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面对个人信息大规模收集使用的现实情况，普遍存在的认知问题与结构问题破坏了个人信息自我控制的基础，大数据的特征与运行规律限制了告知-同意、目的限制、数据最小化等工具（原则）的效用，需要超越个人控制范式，迈向社会保护范式。检察公益诉讼是社会保护范式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个人信息的公共性是检察公益诉讼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正当性基础。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案件类型、诉讼请求范围、诉讼规则、赔偿金归属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现有问题进行了回应，但内容仍然较为笼统和粗疏，难以给司法实践提供具体指引。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应当将风险预防作为该项制度的主要功能，拓宽案件线索来源，简化前置性程序，积极探索预防性公益诉讼，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示范引领作用。还应当进一步细化诉讼事由，避免将“侵害”简化为“损害”,落实举证责任倒置，建立健全惩罚性赔偿、赔偿金管理等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