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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解放后算起，陈正人在江西工作了三年半，时间不算长，却给江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他共过事的老同志们，概括他的工作作风是：“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身体力行，一丝不苟。”从下面的一些零散事例中，就可看出他的为人、个性和可贵的工作风范。
严守党的机密
陈正人历来十分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严格坚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凡是发给他本人看的文件，他只限于个人阅读，绝对不准家属看，凡不该让家属知道的事一律对家属实行保密。为此，他还专门给身边工作人员交待：“凡发给我的文件，一律要交给我。”他的文电收发都严守保密规定，电报、绝密件随看随退，一律交保密室保管。一次，在庐山开党代会，深夜来了一份急电，他当时疲劳不堪，在沙发上边看边睡着了。待他醒来，不见了急电。他急得满头大汗，和工作人员连夜里外翻个遍，他发誓说，“今晚一定要找到。”最后，终于在翻转沙发时才发现，原来埋到沙发里去了。他十分自责地说：“我当好好接受教训，以后决不能犯这种错误了。”
1951年冬，南昌下起了大雪，异常寒冷。陈正人突然通知家属和工作人员搬家，要求两天之内，把住房全部腾出来，搬到二纬路去住。当时，全家都不解地望着他，孩子们想问个究竟。他说：“就是要搬家，没什么说的。”直到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刘少奇为在南昌建飞机工厂——洪都机械厂一事来江西视察。当时省里还没有一个安全保密的接待单位，陈正人就决定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给刘少奇住。
严按计划办事
省委原在南昌市中山路老江西银行办公，陈正人一家也在那里居住，并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炎热的夏天。约半年后，豫章路三号的交通系统军管小组搬走了，省委及陈正人一家就搬进去了。豫章路三号原是国民党的省长熊式辉的院子，地方不小，房子不多，南面是一个大足球场，省委决定在那里加盖办公大楼，有关部门造了一个计划，提出了需要多少木材。可后来在建 房过程中，发现木材不够，就在计划外追加了一批木材。结果被他发现了，他就毫不客气地在省委机关干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有关领导。他说：“省委是江西党的首脑机关，带头破坏国家计划，上梁不正下梁歪，照这样下去，还要国家计划干什么！砍木头不计划，祖宗的饭吃完了是要犯罪的！”
对干部严中有宽
陈正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工作上要求十分严厉。军管会刚成立不久，他叫来秘书处文书科王田有等几个20岁左右南下的小伙子，对他们说，军管会成立了，要在大门口挂上一个大牌匾《南昌军事管制委员会》，让老百姓知道，有事可以来访。他与大家一起讨论并决定这牌匾多高多宽多厚，用白色油漆作底，黑色大字。他的毛笔书法本来很好，但他说要请一位省里字写得很好的书法家来写。他要求当天就完成，大家说可能来不及，他便说三天之内，一定要挂出来。于是年轻人们即抓紧办理此事，三天之内完成了。他们去请陈正人来看看，可人不在，开会去了，便主动地挂到大门口去了。傍晚，他回来后，就一个人跑到门口看了看牌匾，当即就把王田有他们召来，说：“你们赶快把那牌子摘下来！”大家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摘下的牌匾抬过来。陈正人问：“你们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当得知大都是初中或国高的学历，便平心静气地说：“你们看，这南昌军事管制委员会几个字，中间有个关键的错字，知道吗？‘管’不是草字头。草字头是‘菅’字，军管会成了军菅会，这还了得！菅是草菅人命，我们军管会是保护老百姓安全利益的，怎能草菅人命？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赶快改过来。”大家顿时吓得要命，心想一定会受到严厉批评，说不定还要挨处分的。可陈正人反倒和颜悦色地说：“你们不知不算罪。不过往后要多学学文化。倒是那个书法家怎么会写错呢？不要他写了。”后来有关部门调查了那书法家，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他过去写其他招牌，也有把“管”写成“菅”的错误，就未再追究。
自己动手好处多
陈正人被毛泽东称之为井冈山斗争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其实陈正人当时只是在中学读了两年书就被反动派开除了。他的知识、学识都是在革命斗争中自己刻苦自学积累的。解放初期，无论工作多么紧张，他总是设法挤时间读书学习，而且是博览群书：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科学技术，古今中外的书无所不学。到农村调查，他除了走村串户，还要把厚厚的地方志借来一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和现状。他也注重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政策水平。建国初期，他多次给省委机关干部以及八一革大的知识分子们作政治学习的辅导报告，辅导过《矛盾论》、《实践论》的学习，有时还讲政治经济学。每次报告，都是他自己写好讲稿。他的报告，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些老同志现在还说：“我们大家就爱听他的报告。因为陈政委的报告，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往里剥。最后露出白嫩的春笋，使人听了一清二楚。”陈正人无论写文章、拟电文，还是起草重要文件，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他对写作可谓一丝不苟，在起草文件和报告稿时，经常一改再改，直到满意为止。有人曾劝他有些文稿可以让秘书起草，他却说：“自己动手好处说不完。”
