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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蕴含着丰富的法律观念，民本、慎独、德主刑辅和公平正义等思想对当前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因此，本文认为法治文化建设应当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让其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 儒家思想 法治文化 时代价值
作者简介：孔聪，济宁市委党校基础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005-0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奋斗目标，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前提，就是要加强当前法治文化建设。文化具有地域性，法律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然也会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儒家思想影响中华民族达两千年之久，其之于中国恰同基督教之于西方，影响深远且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不仅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导向，而且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当前的法治文化建设不能摒弃儒家文化而随意规划，应当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让其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时代价值。
一、儒家思想中法律观念的理论基点
（一）为国以礼，突出礼治
孔子崇尚周礼，提出“为国以礼”的治国主张，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强硬的手段统治民众，只能让他们表面上屈服，内心里不会对犯罪产生敬畏和羞耻之心；用礼义道德来约束民众的言行，人们会产生耻辱之心，并会杜绝不良行为的发生。孔子提倡“正名”，“名”即名分，也即人们的社会角色，民众要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在明白自己社会地位的同时做与身份相符的事情，这其实就是礼治思想的实际运用。孟子将“礼”视为巩固国家统治的有力武器，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因此必须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就将宗法等级观念灌输于礼治之中，为礼治的良好实施做好思想铺垫。儒家视“礼”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法，“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将其作为规范、约束民众行为的一大法宝，由此看来，“礼”实际上就具备了“法”的性质。
（二）为政以德，主张德治
德治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倡导以“仁”为核心的德治学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执政者如果实行德治，那么群臣百姓都会围绕在其周围，突出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孔子崇尚以德治国，认为“政”、“刑”之治存在弊端，不能从根本上防患于未然，而“德”、“礼”之治强调教化，能使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浸入民众心灵，从而阻断违法犯罪的源头。孟子的王道学说是孔子德治学说的延续，王道学说提倡以仁义治天下，主张以德服人，认为只有采取王道、实施德治才能真正得到民众的拥护，江山社稷才能长治久安，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德治同时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希望通过教化来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修养，使民众的言行和统治阶级的意志保持高度统一，从而将人们遵纪守法、符合等级规范的要求真正转化为内心自觉。德治思想虽然将道德法律化，但它并不排斥对刑法的运用，在对民众道德教化的同时辅之以刑罚政令，做到德主刑辅、刚柔相济。
（三）为政在人，强化人治
“人治”是儒家力倡的一种治国理念，它本质上是贤人政治，将人格权威作为国家治理的关键，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孔子将“为政在人”的理念擢升至关乎社稷兴衰的高度，提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认为国家政事的稳固、社会秩序的维系都和执政者是否贤能息息相关，因此，统治者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以良好的作风感染民众，“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孟子将尊贤视为治国之本，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广纳贤才并知人善用必定会实现“王天下”的目标。荀子在继承前学的基础上提出“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的观念，这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一次突破，首次将“治人”和“治法”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式加以分析对比。他认为“治人”优于“治法”，法由人定并且由人执行，因此国家的治乱和“治人”有着直接的联系，关键在于是否贤能之士执政，与有无良法关系不大。儒家人治思想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执政者的个人作用，它和“德治”的区别在于，“德治”突出道德教化的实施，而“人治”的落脚点在于贤人自身。
二、儒家思想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
（一）民本思想和群众路线相契合
民本思想是儒家治国理政观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儒家认为民为众生之本，统治者要重视民众的利益诉求。孔子明确提出“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把增进百姓的福祉作为执政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孟子将重民思想提升到更高层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把民的重要性置于国家及君主之上，同时主张民有恒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民本思想时至今日仍有其重要价值。群众路线是我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本要求就是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政党，只有顺民意、得民心、为民谋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体现了我党坚定不移的为民情怀。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中国梦”实际上就是百姓幸福生活的梦，因此，要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群众路线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与升华，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要吸取其精华思想，依靠文化的力量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从而推动群众工作创新发展。 （二）慎独思想和严以律己相契合
