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目山》名人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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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目山》杂志作为自然保护区自己创办的刊物,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自然保护区中极少见的,而且能够坚持十几年,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也正是这个地区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支撑它走到今天。天目山历来是名人纷至的地方,他们不仅丰富和提升了当地文化的内涵,对自然保护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天目山》杂志自创办以来就和来访过天目山的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寻访名人的足迹,编辑们顺着种种蛛丝马迹,揭开了一个又一个历史谜团……
  
  周恩来西天目山之行
  
  1939年3月,周恩来西天目山之行,在《民族日报》、《浙西日报》仅报导碎片,可这是西天目山近代的一件人文历史大事,《天目山》杂志为取得第一手资料,掌握周恩来在天目山抗日救国活动的全程,除查阅资料外,派人赴京向当时知情人了解。王文彬、苏唧武到了北京,首访当年周恩来到天目山带的唯一一名警卫刘九洲,详细了解周总理的天目山之行,包括具体日程、活动等。随后,我们又找到骆耕漠同志,当时他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卫书记(秘密),一手负责筹办《民族日报》。这两次走访终于摸清了情况,统一了说法。
  1939年3月22日,为了打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疑虑,稳定浙江的国共合作,周恩来到浙江视察,在黄绍竑的陪同下抵达天目山,下榻在浙西行署官邸——留椿屋,在一楼的会议室出席了黄绍竑主持的“浙西行署军政要员座谈会”,畅谈抗日态势,宣讲了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国难当头,国共两党急需精诚合作。
  3月24日,周恩来应邀在浙西临时中学开学典礼上,作了光照千古的演讲。当天,学生、教员、行署官员、干训班学员、政工队员.还有《民族日报》社的职员达1500余人,在临时中学所在地禅源寺的百子堂聆听了此次演讲。周恩来分析了抗日战场的形势,提出了团结反攻的策略,指明了抗战必胜的前途。他那高瞻远瞩的思想,精辟人木的分析,慷慨激昂的演讲,亲切和蔼的态度,听众无不为之折服。周恩来的“百子堂”演讲,使不少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之光,他们纷纷奔赴救国战场。
  24日当天,为了感化黄绍竑,周恩来又导演了登仙人顶现场说法的精彩一幕。周恩来借仙人顶上看到的浙江大好河山,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感化了黄绍竑。此次浙江之行,特别是在西天目山逗留期间的多次商谈,使黄绍竑消除了疑虑,增强了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信心,从而稳定了东南抗战力量的阵脚,挫败了日寇嚣张气焰,为以后的抗战全面胜利打下了基础。
  
  找寻出身天目山的将军叶长庚
  
  叶长庚,参加过北伐、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少将,晚年任江西军区副司令员。他出生在西天目山大有村,12岁跟母亲出逃分水(临安毗邻县),随后叶流浪湖南打工,后参加革命,所以《将帅名录》上记“(1903-1986)浙江分水人”,临安无资料可查。但当地人茶余饭后总是提到叶将军,说叶将军是天目山人。后来,天目山保护区管理局派赵明水多方打听,确认了叶将军的父亲的墓就在天目山西坑山上。而且了解到一个信息:几年前,叶将军来天目山时住在一张姓家里。赵明水又直奔西天目乡张家,终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叶将军来天目山住在该村,有人回忆说,有时他会光着帮上身乘凉,有一批小孩子围着他转,因为在他身上有近百个弹痕。但是更多的情况就没有人知道了。
  为了探挖天目山的人文史迹,发挥天目山教育基地作用,我们总想把这件事搞清楚。1996年,天目山保护区成立40周年大庆,曾任过临安县委副书记的浙江省乡镇企业局党委书记章跃德同志也应邀出席,他以前曾两次接待过叶将军,对情况比较了解,便约他写了一篇稿子,登在1997年《天目山》第一期,反响很好,人们为天目山出了一名当代将军深感自豪。
  
