品安全监督体系，编织一张疏而不漏、监督有力的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网。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各种经济活动纷繁复杂，一些无良企业为了牟取经济利益，往往做出一些损害消费者的不法行为，在食品行业中，有的为了降低成本不惜以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正如近些年媒体所披露的那样，用地沟油做菜、用避孕药催大鳝鱼、用臭水沟养殖小龙虾、用农药高残留蔬菜供应市民、用硫磺熏蒸银耳、用甲醛勾兑啤酒、用毒饲料毒死猫狗等等，有些甚至成为行业内不成文的潜规则，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威胁。鉴于此，传媒对食品行业实施监督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大众传媒应及时传递民众的信息和意见，接到群众报料后立即做出反应，利用媒体公信力和权威性为民众说话
实际上，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其所提供信息的及时和全面等方面，更表现在其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上。许多民众在了解不法的事实后，往往向他们生活中觉得最权威、最可靠也是最公正的新闻媒体反映，这不但是新闻单位的传统形象和责任使然，也是近几年来舆论监督力度加大的社会正效应带来的结果。“苏丹红咸鸭蛋”、“孔雀石绿桂花鱼”，“药物残留多宝鱼”，“火锅底料重复使用”等等的报道就是在接到群众报料后，继而在媒体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开始的暗访行动。群众的报料是引发此次舆论监督事件的导火索，而群众接二连三地向报社反映情况，正是源于新闻媒体不同于一般政府部门的亲近性和公信力。可以说，没有媒体的充分揭露报道，老百姓恐怕至今还置险而不知其害；没有记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一间间黑作坊、一个个黑加工厂进行实地暗访，何来一个个危及百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官商勾结的“利益共同体”被逐一铲除；没有媒体对诸多事件的频频曝光，老百姓怎能看到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和“想象不到的”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二)大众媒体以不同的方式对食品卫生进行监管，构成食品监督的重要防线
按理说，在现代化的大生产条件下，食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应有层层监控，有一套完整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如果其中一道工序失控，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的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这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媒体监督是一道食品安全的重要防线。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只要有一环把住，就不会酿成大错。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毒奶粉事件宣告所有防线形同虚设。
不得不承认，在金钱至上的今天，的确存在一些像三鹿这样的无良企业。在与无良企业的较量中，消费者事实上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由于法制不彰，对无良企业几乎不存在有效的制约，无良企业因此拥有几乎是绝对的自由，他们不仅能够恣意造假，而且能够调度一切他们需要强势资源为自己保驾护航，还美其名曰“危机公关”，使自己突破社会的层层防线。
撇开三鹿三年投毒的历史，其实在2007年3月，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导致的中国食品安全威胁论的风波，已经为监管部门响起了警报。而《纽约时报》2007年4月30日的一篇长篇报道，更是揭露了中国的饲料行业普遍存在加入三聚氰胺的问题，并且报道，在中国，三聚氰胺的销量和价格，都一直在攀升，就连这个行业的生产商，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这种热销，是用在哪些地方。
这些内容，对于媒体和质量监管部门来说，其实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线索，很遗憾，那个时候，不管是媒体、相关部门还是民间，都忙着对抗西方妖魔化中国，来自西方的指责，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却忘记了媒体和质检部门，除了寻找不存在问题的证据，也需要主动地去寻找可能存在的问题。
三、对历次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媒体监督不足的反思
始发于“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有毒添加剂问题，暴露了我们奶制品行业的“潜规则”。连蒙牛、伊利、光明等国内著名品牌的液态奶也有若干批次检出三聚氰胺。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引起了国内奶制品行业的信任危机，甚至影响到人们对整个食品安全监管有效性的担忧，影响到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信誉。