儒家重视修身，而“慎独”就是其极力倡导的修身方式。东汉郑玄将其注解为：“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 ，认为一个人在独居时要慎其言行。朱熹将“慎独”注解更进一步，“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 ，朱熹认为要同时慎空间及内心之独，在内心邪念萌动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控制，不让它在隐微之中继续萌发。可见，儒家倡导的慎独旨在加强自身修养，独处时既要慎言慎行又要保持思想上的清正。目前，“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正在开展，而践行“三严三实”关键就在于严于律己，“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 ，它与儒家慎独精神一脉相承。现在社会上道德缺失、信仰动摇以及心理失衡现象仍比较突出，因此，在法治文化的建设上要加大慎独自律精神的宣扬，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的高尚品格，自觉抵制不良欲望的侵袭，筑牢、夯实为人为官的基本防线。
（三）德主刑辅和德法合治相契合
“德主刑辅”思想是儒家积极推行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儒家学派虽然对法家提倡的“缘法而治”、“一断于法”的思想持否定态度，但它并未从根本上否认法律在国家治理层面的重要作用。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同时又力主“宽猛相济”，“宽”为仁德，“猛”为刑罚，只有做到两者结合方能政事和谐。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主张治国理政要做到善政和法令相结合。董仲舒亦提出“前德后刑”、“大德小刑”的政治观点。可见，儒家虽重德但并不主张废法，而是主张有主从差别的儒法并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意味着国家治理要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共同作用，这实际上是德主刑辅思想的现代延伸。法律是治国理政之利器，其他律作用之重要不可一日或缺；德治注重道德教化，其自律作用可以引导民众遵纪守法，两者功能有异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德法合治过程中要加强道德的教化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要重视法律的强制规范作用，对于那些和社会公德相悖离的丑恶现象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加以整治。德法合治体现了对儒家徳刑关系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定会发挥不朽的作用。
（四）公平正义和司法公正相契合
儒家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五常”之中的“义”便是儒家正义观的写照。《中庸》中说：“义者，宜也”，刘熙注解曰：“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认为“义”有适宜、合宜的意思，可理解为“应当”，即人的思想及行为应当与社会道德标准相符合。“正义”一词最早见于《荀子》，《正名》篇中说：“正义而为谓之行”，符合“义”的标准且不失公正就是高尚的行为。公正是正义论的基本要求，当公正面对私利的诱惑时，孟子主张“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正义论注重公平，《孔子家语·执辔》曰：“以之礼则国定，以之义则国义” ，王肃注曰：“义，平也。刑罚当罪则国平” ，此处“义”即为公平之意，罪刑得当且体现公平则国家安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这就要求我们要本着公平正义的态度严格司法，努力提高司法公信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公平正义最基本的体现，普通百姓要守法，执法者并非脱离法律约束的特殊群体，因此更应带头守法起到模范作用。司法过程中要时刻绷紧公平公正这根弦，增强司法工作透明度，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可见，儒家公平正义观念在当前法治建设中仍具有现实意义，应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加以凸显与发扬。
三、结论
法治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真正融入人们的行为模式中，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内心形成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权利等意识，同时要在法律制度和机构设施中体现法治精神及理念，建立以良法为基础并确保其公正实施的价值体系。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法律的意义在于其神圣的地位真正被民众敬畏、信仰，否则，即使法律条文汗牛充栋也只能是形同虚设，最终会被民众束之高阁，而法治文化则是法律被敬畏、信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依法治国宏伟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法治文化的建设与加强。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蕴含着当前法治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充足养料，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弘扬符合时代要求并对法治文化建设起积极作用的精华思想，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素质，做到以文化人、以德塑魂，用道德教化滋养法治精神，从而增强民众的法治意识，使儒家思想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绽放魅力。
注释：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16.
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2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7.
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03-10（1）.
刘熙.释名.北京：中华书局.1985.52.
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297，299.
习近平.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3-01-07（1）.
