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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矿产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及评价
长期以来，矿产资源作为一种共享资源被世世代代的人开发和使用着，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各种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在经营决策时并不考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发和使用资源的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整个工业化过程几乎都是以传统的“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线形生产方式完成，直到上个世纪，随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稀缺性日益凸现，人们才开始重视它们的有效利用，借助国家、政府以法律或行政手段不断地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有效的内部化，发展循环经济。但由于矿产资源产权的特殊性、复杂性，极易导致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所以，解决矿产资源的外部性、提高市场制度和政府组织的效率，已成为产权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指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这种权利突出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进而有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但不同的产权结构由于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内在化激励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效率。一般来说，随着行动团体人数的增加，产权引发的外部性也会扩大，由于国家对产权代理者的监督成本高昂和政治利益的追求，效率往往较低。
在我国，依据法律规定，除土地外大部分自然资源产权归国家所有，这种国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使人们产生一种公有公用的思想，即人人所有也就是人人享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只要身为中国公民都可以免费或以象征性的付费方式开采和使用国有资源，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只是规定征收较低的资源税费而已，国有资源企业承担主要的开采经营工作。因此，我国的矿产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一个较低的价格水平上达到均衡，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就随之产生。
虽然“庇古税”和“科斯定理”是解决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外部性的主要经济手段。对于矿产资源的共用品特性以及代际公平问题，政府的干预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作用。但政府对矿产资源的集中控制所实现的最优配置，是建立在信息完全、运行成本为零和理性经济人等假定基础上的。而且现实中政府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并没有明确的人格化代表，资源过度消耗由全体国民共同承担，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弱化了人们对资源浪费的危机感。此外，我国自然资源的分布非常广泛，对某些偏远地区的监督，中央政府若想了解准确信息，并克服地方保护和利益共同体的合谋，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在没有重大事件发生时，通过政府干预很难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
二、我国矿产资源产权约束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权是权利的总称，除了所有权，还包括经济活动主体对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用权。由于矿产资源的外部性较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开始都会采取公有产权制度来明确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个人和社会组织则依法取得矿产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保证矿产资源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所以，仅凭国有产权制度就断定自然资源使用无效率过于匆忙，考虑到国家资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国有产权制度，合理安排和调整矿产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才是今后一段时间最关键的工作。
就如张五常所说。“产权若有足够年期的保障或有明确的延期规定，所有权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由谁使用和怎样使用，以及这种权利的限制和制约。”长远来看，资源使用权的界定会以提高社会整体利益为主旨，但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国有产权和共有产权常常存在较大的外部性。而转让权作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重要手段，可以通过价格体系引导资源流动，使资源的使用落在善用者的手上，并通过资产的合并减少交易费用。收益权则主要是对租金的分配，如果一种资源的收益权不是私有的或是被限制的，很容易造成其使用权的滥用。可以说，使用权是收益权的基础，很难从没有任何使用权的资源上获得收入。同时使用权和收益权又是资源具有转让权的前提条件，没有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资源没有任何市场价值，但具有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资源却不一定就必须具备转让权。
我国1996年的《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但为了能够真正发挥这种所有权，创造经济效益，国务院还通常将相应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分解到各级政府和部门，各级政府和部门再通过审批方式转让给生产企业。近几年，通过买卖、出租或拍卖等市场方式转让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则越来越多。但目前在我国15万个矿山企业中，仅有2万个企业是通过市场机制取得矿业开采权的。矿产资源的廉价甚至是无偿使用使得资源开采企业缺乏珍惜资源的内在动力，破坏式开采现象严重。怎样约束或界定使用权是大问题，不规定使用权的上限，即使在私人产权下他人的权利也会得不到保障，更何况是在外部性较强的国有产权下。我国虽然通过层层委托，落实了资源的最终使用者，但却并没有提出对使用权的约束，这就难以避免局部利益集团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而资源对社会贡献最大化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其次，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实行的是国有产权和政府审批制度，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并没有相应的收益权，实际上是被通过资格审批而拥有资源使用权的企业所获得。这些企业将产品在市场上卖出，在得到了市场利润的同时，还获得了本该属于国家和政府的收益权收入，而国家和政府的所得仅限于资源补偿费。从用途上看，更是与其作为矿产资源收益权代表相去甚远。目前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的70％是用于矿产勘查支出，是为了发现更多的矿产资源，增加查明的矿产资源数量；20％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体现了国家消除和减少采矿活动引发的外部性的问题；余下的10％用于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的经费补助，代表政府承担的管理职能。而且绝大多数种类的矿产资源的资源补偿费率为其矿产品销售收入的1％～2％，远远不能弥补开发出的矿产资源价值，于是本属于国家的收益权收入就成为无主产权。为了争夺这部分进入公共领域的租金，申报企业有动机采用各种手段贿赂各级政府，争取获得采矿权；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设租，进而形成了一种隐性机制。申报的企业会在不高于收益权的范围内寻租，但采矿权最终只能由一个企业获得，绝大多数申报企业对此的付出并没有相应的回报，收益权收入反而被这些企业付出的寻租成本抵消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资源被浪费了，正是经济学中所说的“租金耗散”。
