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生活是在走出庭院之后开始的。这种生活正在日益把人们限定在一个个促狭的空间里——或许是有形的物理空间，比如办公室的格子间；或许是无形的心理空间，你看得出对面走来那个穿阿玛尼西服的男人，此刻的内心还被他紧锁的眉头囚禁在硝烟未散的谈判桌上。如果再加上每个人心中荒草丛生的时间感，那么在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纵横交错的现代时空坐标里，任何两个个体运行的轨迹，动如参商。
　　而城市小区的兴起，就像一艘艘遍地开花的诺亚方舟。不分职业、年龄、信仰，城市里的人们用尽半生的积蓄，挤进这座兵营式的陌生人共同体，在城市生活的洪流中苟延残喘。这种全新的建筑结构和生活方式，型构了一个有别于传统乡土秩序的人际空间。面对这种转变，我们无法简单地用“熟人社会的瓦解”一笔带过。
　　
　　从院落到客厅
　　空间的封闭
　　
　　试图以一层怀旧的油彩美化前工业时代的熟人社会，无疑是一种孱弱的文化怀乡病。但是，从“院落”到“客厅”的居住结构变化，的确改变了栖息者的精神向度。
　　在整个中国沦陷为一大片拆迁工地之前，半开放的“院落”是很多中国家庭公共生活的核心场地。无论是农家小院还是工厂学校的家属院、四合院、里弄，都很难被看作一个封闭的私域空间。我至今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还未普及的时候，每到傍晚，父亲都会把一台12寸的松下黑白电视机搬到院子里，街坊四邻摇着蒲扇搬着板凳过来围观，在冗长的广告时间里议论些国家大事、家长里短。这时候的院落，是一个个微型居民广场。
　　更多的时间，在下班或放学后的傍晚，或者周末，一家人会在院子里闲坐。彼时，很多家庭都是三代同堂，老人们会讲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掌故，无意中，关于家族甚至近代史的记忆，正是以这种“口述史”的方式流传了下来。我外婆很清楚地记得民国时期华北匪帮的很多轶闻旧事，比如两个匪帮头目如何斗智斗勇，如何在屠戮村庄时“把人绑在树上剜心”。在没有太多电视剧可看的童年，这些惊心动魄的口述历史奇妙地搭建起了我与过去时代的精神联系。后来我读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时，很多细节都与外婆的口述惊人地一致。这时候的院落，是一个家族史得以延续的场域。
　　然而城市小区的兴起改变了这种格局。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家庭活动的场地，从半开放的、属地的院落，转移到封闭性和私密性更强的、从属于楼层空间的客厅。“广场”荡然无存，串门变成冒犯。
　　小区兴起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家庭居住模式的改变，三代同堂近乎非物质遗产，核心家庭成为新时代旋律。对心理空间的自主性要求更高的年轻人很难接受和父母同住，生活习惯的差异倒在其次。由于老年人的缺席，基于“口传”的家族史就很难延续，孩子们也不再关心那些陈年旧事。整个世界在一个平面上漫漶，对“当下”的关注几乎成为唯一正确的生活观。
　　而在客厅的所有摆设中，电视机是不可或缺的。电视机的普及，使所有的家庭成为资讯和娱乐的接收终端，家族史被替换成“晚间新闻”，荡秋千让位于“快乐大本营”。一种新型的权力网络通过电视实现了社会控制，稍微换个角度看，就会发现这是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的一种奇异变形。
　　建筑空间日益细分。以前作为整体的家庭生活，被功能性的空间整齐地切割，卧室、厨房井水不犯河水，阅读、上网各有各的地盘，院落生活的浑然一体不复存在。这种变化也伴随着心理空间的日渐疏远。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变成一件奢侈和吃力的事情。下班后的妻子很难揣测一脸阴郁的丈夫当天是被同事暗箭中伤，还是被“小三”玩于股掌；疲惫不堪的妈妈也难以觉察闷闷不乐的儿子其实是为得不到的PSP而懊恼。每个人的世界都如此遥远，就像杨德昌在颇有萨特风格的电影《恐怖分子》里表达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距离，像两颗星球一样遥远。
　　
　　
　　邻居的耳朵
　　隐私与公共责任
　　
　　杨德昌的另一部电影《一一》里，洋洋在半夜被吵醒，听到了隔壁家的吵骂和东西摔碎的声音。第二天早晨，等电梯下楼上学的洋洋凑上去看墨镜遮脸的邻居阿姨，被爸爸拉住，并被教训：那样是不礼貌的。
　　礼貌不仅仅是不能看、不许听，而是现代城市生活中，邻里之间甚至家庭成员之间，对彼此生活空间的不窥探。如果说对隐私权的尊重最初是一种市民权利的话，那么发展到最后，对隐私和个人空间的极度信仰，就演变成一种弥散在家庭内外的，挥之不去的冷漠。
　　杨德昌很多部电影都在讨论现代都市里的伦理困境，这种深入城市与人内在肌理的病痛，很多艺术家在现代化开始之初都曾普遍感受到，并以各种形式表达过自己的思考。比如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东京故事》，就描述了一种在急速都市化的过程中，旧家庭的崩溃所带来的极为复杂的情感。两代人各有各的痛楚，却在冷漠的空气中无法沟通。儿女的家里，硬是摆不下父母的两张睡铺。
　　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红》和《十诫· 关于爱情的短篇》中，都有关于“邻居的眼睛”的意象。对他人生活的窥视，成了都市中邻里关系的一种变态。人们似乎要通过窥探别人的生活，检验自己生活的限度。“他人的生活”在基斯洛夫斯基那里像一个充满了危险的可能性，一个或者拯救，或者堕落的彼岸。
