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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终于出兵了。
时为公元227年，蜀汉建兴五年，魏太和元年。汉相诸葛亮上疏汉帝刘禅一封千古名篇《出师表》后，提兵北上，军屯汉中。由此揭开三国后期最可歌可泣的史诗序幕。在后世的演义和传说中，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六出祁山。
稍晚些时，洛阳城中的魏帝曹睿得讯。曹睿的情绪莫名紧张之余，毋宁说掺杂着一丝细微的放松。该来的总算来了。
曹魏为何不先发制人？
建兴元年，汉吴联盟重新缔结。建兴三年，克复南中。一直等到建兴五年。其时刘备大败余波已经消弭，继位的刘禅地位已巩固。讨平南中，不但剪除了北伐的后患，更重要的是练了兵。蜀中钱粮丰富，厉兵秣马。魏国正值曹丕新丧，曹睿继位。一切有利因素似乎都已在本年汇聚。于是，诸葛亮上《出师表》，出师北伐。
他在《出师表》中写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20年前说过的话，诸葛亮从来没有忘记。
对诸葛亮的动作，曹睿即时做出反应。他打算先发制人。
但此举马上被他的亲信，散骑常侍中书令孙资劝止。孙资先是抬出曹操，回顾了当年汉中之战的艰辛。“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然后算了下魏国同时对蜀、吴用兵的压力。劝曹睿不如静守要冲，令敌人知难而退。
于是，在这场以天下为赌注，数十万兵甲为子的棋局里，对弈双方诸葛亮和曹睿，奇妙地形成一个均势。
和曹睿方面不同，诸葛亮为此战准备极其充分。虽已誓师出兵，却又按住兵锋，迟迟不进，不能视为有意拖延。诸葛亮有深远的用意。
汉中地理特殊，秦岭绵延千里，将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隔绝南北，构成蜀中不可犯的天险。千百年来，仅有少数道路可以通行。自东而西，即为子午道、傥洛道、褒斜道、陈仓道。由此再西，从沔阳沿西汉水北上，经略阳，出武都、西河而入雍州，是为陇西大道。这条路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祁山。汉中，就是这些要道的总枢纽。
曹睿或者说魏国的问题，就是只要诸葛亮待在汉中一天，他们就拿不准诸葛亮会从哪条道出来。
其时雍、凉一带，在魏国已属边陲，又有氐、羌诸部活跃。加之若干年间对蜀无战事，相对已属薄弱环节。即使已经吸引魏帝曹睿的注意，但想在短时间内用重兵封住出蜀各个要道，绝无可能。如果贸然出动没拦到诸葛亮，任蜀军纵情驰骋，则必然十分被动。蜀汉以一州之地，能频频向国力远胜的魏国挑战，这个地理上的不对称占了很大因素。倘若诸葛亮不管不顾，捡一路杀来，倒也罢了。但诸葛亮不动，于是曹魏的很多人都体会到了刀悬在脖子上不落的感觉。
此后的一系列战事峰回路转，令人目不暇接。起初，汉军势如破竹。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不戰而降。赵云邓芝的偏师也成功吸引了曹真的注意。但此后张郃部迅速赶到，与汉军前部马谡在街亭展开激战。这一战的结果，人所尽知……
蜀汉第一大将竟然缺乏
实战检验
蜀汉败了。
围绕这一仗到底为什么败，反映了哪些问题，究竟该谁负责，众口纷纭，直到今天也没吵出个结果。
身在意见的漩涡中心，作为北伐的总策划和总指挥，在这关键时刻，诸葛亮自己却显得格外沉默。在史传中，我们只能找到诸葛亮的这样一段话：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这句话历代都被视作诸葛亮的自我批评。但它其实隐含着更多的东西。“一人”者，具体指挥官也。在这里即诸葛亮。仗打败了，诸葛亮当然有责任，而且是首责。
当时的蜀汉，其实面临一个深刻的困境，即堪以大用的一线军事人才严重紧缺。魏延已经是当时蜀汉拿得出手的最强将领。魏延之下是谁？赵云？吴懿？李严？当然不是说魏赵吴李就不行。但既能拉出去打胜仗，又能切实领会宏观战略，张弛有度，不致泥足深陷。这种人放眼整个三国时代，也无非周瑜、关羽、陆逊区区二三子。缺少这种人才，诸葛亮就只能在承受巨大风险和保守缓进之间二选一。诸葛亮自己说先帝以臣谨慎。后人也评论诸葛亮一生唯谨慎。但平心而论，也不是诸葛亮想谨慎，现实因素制约得他没法拿蜀汉的存亡开玩笑。
一生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刻