再次，虽然健全资源转让体系能够有助于形成合理的价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由于我国资源要素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规章制度和操作标准还不完 善，交易中政府干预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和侵权行为较多，相应的制约机制还不健全。同时，资源价值的评估、企业资信的调查和使用权证核发等相关工作进展较缓慢，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亟待修订和补充，不同资源市场的开放顺序和程度有待进一步分析，资源转让权的明确尚需时日。
三、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思路
我国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之间分配了矿产资源的产权，但却没有明确彼此的义务，尤其是使用权人的义务和相应的社会责任，在现实中更欠缺使用权人履行义务的激励机制。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着力加强政府规制，完善产权制度安排，引入使用权人的竞争机制。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部分公有资源所有权私有化。使资源的价格体现自身价值，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
具体来说，在使用权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矿产资源使用者生产的基本原则和做法，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矿产资源的集约利用和再循环工作，引导使用者树立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意识。使那些从中获利的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将矿产资源的外部性问题降到最小；在收益权方面，适当地调整我国矿产资源的税费体系和审批制度，区分国家凭借矿产资源所有权参与矿业开发收益分配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矿业开发收益分配，改变税费目前种类繁多、概念混乱的现状，逐步实施矿产资源权利金制度，让各级政府得到合理的收益。企业的利润也体现了合理的生产成本和市场收益，不再有动力和财力寻租，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导其合理地开发使用矿产资源；在转让权方面，完善使用权和收益权出让市场，采取承包、出租、拍卖、招标、入股等多种方式，引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资格审查，培育资源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再转让市场，体现使用者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拥有的自主决策权。对于一些可以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矿产资源，国家可以采取拍卖、折价人股等方式将部分资源的所有权出让给企业或个人，以激励他们长期投资。并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规范转让程序，防止再转让过程中出现擅自改变用途、公有资产流失等现象。
四、我国应借鉴国际市场资源价格运行规律，使资源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将目前矿业企业无偿和有偿取得的双轨制统一改为有偿取得，资源产品的价格主要应包含资源耗竭补偿成本和环境补偿成本。对于后者，政府可以硬性规定企业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矿山的环境恢复、生态补偿以及资源枯竭后的转产，进而将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转变为企业的自发行为。同时调整目前的矿产资源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过低的税费标准，以保证国家能够提取到足够的公益性资源保护和勘探资金，形成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价格。
长期以来，矿产资源作为一种共享资源被世世代代的人开发和使用着，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各种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在经营决策时并不考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发和使用资源的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整个工业化过程几乎都是以传统的“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线形生产方式完成，直到上个世纪，随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稀缺性日益凸现，人们才开始重视它们的有效利用，借助国家、政府以法律或行政手段不断地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有效的内部化，发展循环经济。但由于矿产资源产权的特殊性、复杂性，极易导致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所以，解决矿产资源的外部性、提高市场制度和政府组织的效率，已成为产权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指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这种权利突出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进而有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但不同的产权结构由于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内在化激励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效率。一般来说，随着行动团体人数的增加，产权引发的外部性也会扩大，由于国家对产权代理者的监督成本高昂和政治利益的追求，效率往往较低。
在我国，依据法律规定，除土地外大部分自然资源产权归国家所有，这种国有的产权制度安排使人们产生一种公有公用的思想，即人人所有也就是人人享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只要身为中国公民都可以免费或以象征性的付费方式开采和使用国有资源，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只是规定征收较低的资源税费而已，国有资源企业承担主要的开采经营工作。因此，我国的矿产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一个较低的价格水平上达到均衡，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就随之产生。
虽然“庇古税”和“科斯定理”是解决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外部性的主要经济手段。对于矿产资源的共用品特性以及代际公平问题，政府的干预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作用。但政府对矿产资源的集中控制所实现的最优配置，是建立在信息完全、运行成本为零和理性经济人等假定基础上的。而且现实中政府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并没有明确的人格化代表，资源过度消耗由全体国民共同承担，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弱化了人们对资源浪费的危机感。此外，我国自然资源的分布非常广泛，对某些偏远地区的监督，中央政府若想了解准确信息，并克服地方保护和利益共同体的合谋，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在没有重大事件发生时，通过政府干预很难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