在已有的反思文章中，有人谈到行业失范和行业协会功能的残缺，没能及时清除害群之马、防微杜渐，而是劣胜优汰、竞相效尤形成行业潜规则，以致有今日的一损俱损；有人对消费者中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批评，指出民众盲目地将外国对我国出口的饲料、茶叶、水饺等食品含毒的指责，视为反华浪潮。但是，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不足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的媒体有充分的自主权，有充分的调查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黑暗的东西就有可能比较早地曝光在社会大众面前。像这次毒奶粉事件，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那么多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查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媒体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只有对毒奶粉事件进行深度报道，把 反思和补救必须做得比4年前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更彻底更有效，才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大面积发生。
但是，从以往的经验看，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环境里，管理者似乎有传统或惯性，每次发生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包括重大的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的事件，由于担心引起恐慌，引起群体性事件，宣传部门一般都要求用新华社的通稿。但笔者认为，不管什么事情，让媒体能充分自由地报道，真正有助于澄清真相，避免损害的扩大。正如吴仪所说：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对于确保食品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及时曝光和揭露食品安全的事件，才能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已经很难追溯最早发现的案例。舆论大规模的关注仅始于9月8日。当媒体曝光甘肃14名婴儿疑似因食用“某品牌奶粉”患肾结石后，人们惊觉，全国各地医院其实早已陆续发现多个相似病例，事态呈扩大趋势。迟到的真相最终酿成了更大的后果。缺少必要的新闻监督，我们这个形式上的、马后炮式的监督，只是痛打了死老虎。
四、放开媒体管制。还公众以知情权
问题产品，往往是消费者、媒体先发现，质检机构才知道。因此，新闻记者有责任为广大群众谋求知情权，特别是在关系到老百姓生命健康切身利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在国外，独立调查机构已经成为调查重大灾难事故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中国应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展开对毒奶粉的深入调查，除了传统的政府部门清查外，应该尝试媒体独立调查制度的试水。
建立媒体独立调查制度，放开媒体管制，使媒体尽可能公开信息，解决隐瞒、瞒报问题，通过事前揭露、预警，改变企业的败德行为与优败劣胜的逆向选择。如果以稳定为借口，置中国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不允许媒体穷追猛打，掩盖深层次的矛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进行刮骨疗伤式的变革，那么，下一次、下下一次的危机还会降临!我们已经错过了揭批大头娃娃奶粉以重整食品业的时机，也错过了追查毒死猫狗饲料的良好时机，如果媒体面对此次危机仍不能有所作为的话，中国人在奥运后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将付诸东流，“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将会变成“骗子制造”的代名词。
吴晗曾经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监测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以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
毒奶粉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都在思考。作为新闻媒体，在每一起突发灾难之后，我们都要追究其内在真相，寻找其中的人为因素。对人为事故原因的穷究不舍，并非单纯为查处几个人“以谢天下”，而是希望通过对天灾人祸的科学理性分析，从中吸取教训。也因此，民众寄希望于独立透明的事件调查配套机制，能够第一时间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所有与事件有关的真实信息可以及时反馈给民众，如此不仅保障了民众应享的知情权，更促使事件调查在公共监督的氛围下，以完善程序演绎，走向公正裁决结果。
北京奥运会刚过，一系列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其中最令人痛心的当属三鹿奶粉事件。据2008年9月12日新华网的文章《保守估计三鹿受污染奶粉全国潜在受害者将超3万》，三鹿奶粉事件很可能是近30年来最大的一起，也是一起最严重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因此，有人将之称为中国食品安全的“9.11”事件。紧接着，22家国内企业奶粉和部分抽检的液态奶和雪糕中也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三聚氰胺毒奶粉丑闻不但重创中国奶业，更因为再度冲击中国食品安全形象，一笔勾销了北京奥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奶粉撼动了社会的基本信心。
然而，痛定思痛定，我们可以看出，这件目前轰动全世界的“毒奶粉案”背后的真正元凶，则是中国不受监督的体制结构和某些道德沦丧的商业精英。尽管此次事件暴露出我国在道德建设、清廉政治、重建信仰等方面的欠缺，但新闻媒体监督的不足也应成为原因之一。如果新闻媒体能够及早地自由地监督这些无良企业和机构，及时地披露行业黑幕，反映消费者的诉求，帮助企业、政府职能部门履行职责、完善监督、纠正错误，毒奶粉自3月份第一例案发，就不会拖过半年，中国的儿童就不会多出几十个上百个“结石娃娃”。