蜀汉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就在建兴六年中，魏国东线，陆逊领衔的东吴军在石亭大败魏大司马曹休。曹休愤懑而死。年末，诸葛亮再次起兵，是为二次北伐。
史书记载，诸葛亮全力攻打陈仓，郝昭百般防御，昼夜相持二十余日。诸葛亮拿不下陈仓，曹魏援兵已至。二次北伐无功而返。
战争进入了曹魏最喜闻乐见的局面。这正是诸葛亮所刻意避免的。
好在蜀中尚有地利可用。建兴七年春，诸葛亮再次出兵，是为第三次北伐。这时发生一件大事，东吴孙权称帝了。这件事在相当程度上分散了蜀汉与魏的注意力。此后，这一年在三方互相观望中度过。
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是为第四次北伐。司马懿统军与战。这次直接对话的结果是，魏军大败！这是真正的大败，因为诸葛亮重创的是以司马懿为首的曹魏雍凉一代主干力量。更要命的是，诸葛亮还成功抢割了魏军的麦地，一举解决了粮饷问题。司马懿则继大败之后，又要面临断粮的危险。全军崩溃只差一线。这是诸葛亮一生之中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刻。但就像传说中阻止岳飞直捣黄龙的十二道金牌一样，在关键时刻，一封来自后方的告急文书停下了诸葛亮东进的脚步。诸葛亮不得不班师后退。事后查明，这是负责后方镇守的李严谎报军情。李严因此承受了严厉的问责。然而再怎么处罚李严，良机一去即不复返。
于是，历史终于走到了五丈原。
蜀汉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再次起兵北伐。这次北伐，诸葛亮舍弃了常走的陇西大道，改由褒斜道进军。也就是说，这条路压根不经过祁山。诸葛亮前后五次用兵，真正出祁山的也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第五次循褒斜道进兵，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之势。无论是进攻的诸葛亮还是防守的司马懿都清楚地知道，这很可能就是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了。从建兴五年到十二年，前后八年，蜀汉一国的存亡成败全压在诸葛亮一人的肩上，54岁的诸葛亮已油尽灯枯。司马懿对此的评论是“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这年八月，诸葛亮病逝。
诸葛亮仅仅想“以攻代守”？
诸葛亮既死，“六出祁山”便已结束。但关于这件事，还有些可说的地方。
我们现在一般认为，诸葛亮的历次北伐，秉承的策略是“以攻代守”。从事后角度，这个评价是对的，甚至很精当。但还原到具体历史中，诸葛亮在发动北伐之前，是否就存了以攻代守的心，则尚可商榷。至少我相信在第一次北伐之前，诸葛亮是真心认为时机已到，并且积极而努力地去博取胜利。即使蜀汉与曹魏的战争注定是长期的而非一蹴而就的，即使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仍是比较保守地先占据陇右而后徐徐推进，但如果前线发展真如诸葛亮所预料，或者甚至过于预期，诸葛亮是否还会拘于以攻代守的策略而坐失良机，我认为不会。
诸葛亮的北伐，在初始就带有相当程度的理想性。这是他或刘备抑或整个蜀汉的内在驱动。相隔一千多年以后，我们已经难以体会大汉王朝对于当时人的意义。乱世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仍将和平、安定、尊严和传承摆在自己心头。铁血横行长草中，权谋遍及天下。但毕竟有些人有些事，不能单纯考虑存亡利害。或者司马懿能做到这一点，但诸葛亮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北伐仍然变成我们现今看到的样子，诸葛亮的挫败和伤痛，可能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如果说以攻代守，其实终诸葛亮之身，这个目标是达到了的。司马懿到最后都被诸葛亮压着打，以至落得“畏蜀如虎”的名声。诸葛亮也大可从容不迫，跟司马懿耗下去。曹魏伐蜀之战已经充分证明了蜀汉要想单纯防御的简单轻松。诸葛亮一日不死，曹魏西线一日不能晏兵，司马懿乃至曹睿一日不能安枕。诸葛亮只活了54岁，不是死于战伤，不是死于瘟疫，甚至未必死于疾病。正如司马懿那句经典的评价，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很大程度上，他是自己把自己累死了。他把一条命舍在兴复汉室的大业里，客观上却只起到了以攻代守的功用。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时为公元227年，蜀汉建兴五年，魏太和元年。汉相诸葛亮上疏汉帝刘禅一封千古名篇《出师表》后，提兵北上，军屯汉中。由此揭开三国后期最可歌可泣的史诗序幕。在后世的演义和传说中，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六出祁山。