在省委从事文秘工作多年的王田有同志回忆说：“陈政委（当时都这么叫他）重要文稿从起草到审定，他都亲自动手，事事躬亲，一丝不苟。办什么事情，想得非常周到。记得大约在1951年严冬的一个清晨，陈政委拿一份长篇文稿过来，说要立即送到武汉中南局去，问我能行吗？我当然毫不迟疑地表示没问题。他又问我去过武汉没有，我说没有。于是他就十分细心地告诉我，从南昌该乘什么车，怎么走，在哪里转车；到武汉，又如何找到中南局，去找什么人，再转交上去。还特别交待这是绝密文件，绝对不能有失，应该像爱护生命一样保护它。我听仔细了，就向他道别，准备转身要走。他忽又叫住我，问我衣服穿够吗？钱要带好。还叮嘱路上要小心，不要暴露身份。解放初期社会还不很安全，他又问，你身上带了枪吗？我说有一把老式橹子。他立即叫人给我换了一把新的德国造马牌橹子手枪。他最后交待说，就你一人去，千万要小心，一到就来电话。我胜利完成任务后没几天，中南局对我带去文件的批复就下来了，给予文件极高的评价。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批示让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胸怀全局重实际
陈正人住的豫章路三号，一楼有警卫连连部，秘书、司机房间。二楼是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工作之处，陈正人只住在二楼一间房里。摆了个行军床，一张办公桌，也兼做办公室，家属全部住三楼。
解放初期，有一位重要的领导同志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那就是叶剑英。中央任命他为广东省委书记，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当时，广东全境尚未解放，他是以总长的身份来到南昌的。因为他与陈正人较熟，早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所以，他俩就干脆共住在二楼。叶剑英关注着全国的解放战争，特别是广东战事，他们还经常在一块儿讨论解放初期的各种问题。叶提出，广东解放后，希望江西给广东支援一批得力的干部，陈正人满口答应。叶主动点了几位能干的干部，尽管陈正人也舍不得，但都慷慨答应了。比如省委常委、省公安厅长陈泊，他在延安就很有名气，被毛泽东誉之为“延安的福尔摩斯”；南昌市副市长陈南生，他年轻有朝气，有开拓精神，调广东后恢复原姓叫吴南生，“文革”以后担任了广东省委副书记，是开发深圳特区的第一任领导。许世杰、梁湘都是他带到深圳去的。还有杨泽江，是江西省委青工委书记（团省委书记），他夫人就是陈正人夫妇介绍的，是泰和一位烈士的女儿。杨泽江到广东后，就去开发海南岛，任海南地委书记，立下大功。“文革”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河北保定原来闹派性，不安定，中央派他前往治理，很快扭转过来，后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在广东全境解放后，陈正人派了一支军队和几辆军车，一直护送叶剑英到广州。
陈正人从在中央苏区与毛泽东在一起搞调查研究开始，就养成了一种十分注重深入实际，亲自作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在建国初期也是如此。江西当时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他特别关心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经常下乡搞调查。他下乡调查，从不讲条件，也不事先打招呼，不惊动当地领导。他轻车简从，就带身边几个有关的人，说走就走。1951年的隆冬腊月，为了解农村土改情况，他来到上饶农村，住在农民家中，吃的农家饭，点的小油灯，一住就一个星期。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土地改革中的许多第一手材料，从而更好地指导了全省的土改工作。正在这个时候，陈正人突然接到陈毅从上海打来了一个火急的电话：“正人同志，你省的肖纯锦，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一贯正直、高傲，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我党做了很多有益工作，尤其是对新四军帮助很大。现在被家乡当作国民党官僚捉回去了，据说要杀头。我建议啊，肖纯锦不能杀，因为他于革命有大的功劳，我们不能胜利了就忘掉人家的帮助。请省委赶快过问，立即释放，并赔礼道歉，护送他到上海来。”同时，陈毅用毛笔又写了一封特急专函，交秘书走机要交通从速送来江西。
陈正人接到电话，凭着对陈毅的了解和信任，立即电话告诉吉安地委朱继先，命令立即放人，赔礼道歉，并从省委派专人赶到永新督办。朱继先当即给永新县委马健打电话，马健在电话中说：“好险呀，好在上级通知得早，晚了就来不及了。”朱继先赶到永新，接肖纯锦出来，并设宴压惊，赔礼道歉。省委又派员专程送肖回上海，陈毅亲自到车站迎接了他，加以慰问，还设宴款待，后安排肖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又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此事陈毅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说：“这位肖先生，看来与我们交情非浅，帮助不小。过去救了你，又援助了新四军，现在你仁义救他，也是应该。”