  余烈先生为家乡谋事
  
  余烈先生是浙江省原於潜县(60年代於潜并入临安县)太阳村人,解放前夕当选过於潜县的国大代表。1991年11月,他在临安举办了90岁寿辰个人画展。他70岁开始学国画,91岁还来家乡办画展,可见他的故乡情深。《天目山》杂志创办后的第二期就刊登了余烈先生题为《怀西天目山》的五言长诗,诗中写道:久作异乡客,山水故乡情,钱塘已足恋,浮玉更亲亲。云亭当识我,妙瀑诉知音。……但愿回乡日,禅源寺复兴。更直接地道出了他的浓浓乡情。
  1993年9月13日,由原临安市政协副主席和对台办公室主任等陪同,93岁高龄的余烈先生从台湾回乡探亲来西天目山旧地重游。听他的亲人讲,他时任国民党中央顾问,不管政治背景怎样,他是家乡人,他有故乡情,我们就有亲人的情。
  余烈在家乡时,抗战时期,在太阳村建起当时来说是空前规模的波前小学,这事在现今临安的职高乡土教材中也有记载。他还利用自己的或望和信誉成立“於潜大中学生志愿助金会”,在抗战时期帮助了11个学生上大学。1996年他还捐资在於潜镇的岝咢山脚建了一座博物馆,用他的话讲是“留给家乡人做手迹的”。(注:“手迹”二字可能是於潜的地方用语,意思是人死后,生前的物品留给亲人做纪念),让家乡人们开展文化活动用的。落成时,他不能前来,委托他的小女儿来的,展出了他的书画作品和珍藏文物。
  1999年,已是99岁高龄的余烈先生寄来“指画家吴野夫先生评传”的稿子。也许他认为天目人之事刊在《天目山》是最合适吧。文章详细记载了吴野夫的生平、学历、画展、获奖等情况,人品和画展的评述,足足有5000多字。但大量的工作还在收集资料,他在台湾,吴野夫的子女在哈尔滨,一次书信往来可想而知也得费时半月,写这样一篇传记要费多少精力和时间,吴野夫先生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寿星为他写评传,在九泉之下也感欣慰了。
  
  一张来之不易的老照片
  
  这是陈列在天目山脚下鹤村《民族日报》纪念馆里的一张周恩来当年“天目之行”戎装肃立的老照片。尽管照片已显得不太清晰,但这是周恩来同志当年视察东南抗日前线时侥幸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事隔60年后才与世人见面。说起这张照片的来历,还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
  


  1939年3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来到西天目山,与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会晤,共商团结抗日大计。24日早上在禅源寺百子堂发表了鼓舞民众团结抗日的演讲。演讲结束后,按原计划要回绍兴祭祖。当时,具有《民国日报》记者身份的宋子亢,成了浙江唯一采访周恩来此行的新闻记者。宋子亢是绍兴人,和周恩来是同乡,被人称为“绍兴通”,在周恩来回绍兴祭祖扫墓、游览期间,他担任了陪同导游。这张照片就是宋子亢当时拍摄下来的。
  抗战时期,《民族日报》就是在鹤村老祠堂吹响了浙西抗日的民族号角。报社60多名员工中,30多人是共产党员。周恩来曾称该报为“抗日的‘纸弹’,办得好!”
  宋子亢虽时任《民国日报》记者,但他为人正直,敢为老百姓说话,受邀到《民族日报》社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子亢和朱万年等记者连夜赶写出稿子,准备在报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由于叛徒泄密,民族日报遭到查封,朱万年等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后相继被杀害。宋子亢因为有国民党报《民国日报》记者的特殊身份而幸免于难,被驱逐出报社,便回乡办学从事教育工作。
  全国解放后,“肃反”运动中,因宋子亢曾担任过《民国日报》的记者,被当作肃反对象处理,受了近30年的牢狱之苦。上世纪80年代出狱后,担任杭州育英学校常务副校长至86岁高龄。
  上世纪90年代,《民族日报》纪念馆在原鹤村建立,创办人徐观德获悉宋子亢珍藏着一张周恩来当年浙西之行的照片,宋先生一生中把这张照片看的比自己生命还重,一直没有拿出来示世,后经曾采访过宋先生的《临安日报》记者陆全根做工作,宋先生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捐献了出来。
  当年,宋子亢先生拍下这一“瞬间”,竟成了这段历史唯一的见证。
  (盛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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