稍晚些时，洛阳城中的魏帝曹睿得讯。曹睿的情绪莫名紧张之余，毋宁说掺杂着一丝细微的放松。该来的总算来了。
曹魏为何不先发制人？
建兴元年，汉吴联盟重新缔结。建兴三年，克复南中。一直等到建兴五年。其时刘备大败余波已经消弭，继位的刘禅地位已巩固。讨平南中，不但剪除了北伐的后患，更重要的是练了兵。蜀中钱粮丰富，厉兵秣马。魏国正值曹丕新丧，曹睿继位。一切有利因素似乎都已在本年汇聚。于是，诸葛亮上《出师表》，出师北伐。
他在《出师表》中写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20年前说过的话，诸葛亮从来没有忘记。
对诸葛亮的动作，曹睿即时做出反应。他打算先发制人。
但此举马上被他的亲信，散骑常侍中书令孙资劝止。孙资先是抬出曹操，回顾了当年汉中之战的艰辛。“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然后算了下魏国同时对蜀、吴用兵的压力。劝曹睿不如静守要冲，令敌人知难而退。
于是，在这场以天下为赌注，数十万兵甲为子的棋局里，对弈双方诸葛亮和曹睿，奇妙地形成一个均势。
和曹睿方面不同，诸葛亮为此战准备极其充分。虽已誓师出兵，却又按住兵锋，迟迟不进，不能视为有意拖延。诸葛亮有深远的用意。
汉中地理特殊，秦岭绵延千里，将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隔绝南北，构成蜀中不可犯的天险。千百年来，仅有少数道路可以通行。自东而西，即为子午道、傥洛道、褒斜道、陈仓道。由此再西，从沔阳沿西汉水北上，经略阳，出武都、西河而入雍州，是为陇西大道。这条路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祁山。汉中，就是这些要道的总枢纽。
曹睿或者说魏国的问题，就是只要诸葛亮待在汉中一天，他们就拿不准诸葛亮会从哪条道出来。
其时雍、凉一带，在魏国已属边陲，又有氐、羌诸部活跃。加之若干年间对蜀无战事，相对已属薄弱环节。即使已经吸引魏帝曹睿的注意，但想在短时间内用重兵封住出蜀各个要道，绝无可能。如果贸然出动没拦到诸葛亮，任蜀军纵情驰骋，则必然十分被动。蜀汉以一州之地，能频频向国力远胜的魏国挑战，这个地理上的不对称占了很大因素。倘若诸葛亮不管不顾，捡一路杀来，倒也罢了。但诸葛亮不动，于是曹魏的很多人都体会到了刀悬在脖子上不落的感觉。
此后的一系列战事峰回路转，令人目不暇接。起初，汉军势如破竹。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不戰而降。赵云邓芝的偏师也成功吸引了曹真的注意。但此后张郃部迅速赶到，与汉军前部马谡在街亭展开激战。这一战的结果，人所尽知……
蜀汉第一大将竟然缺乏
实战检验
蜀汉败了。
围绕这一仗到底为什么败，反映了哪些问题，究竟该谁负责，众口纷纭，直到今天也没吵出个结果。
身在意见的漩涡中心，作为北伐的总策划和总指挥，在这关键时刻，诸葛亮自己却显得格外沉默。在史传中，我们只能找到诸葛亮的这样一段话：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这句话历代都被视作诸葛亮的自我批评。但它其实隐含着更多的东西。“一人”者，具体指挥官也。在这里即诸葛亮。仗打败了，诸葛亮当然有责任，而且是首责。
当时的蜀汉，其实面临一个深刻的困境，即堪以大用的一线军事人才严重紧缺。魏延已经是当时蜀汉拿得出手的最强将领。魏延之下是谁？赵云？吴懿？李严？当然不是说魏赵吴李就不行。但既能拉出去打胜仗，又能切实领会宏观战略，张弛有度，不致泥足深陷。这种人放眼整个三国时代，也无非周瑜、关羽、陆逊区区二三子。缺少这种人才，诸葛亮就只能在承受巨大风险和保守缓进之间二选一。诸葛亮自己说先帝以臣谨慎。后人也评论诸葛亮一生唯谨慎。但平心而论，也不是诸葛亮想谨慎，现实因素制约得他没法拿蜀汉的存亡开玩笑。
一生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刻