责编/文波
严守党的机密
陈正人历来十分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严格坚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凡是发给他本人看的文件，他只限于个人阅读，绝对不准家属看，凡不该让家属知道的事一律对家属实行保密。为此，他还专门给身边工作人员交待：“凡发给我的文件，一律要交给我。”他的文电收发都严守保密规定，电报、绝密件随看随退，一律交保密室保管。一次，在庐山开党代会，深夜来了一份急电，他当时疲劳不堪，在沙发上边看边睡着了。待他醒来，不见了急电。他急得满头大汗，和工作人员连夜里外翻个遍，他发誓说，“今晚一定要找到。”最后，终于在翻转沙发时才发现，原来埋到沙发里去了。他十分自责地说：“我当好好接受教训，以后决不能犯这种错误了。”
1951年冬，南昌下起了大雪，异常寒冷。陈正人突然通知家属和工作人员搬家，要求两天之内，把住房全部腾出来，搬到二纬路去住。当时，全家都不解地望着他，孩子们想问个究竟。他说：“就是要搬家，没什么说的。”直到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刘少奇为在南昌建飞机工厂——洪都机械厂一事来江西视察。当时省里还没有一个安全保密的接待单位，陈正人就决定把自己的住房腾出来给刘少奇住。
严按计划办事
省委原在南昌市中山路老江西银行办公，陈正人一家也在那里居住，并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炎热的夏天。约半年后，豫章路三号的交通系统军管小组搬走了，省委及陈正人一家就搬进去了。豫章路三号原是国民党的省长熊式辉的院子，地方不小，房子不多，南面是一个大足球场，省委决定在那里加盖办公大楼，有关部门造了一个计划，提出了需要多少木材。可后来在建 房过程中，发现木材不够，就在计划外追加了一批木材。结果被他发现了，他就毫不客气地在省委机关干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有关领导。他说：“省委是江西党的首脑机关，带头破坏国家计划，上梁不正下梁歪，照这样下去，还要国家计划干什么！砍木头不计划，祖宗的饭吃完了是要犯罪的！”
对干部严中有宽
陈正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工作上要求十分严厉。军管会刚成立不久，他叫来秘书处文书科王田有等几个20岁左右南下的小伙子，对他们说，军管会成立了，要在大门口挂上一个大牌匾《南昌军事管制委员会》，让老百姓知道，有事可以来访。他与大家一起讨论并决定这牌匾多高多宽多厚，用白色油漆作底，黑色大字。他的毛笔书法本来很好，但他说要请一位省里字写得很好的书法家来写。他要求当天就完成，大家说可能来不及，他便说三天之内，一定要挂出来。于是年轻人们即抓紧办理此事，三天之内完成了。他们去请陈正人来看看，可人不在，开会去了，便主动地挂到大门口去了。傍晚，他回来后，就一个人跑到门口看了看牌匾，当即就把王田有他们召来，说：“你们赶快把那牌子摘下来！”大家不知怎么回事，就把摘下的牌匾抬过来。陈正人问：“你们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当得知大都是初中或国高的学历，便平心静气地说：“你们看，这南昌军事管制委员会几个字，中间有个关键的错字，知道吗？‘管’不是草字头。草字头是‘菅’字，军管会成了军菅会，这还了得！菅是草菅人命，我们军管会是保护老百姓安全利益的，怎能草菅人命？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赶快改过来。”大家顿时吓得要命，心想一定会受到严厉批评，说不定还要挨处分的。可陈正人反倒和颜悦色地说：“你们不知不算罪。不过往后要多学学文化。倒是那个书法家怎么会写错呢？不要他写了。”后来有关部门调查了那书法家，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他过去写其他招牌，也有把“管”写成“菅”的错误，就未再追究。
自己动手好处多
陈正人被毛泽东称之为井冈山斗争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其实陈正人当时只是在中学读了两年书就被反动派开除了。他的知识、学识都是在革命斗争中自己刻苦自学积累的。解放初期，无论工作多么紧张，他总是设法挤时间读书学习，而且是博览群书：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科学技术，古今中外的书无所不学。到农村调查，他除了走村串户，还要把厚厚的地方志借来一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和现状。他也注重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政策水平。建国初期，他多次给省委机关干部以及八一革大的知识分子们作政治学习的辅导报告，辅导过《矛盾论》、《实践论》的学习，有时还讲政治经济学。每次报告，都是他自己写好讲稿。他的报告，总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些老同志现在还说：“我们大家就爱听他的报告。因为陈政委的报告，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往里剥。最后露出白嫩的春笋，使人听了一清二楚。”陈正人无论写文章、拟电文，还是起草重要文件，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他对写作可谓一丝不苟，在起草文件和报告稿时，经常一改再改，直到满意为止。有人曾劝他有些文稿可以让秘书起草，他却说：“自己动手好处说不完。”