二、食品安全需要媒体监督的阳光
一般而言，人们总会把媒体的舆论监督视为“阳光”，或者将媒体喻为“社会良心”和“船头的□望者”对阴暗的事物予以曝光，是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法宝，新闻监督的威力也正是在于通过媒体曝光将某些不法行为、腐败问题公之于世，让舆论的阳光驱散权力恣意的阴霾。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人民健康，乃至生命。在特定的时期，关系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国家形象。作为新闻舆论监督部门更是负有重要的舆论监督和社会导向使命。在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甚至是国家形象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更要保持求真务实、客观严谨的新闻舆论监督作风，做好新闻舆论监督的把关人，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一道构筑坚实的食品安全监督体系，编织一张疏而不漏、监督有力的食品安全舆论监督网。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各种经济活动纷繁复杂，一些无良企业为了牟取经济利益，往往做出一些损害消费者的不法行为，在食品行业中，有的为了降低成本不惜以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正如近些年媒体所披露的那样，用地沟油做菜、用避孕药催大鳝鱼、用臭水沟养殖小龙虾、用农药高残留蔬菜供应市民、用硫磺熏蒸银耳、用甲醛勾兑啤酒、用毒饲料毒死猫狗等等，有些甚至成为行业内不成文的潜规则，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威胁。鉴于此，传媒对食品行业实施监督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大众传媒应及时传递民众的信息和意见，接到群众报料后立即做出反应，利用媒体公信力和权威性为民众说话
实际上，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其所提供信息的及时和全面等方面，更表现在其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上。许多民众在了解不法的事实后，往往向他们生活中觉得最权威、最可靠也是最公正的新闻媒体反映，这不但是新闻单位的传统形象和责任使然，也是近几年来舆论监督力度加大的社会正效应带来的结果。“苏丹红咸鸭蛋”、“孔雀石绿桂花鱼”，“药物残留多宝鱼”，“火锅底料重复使用”等等的报道就是在接到群众报料后，继而在媒体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开始的暗访行动。群众的报料是引发此次舆论监督事件的导火索，而群众接二连三地向报社反映情况，正是源于新闻媒体不同于一般政府部门的亲近性和公信力。可以说，没有媒体的充分揭露报道，老百姓恐怕至今还置险而不知其害；没有记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一间间黑作坊、一个个黑加工厂进行实地暗访，何来一个个危及百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官商勾结的“利益共同体”被逐一铲除；没有媒体对诸多事件的频频曝光，老百姓怎能看到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和“想象不到的”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二)大众媒体以不同的方式对食品卫生进行监管，构成食品监督的重要防线
按理说，在现代化的大生产条件下，食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应有层层监控，有一套完整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如果其中一道工序失控，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的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这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媒体监督是一道食品安全的重要防线。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只要有一环把住，就不会酿成大错。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毒奶粉事件宣告所有防线形同虚设。
不得不承认，在金钱至上的今天，的确存在一些像三鹿这样的无良企业。在与无良企业的较量中，消费者事实上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由于法制不彰，对无良企业几乎不存在有效的制约，无良企业因此拥有几乎是绝对的自由，他们不仅能够恣意造假，而且能够调度一切他们需要强势资源为自己保驾护航，还美其名曰“危机公关”，使自己突破社会的层层防线。
撇开三鹿三年投毒的历史，其实在2007年3月，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导致的中国食品安全威胁论的风波，已经为监管部门响起了警报。而《纽约时报》2007年4月30日的一篇长篇报道，更是揭露了中国的饲料行业普遍存在加入三聚氰胺的问题，并且报道，在中国，三聚氰胺的销量和价格，都一直在攀升，就连这个行业的生产商，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到底这种热销，是用在哪些地方。
这些内容，对于媒体和质量监管部门来说，其实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线索，很遗憾，那个时候，不管是媒体、相关部门还是民间，都忙着对抗西方妖魔化中国，来自西方的指责，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却忘记了媒体和质检部门，除了寻找不存在问题的证据，也需要主动地去寻找可能存在的问题。