[法]卢梭煮.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
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81.3.
关键词 儒家思想 法治文化 时代价值
作者简介：孔聪，济宁市委党校基础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005-0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奋斗目标，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前提，就是要加强当前法治文化建设。文化具有地域性，法律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自然也会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儒家思想影响中华民族达两千年之久，其之于中国恰同基督教之于西方，影响深远且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不仅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导向，而且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当前的法治文化建设不能摒弃儒家文化而随意规划，应当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让其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时代价值。
一、儒家思想中法律观念的理论基点
（一）为国以礼，突出礼治
孔子崇尚周礼，提出“为国以礼”的治国主张，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强硬的手段统治民众，只能让他们表面上屈服，内心里不会对犯罪产生敬畏和羞耻之心；用礼义道德来约束民众的言行，人们会产生耻辱之心，并会杜绝不良行为的发生。孔子提倡“正名”，“名”即名分，也即人们的社会角色，民众要严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在明白自己社会地位的同时做与身份相符的事情，这其实就是礼治思想的实际运用。孟子将“礼”视为巩固国家统治的有力武器，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因此必须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就将宗法等级观念灌输于礼治之中，为礼治的良好实施做好思想铺垫。儒家视“礼”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法，“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将其作为规范、约束民众行为的一大法宝，由此看来，“礼”实际上就具备了“法”的性质。
（二）为政以德，主张德治
德治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倡导以“仁”为核心的德治学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执政者如果实行德治，那么群臣百姓都会围绕在其周围，突出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孔子崇尚以德治国，认为“政”、“刑”之治存在弊端，不能从根本上防患于未然，而“德”、“礼”之治强调教化，能使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浸入民众心灵，从而阻断违法犯罪的源头。孟子的王道学说是孔子德治学说的延续，王道学说提倡以仁义治天下，主张以德服人，认为只有采取王道、实施德治才能真正得到民众的拥护，江山社稷才能长治久安，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德治同时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希望通过教化来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修养，使民众的言行和统治阶级的意志保持高度统一，从而将人们遵纪守法、符合等级规范的要求真正转化为内心自觉。德治思想虽然将道德法律化，但它并不排斥对刑法的运用，在对民众道德教化的同时辅之以刑罚政令，做到德主刑辅、刚柔相济。
（三）为政在人，强化人治
“人治”是儒家力倡的一种治国理念，它本质上是贤人政治，将人格权威作为国家治理的关键，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孔子将“为政在人”的理念擢升至关乎社稷兴衰的高度，提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认为国家政事的稳固、社会秩序的维系都和执政者是否贤能息息相关，因此，统治者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以良好的作风感染民众，“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孟子将尊贤视为治国之本，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广纳贤才并知人善用必定会实现“王天下”的目标。荀子在继承前学的基础上提出“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的观念，这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一次突破，首次将“治人”和“治法”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式加以分析对比。他认为“治人”优于“治法”，法由人定并且由人执行，因此国家的治乱和“治人”有着直接的联系，关键在于是否贤能之士执政，与有无良法关系不大。儒家人治思想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执政者的个人作用，它和“德治”的区别在于，“德治”突出道德教化的实施，而“人治”的落脚点在于贤人自身。
二、儒家思想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
（一）民本思想和群众路线相契合
民本思想是儒家治国理政观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儒家认为民为众生之本，统治者要重视民众的利益诉求。孔子明确提出“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把增进百姓的福祉作为执政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孟子将重民思想提升到更高层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把民的重要性置于国家及君主之上，同时主张民有恒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民本思想时至今日仍有其重要价值。群众路线是我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根本要求就是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政党，只有顺民意、得民心、为民谋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体现了我党坚定不移的为民情怀。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中国梦”实际上就是百姓幸福生活的梦，因此，要切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群众路线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转化与升华，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要吸取其精华思想，依靠文化的力量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从而推动群众工作创新发展。 （二）慎独思想和严以律己相契合