在省委从事文秘工作多年的王田有同志回忆说：“陈政委（当时都这么叫他）重要文稿从起草到审定，他都亲自动手，事事躬亲，一丝不苟。办什么事情，想得非常周到。记得大约在1951年严冬的一个清晨，陈政委拿一份长篇文稿过来，说要立即送到武汉中南局去，问我能行吗？我当然毫不迟疑地表示没问题。他又问我去过武汉没有，我说没有。于是他就十分细心地告诉我，从南昌该乘什么车，怎么走，在哪里转车；到武汉，又如何找到中南局，去找什么人，再转交上去。还特别交待这是绝密文件，绝对不能有失，应该像爱护生命一样保护它。我听仔细了，就向他道别，准备转身要走。他忽又叫住我，问我衣服穿够吗？钱要带好。还叮嘱路上要小心，不要暴露身份。解放初期社会还不很安全，他又问，你身上带了枪吗？我说有一把老式橹子。他立即叫人给我换了一把新的德国造马牌橹子手枪。他最后交待说，就你一人去，千万要小心，一到就来电话。我胜利完成任务后没几天，中南局对我带去文件的批复就下来了，给予文件极高的评价。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批示让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胸怀全局重实际
陈正人住的豫章路三号，一楼有警卫连连部，秘书、司机房间。二楼是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工作之处，陈正人只住在二楼一间房里。摆了个行军床，一张办公桌，也兼做办公室，家属全部住三楼。
解放初期，有一位重要的领导同志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那就是叶剑英。中央任命他为广东省委书记，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当时，广东全境尚未解放，他是以总长的身份来到南昌的。因为他与陈正人较熟，早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所以，他俩就干脆共住在二楼。叶剑英关注着全国的解放战争，特别是广东战事，他们还经常在一块儿讨论解放初期的各种问题。叶提出，广东解放后，希望江西给广东支援一批得力的干部，陈正人满口答应。叶主动点了几位能干的干部，尽管陈正人也舍不得，但都慷慨答应了。比如省委常委、省公安厅长陈泊，他在延安就很有名气，被毛泽东誉之为“延安的福尔摩斯”；南昌市副市长陈南生，他年轻有朝气，有开拓精神，调广东后恢复原姓叫吴南生，“文革”以后担任了广东省委副书记，是开发深圳特区的第一任领导。许世杰、梁湘都是他带到深圳去的。还有杨泽江，是江西省委青工委书记（团省委书记），他夫人就是陈正人夫妇介绍的，是泰和一位烈士的女儿。杨泽江到广东后，就去开发海南岛，任海南地委书记，立下大功。“文革”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河北保定原来闹派性，不安定，中央派他前往治理，很快扭转过来，后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
在广东全境解放后，陈正人派了一支军队和几辆军车，一直护送叶剑英到广州。
陈正人从在中央苏区与毛泽东在一起搞调查研究开始，就养成了一种十分注重深入实际，亲自作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在建国初期也是如此。江西当时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他特别关心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经常下乡搞调查。他下乡调查，从不讲条件，也不事先打招呼，不惊动当地领导。他轻车简从，就带身边几个有关的人，说走就走。1951年的隆冬腊月，为了解农村土改情况，他来到上饶农村，住在农民家中，吃的农家饭，点的小油灯，一住就一个星期。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土地改革中的许多第一手材料，从而更好地指导了全省的土改工作。正在这个时候，陈正人突然接到陈毅从上海打来了一个火急的电话：“正人同志，你省的肖纯锦，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一贯正直、高傲，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我党做了很多有益工作，尤其是对新四军帮助很大。现在被家乡当作国民党官僚捉回去了，据说要杀头。我建议啊，肖纯锦不能杀，因为他于革命有大的功劳，我们不能胜利了就忘掉人家的帮助。请省委赶快过问，立即释放，并赔礼道歉，护送他到上海来。”同时，陈毅用毛笔又写了一封特急专函，交秘书走机要交通从速送来江西。
陈正人接到电话，凭着对陈毅的了解和信任，立即电话告诉吉安地委朱继先，命令立即放人，赔礼道歉，并从省委派专人赶到永新督办。朱继先当即给永新县委马健打电话，马健在电话中说：“好险呀，好在上级通知得早，晚了就来不及了。”朱继先赶到永新，接肖纯锦出来，并设宴压惊，赔礼道歉。省委又派员专程送肖回上海，陈毅亲自到车站迎接了他，加以慰问，还设宴款待，后安排肖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又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此事陈毅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说：“这位肖先生，看来与我们交情非浅，帮助不小。过去救了你，又援助了新四军，现在你仁义救他，也是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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