　　就我的个体体验而言，“院落共同体”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小时候，我家隔壁的夫妻感情沟通的方式比较粗放，深夜里的吵架甚至打架几乎是家常便饭，夹杂着孩子凄厉的哭声，穿透了一个个黝黑的夜晚。不管多晚，闻声而动的父母总会披衣起来，敲门劝架。他们从不觉得这是对别人空间的侵入和对隐私的冒犯，而是一种责任，一种基于院落共同体生活的公共责任。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雅各布斯以充满慈母心态的笔调，描述了邻居的耳朵与眼睛对维护一个社区的安全是多么重要。她举例说，圣路易市一个幼儿园下午放学时，几乎有一半的孩子不愿离开学校，这些孩子毫无例外地来自一个公共住宅区。在那些有着单独的玩耍场地和草坪的公共住宅区，孩子们常常在脱离大人注视的空旷场地被坏孩子欺负。而在有着老街区和人行道的“贫民区”，孩子们却可以安全回家，道路两旁的商铺和行人注视的眼睛，以及多样的路线给他们提供了保护。同样，一个夜行人在两边都有窗口注视的人行道行走，远比在空旷的现代化建筑丛林中穿行安全得多。
　　当然，我们很难说清楚居住小区的现代化和公共责任的消弭，究竟孰为因果；隐私到底给人们带来了福音还是冷漠，也很难穷究，但是作为一种现象，现代居住小区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病理。更令人无奈的是，现代人已经很难接受以往生活方式的回归，试想所有人重新回到以前的居住模式……我们还是断了这个念头吧。
　　
　　
　　你把钥匙交给谁保管
　　松散共同体的形成
　　
　　雅各布斯还饶有兴致地提到过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纽约——当然，她说的大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出门时把钥匙放在附近一些店铺里，让来访的朋友自己去取。这个习惯非常通行，很多杂货店老板常常手头拥有十几把钥匙。
　　这种基于邻里熟人关系的保管，不是现代的付费服务能替代的。且不说手续的繁琐——在一个卡片时代，你经常要通过各种卡片比如身份证、通行卡来证明自己是谁，单是信任的成本已经高不可攀。“邻里共同体”的瓦解已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雅各布斯所说的钥匙现象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我的童年，不要说钥匙，连年幼的我都经常被父母交给隔壁经常吵架的夫妇代管。但是现在，我甚至不知道隔壁那个按电梯时才发现和我住一层的邻居，家里究竟住了几口人。我的另一把钥匙，老实说，放在了办公室的第一个抽屉里。而我的不少朋友，都宁愿把钥匙放在远隔半个城区，远水不解近渴的亲戚或朋友家里，真不知道万一哪个冰雪天，穿着睡衣出门倒垃圾的他们被一阵风锁在门外，该怎么办。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城市小区里就没有交往。网络时代，大家似乎更习惯通过社区BBS发帖交流。一些松散的共同体比如社区“驴友”队、登山队、轮滑队暗香浮动，人们更喜欢按照兴趣，而不是通过邻里关系、同事关系来结缘。“从身份到契约”的民法理念，似乎在这里得到了验证。凝结松散共同体的，是一根轻盈的纽带，纽带的根基是愉悦，敌人是责任。纽带不是捆绑，若有任何不适，可以随时脱离，不带走一丝云彩。这是现代城市生活特有的人际空间。
　　可惜的是，这种共同体却没有任何教育的功能。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个人都是经济学上的理性成年个体，彼此平等而不侵犯，像极了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到的猪猡城邦。但是，这里却没有对任何一种德性的培育和对共同体伦理的维护。此外，这样的共同体也是一个柏拉图所说的“无父无母的城邦”，没有一个“长者”群体的存在，少年也没有任何共同体可以参加。而在我的童年里，至少还有“警察抓小偷”这样的集体游戏可以玩。孩子们除了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之外，在一个没有玩伴的小区城邦里，没有任何公共空间供他们成长，于是在工业化的娱乐方式中形单影只。无怪乎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感叹，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没有童年。
　　这也是一个没有青年的时代，从走出校门到成为老谋深算的成年人，一蹴而就。他们急切地需要脱离父母，投入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小区，进入一个私秘的空间。小区的通行证需要他们用大量的财富支付，为了得到这些财富，他们不得不透支自己的时间和激情，而那些曾经为诗人所吟咏的，关于青春与梦想的童话，早已消散在布满城市灰霾的小区上空。
　　
　　结语
　　空间的诗学，或政治学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荷尔德林的名句，如今已经沦为开发商的噱头，被广泛印刷在大城市马路边的广告牌上。人类进入都市以后，不再有诗。对“庭院”时代的眷注，绝非是为了诗意的回归，而是对影响了现代人精神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空间日益封闭现象的反思。同样，对现代建筑小区的描摹，也不是为了呈现一个妖魔化的居所，而是警惕原子化的蔓延。
　　对小区的反思也不同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里，将住宅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思路，或者如列斐伏尔等人将空间看作权力的网络和角斗场的观点，毋宁说，我们所看到的建筑空间的封闭，和一种更大的空间是同构的──比如民族国家。但是继续论述是冒险的，不如就此打住。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结构，从逼仄的空间里腾身出来，拥抱新的可能。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