三、对历次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媒体监督不足的反思
始发于“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有毒添加剂问题，暴露了我们奶制品行业的“潜规则”。连蒙牛、伊利、光明等国内著名品牌的液态奶也有若干批次检出三聚氰胺。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引起了国内奶制品行业的信任危机，甚至影响到人们对整个食品安全监管有效性的担忧，影响到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信誉。
在已有的反思文章中，有人谈到行业失范和行业协会功能的残缺，没能及时清除害群之马、防微杜渐，而是劣胜优汰、竞相效尤形成行业潜规则，以致有今日的一损俱损；有人对消费者中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批评，指出民众盲目地将外国对我国出口的饲料、茶叶、水饺等食品含毒的指责，视为反华浪潮。但是，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不足应是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的媒体有充分的自主权，有充分的调查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黑暗的东西就有可能比较早地曝光在社会大众面前。像这次毒奶粉事件，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那么多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查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媒体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只有对毒奶粉事件进行深度报道，把 反思和补救必须做得比4年前的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更彻底更有效，才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大面积发生。
但是，从以往的经验看，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环境里，管理者似乎有传统或惯性，每次发生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包括重大的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的事件，由于担心引起恐慌，引起群体性事件，宣传部门一般都要求用新华社的通稿。但笔者认为，不管什么事情，让媒体能充分自由地报道，真正有助于澄清真相，避免损害的扩大。正如吴仪所说：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对于确保食品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及时曝光和揭露食品安全的事件，才能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已经很难追溯最早发现的案例。舆论大规模的关注仅始于9月8日。当媒体曝光甘肃14名婴儿疑似因食用“某品牌奶粉”患肾结石后，人们惊觉，全国各地医院其实早已陆续发现多个相似病例，事态呈扩大趋势。迟到的真相最终酿成了更大的后果。缺少必要的新闻监督，我们这个形式上的、马后炮式的监督，只是痛打了死老虎。
四、放开媒体管制。还公众以知情权
问题产品，往往是消费者、媒体先发现，质检机构才知道。因此，新闻记者有责任为广大群众谋求知情权，特别是在关系到老百姓生命健康切身利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在国外，独立调查机构已经成为调查重大灾难事故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中国应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展开对毒奶粉的深入调查，除了传统的政府部门清查外，应该尝试媒体独立调查制度的试水。
建立媒体独立调查制度，放开媒体管制，使媒体尽可能公开信息，解决隐瞒、瞒报问题，通过事前揭露、预警，改变企业的败德行为与优败劣胜的逆向选择。如果以稳定为借口，置中国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置人民的生命于不顾，不允许媒体穷追猛打，掩盖深层次的矛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进行刮骨疗伤式的变革，那么，下一次、下下一次的危机还会降临!我们已经错过了揭批大头娃娃奶粉以重整食品业的时机，也错过了追查毒死猫狗饲料的良好时机，如果媒体面对此次危机仍不能有所作为的话，中国人在奥运后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将付诸东流，“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将会变成“骗子制造”的代名词。
吴晗曾经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监测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以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
毒奶粉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都在思考。作为新闻媒体，在每一起突发灾难之后，我们都要追究其内在真相，寻找其中的人为因素。对人为事故原因的穷究不舍，并非单纯为查处几个人“以谢天下”，而是希望通过对天灾人祸的科学理性分析，从中吸取教训。也因此，民众寄希望于独立透明的事件调查配套机制，能够第一时间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所有与事件有关的真实信息可以及时反馈给民众，如此不仅保障了民众应享的知情权，更促使事件调查在公共监督的氛围下，以完善程序演绎，走向公正裁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