儒家重视修身，而“慎独”就是其极力倡导的修身方式。东汉郑玄将其注解为：“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 ，认为一个人在独居时要慎其言行。朱熹将“慎独”注解更进一步，“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 ，朱熹认为要同时慎空间及内心之独，在内心邪念萌动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控制，不让它在隐微之中继续萌发。可见，儒家倡导的慎独旨在加强自身修养，独处时既要慎言慎行又要保持思想上的清正。目前，“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正在开展，而践行“三严三实”关键就在于严于律己，“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 ，它与儒家慎独精神一脉相承。现在社会上道德缺失、信仰动摇以及心理失衡现象仍比较突出，因此，在法治文化的建设上要加大慎独自律精神的宣扬，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的高尚品格，自觉抵制不良欲望的侵袭，筑牢、夯实为人为官的基本防线。
（三）德主刑辅和德法合治相契合
“德主刑辅”思想是儒家积极推行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儒家学派虽然对法家提倡的“缘法而治”、“一断于法”的思想持否定态度，但它并未从根本上否认法律在国家治理层面的重要作用。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同时又力主“宽猛相济”，“宽”为仁德，“猛”为刑罚，只有做到两者结合方能政事和谐。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主张治国理政要做到善政和法令相结合。董仲舒亦提出“前德后刑”、“大德小刑”的政治观点。可见，儒家虽重德但并不主张废法，而是主张有主从差别的儒法并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意味着国家治理要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共同作用，这实际上是德主刑辅思想的现代延伸。法律是治国理政之利器，其他律作用之重要不可一日或缺；德治注重道德教化，其自律作用可以引导民众遵纪守法，两者功能有异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德法合治过程中要加强道德的教化作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要重视法律的强制规范作用，对于那些和社会公德相悖离的丑恶现象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加以整治。德法合治体现了对儒家徳刑关系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定会发挥不朽的作用。
（四）公平正义和司法公正相契合
儒家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五常”之中的“义”便是儒家正义观的写照。《中庸》中说：“义者，宜也”，刘熙注解曰：“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认为“义”有适宜、合宜的意思，可理解为“应当”，即人的思想及行为应当与社会道德标准相符合。“正义”一词最早见于《荀子》，《正名》篇中说：“正义而为谓之行”，符合“义”的标准且不失公正就是高尚的行为。公正是正义论的基本要求，当公正面对私利的诱惑时，孟子主张“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正义论注重公平，《孔子家语·执辔》曰：“以之礼则国定，以之义则国义” ，王肃注曰：“义，平也。刑罚当罪则国平” ，此处“义”即为公平之意，罪刑得当且体现公平则国家安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这就要求我们要本着公平正义的态度严格司法，努力提高司法公信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公平正义最基本的体现，普通百姓要守法，执法者并非脱离法律约束的特殊群体，因此更应带头守法起到模范作用。司法过程中要时刻绷紧公平公正这根弦，增强司法工作透明度，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可见，儒家公平正义观念在当前法治建设中仍具有现实意义，应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加以凸显与发扬。
三、结论
法治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真正融入人们的行为模式中，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内心形成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权利等意识，同时要在法律制度和机构设施中体现法治精神及理念，建立以良法为基础并确保其公正实施的价值体系。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法律的意义在于其神圣的地位真正被民众敬畏、信仰，否则，即使法律条文汗牛充栋也只能是形同虚设，最终会被民众束之高阁，而法治文化则是法律被敬畏、信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依法治国宏伟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法治文化的建设与加强。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蕴含着当前法治文化建设所需要的充足养料，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弘扬符合时代要求并对法治文化建设起积极作用的精华思想，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素质，做到以文化人、以德塑魂，用道德教化滋养法治精神，从而增强民众的法治意识，使儒家思想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绽放魅力。
注释：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16.
郑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2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7.
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03-10（1）.
刘熙.释名.北京：中华书局.1985.52.
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297，299.
习近平.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3-01-07（1）.
[法]卢梭煮.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
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