蜀汉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就在建兴六年中，魏国东线，陆逊领衔的东吴军在石亭大败魏大司马曹休。曹休愤懑而死。年末，诸葛亮再次起兵，是为二次北伐。
史书记载，诸葛亮全力攻打陈仓，郝昭百般防御，昼夜相持二十余日。诸葛亮拿不下陈仓，曹魏援兵已至。二次北伐无功而返。
战争进入了曹魏最喜闻乐见的局面。这正是诸葛亮所刻意避免的。
好在蜀中尚有地利可用。建兴七年春，诸葛亮再次出兵，是为第三次北伐。这时发生一件大事，东吴孙权称帝了。这件事在相当程度上分散了蜀汉与魏的注意力。此后，这一年在三方互相观望中度过。
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是为第四次北伐。司马懿统军与战。这次直接对话的结果是，魏军大败！这是真正的大败，因为诸葛亮重创的是以司马懿为首的曹魏雍凉一代主干力量。更要命的是，诸葛亮还成功抢割了魏军的麦地，一举解决了粮饷问题。司马懿则继大败之后，又要面临断粮的危险。全军崩溃只差一线。这是诸葛亮一生之中距离胜利最近的时刻。但就像传说中阻止岳飞直捣黄龙的十二道金牌一样，在关键时刻，一封来自后方的告急文书停下了诸葛亮东进的脚步。诸葛亮不得不班师后退。事后查明，这是负责后方镇守的李严谎报军情。李严因此承受了严厉的问责。然而再怎么处罚李严，良机一去即不复返。
于是，历史终于走到了五丈原。
蜀汉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再次起兵北伐。这次北伐，诸葛亮舍弃了常走的陇西大道，改由褒斜道进军。也就是说，这条路压根不经过祁山。诸葛亮前后五次用兵，真正出祁山的也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第五次循褒斜道进兵，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之势。无论是进攻的诸葛亮还是防守的司马懿都清楚地知道，这很可能就是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了。从建兴五年到十二年，前后八年，蜀汉一国的存亡成败全压在诸葛亮一人的肩上，54岁的诸葛亮已油尽灯枯。司马懿对此的评论是“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这年八月，诸葛亮病逝。
诸葛亮仅仅想“以攻代守”？
诸葛亮既死，“六出祁山”便已结束。但关于这件事，还有些可说的地方。
我们现在一般认为，诸葛亮的历次北伐，秉承的策略是“以攻代守”。从事后角度，这个评价是对的，甚至很精当。但还原到具体历史中，诸葛亮在发动北伐之前，是否就存了以攻代守的心，则尚可商榷。至少我相信在第一次北伐之前，诸葛亮是真心认为时机已到，并且积极而努力地去博取胜利。即使蜀汉与曹魏的战争注定是长期的而非一蹴而就的，即使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仍是比较保守地先占据陇右而后徐徐推进，但如果前线发展真如诸葛亮所预料，或者甚至过于预期，诸葛亮是否还会拘于以攻代守的策略而坐失良机，我认为不会。
诸葛亮的北伐，在初始就带有相当程度的理想性。这是他或刘备抑或整个蜀汉的内在驱动。相隔一千多年以后，我们已经难以体会大汉王朝对于当时人的意义。乱世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仍将和平、安定、尊严和传承摆在自己心头。铁血横行长草中，权谋遍及天下。但毕竟有些人有些事，不能单纯考虑存亡利害。或者司马懿能做到这一点，但诸葛亮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北伐仍然变成我们现今看到的样子，诸葛亮的挫败和伤痛，可能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如果说以攻代守，其实终诸葛亮之身，这个目标是达到了的。司马懿到最后都被诸葛亮压着打，以至落得“畏蜀如虎”的名声。诸葛亮也大可从容不迫，跟司马懿耗下去。曹魏伐蜀之战已经充分证明了蜀汉要想单纯防御的简单轻松。诸葛亮一日不死，曹魏西线一日不能晏兵，司马懿乃至曹睿一日不能安枕。诸葛亮只活了54岁，不是死于战伤，不是死于瘟疫，甚至未必死于疾病。正如司马懿那句经典的评价，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很大程度上，他是自己把自己累死了。他把一条命舍在兴复汉室的大业里，客观上却只起到了以攻代守的功用。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