二、我国矿产资源产权约束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权是权利的总称，除了所有权，还包括经济活动主体对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用权。由于矿产资源的外部性较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开始都会采取公有产权制度来明确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个人和社会组织则依法取得矿产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保证矿产资源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所以，仅凭国有产权制度就断定自然资源使用无效率过于匆忙，考虑到国家资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国有产权制度，合理安排和调整矿产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才是今后一段时间最关键的工作。
就如张五常所说。“产权若有足够年期的保障或有明确的延期规定，所有权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由谁使用和怎样使用，以及这种权利的限制和制约。”长远来看，资源使用权的界定会以提高社会整体利益为主旨，但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国有产权和共有产权常常存在较大的外部性。而转让权作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重要手段，可以通过价格体系引导资源流动，使资源的使用落在善用者的手上，并通过资产的合并减少交易费用。收益权则主要是对租金的分配，如果一种资源的收益权不是私有的或是被限制的，很容易造成其使用权的滥用。可以说，使用权是收益权的基础，很难从没有任何使用权的资源上获得收入。同时使用权和收益权又是资源具有转让权的前提条件，没有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资源没有任何市场价值，但具有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资源却不一定就必须具备转让权。
我国1996年的《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但为了能够真正发挥这种所有权，创造经济效益，国务院还通常将相应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分解到各级政府和部门，各级政府和部门再通过审批方式转让给生产企业。近几年，通过买卖、出租或拍卖等市场方式转让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则越来越多。但目前在我国15万个矿山企业中，仅有2万个企业是通过市场机制取得矿业开采权的。矿产资源的廉价甚至是无偿使用使得资源开采企业缺乏珍惜资源的内在动力，破坏式开采现象严重。怎样约束或界定使用权是大问题，不规定使用权的上限，即使在私人产权下他人的权利也会得不到保障，更何况是在外部性较强的国有产权下。我国虽然通过层层委托，落实了资源的最终使用者，但却并没有提出对使用权的约束，这就难以避免局部利益集团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而资源对社会贡献最大化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其次，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实行的是国有产权和政府审批制度，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并没有相应的收益权，实际上是被通过资格审批而拥有资源使用权的企业所获得。这些企业将产品在市场上卖出，在得到了市场利润的同时，还获得了本该属于国家和政府的收益权收入，而国家和政府的所得仅限于资源补偿费。从用途上看，更是与其作为矿产资源收益权代表相去甚远。目前我国矿产资源补偿费的70％是用于矿产勘查支出，是为了发现更多的矿产资源，增加查明的矿产资源数量；20％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体现了国家消除和减少采矿活动引发的外部性的问题；余下的10％用于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的经费补助，代表政府承担的管理职能。而且绝大多数种类的矿产资源的资源补偿费率为其矿产品销售收入的1％～2％，远远不能弥补开发出的矿产资源价值，于是本属于国家的收益权收入就成为无主产权。为了争夺这部分进入公共领域的租金，申报企业有动机采用各种手段贿赂各级政府，争取获得采矿权；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利用手中的审批权设租，进而形成了一种隐性机制。申报的企业会在不高于收益权的范围内寻租，但采矿权最终只能由一个企业获得，绝大多数申报企业对此的付出并没有相应的回报，收益权收入反而被这些企业付出的寻租成本抵消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资源被浪费了，正是经济学中所说的“租金耗散”。
再次，虽然健全资源转让体系能够有助于形成合理的价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由于我国资源要素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规章制度和操作标准还不完 善，交易中政府干预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和侵权行为较多，相应的制约机制还不健全。同时，资源价值的评估、企业资信的调查和使用权证核发等相关工作进展较缓慢，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亟待修订和补充，不同资源市场的开放顺序和程度有待进一步分析，资源转让权的明确尚需时日。
三、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思路
我国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之间分配了矿产资源的产权，但却没有明确彼此的义务，尤其是使用权人的义务和相应的社会责任，在现实中更欠缺使用权人履行义务的激励机制。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着力加强政府规制，完善产权制度安排，引入使用权人的竞争机制。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部分公有资源所有权私有化。使资源的价格体现自身价值，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
具体来说，在使用权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明确矿产资源使用者生产的基本原则和做法，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矿产资源的集约利用和再循环工作，引导使用者树立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意识。使那些从中获利的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将矿产资源的外部性问题降到最小；在收益权方面，适当地调整我国矿产资源的税费体系和审批制度，区分国家凭借矿产资源所有权参与矿业开发收益分配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矿业开发收益分配，改变税费目前种类繁多、概念混乱的现状，逐步实施矿产资源权利金制度，让各级政府得到合理的收益。企业的利润也体现了合理的生产成本和市场收益，不再有动力和财力寻租，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导其合理地开发使用矿产资源；在转让权方面，完善使用权和收益权出让市场，采取承包、出租、拍卖、招标、入股等多种方式，引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资格审查，培育资源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再转让市场，体现使用者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拥有的自主决策权。对于一些可以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矿产资源，国家可以采取拍卖、折价人股等方式将部分资源的所有权出让给企业或个人，以激励他们长期投资。并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规范转让程序，防止再转让过程中出现擅自改变用途、公有资产流失等现象。
四、我国应借鉴国际市场资源价格运行规律，使资源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将目前矿业企业无偿和有偿取得的双轨制统一改为有偿取得，资源产品的价格主要应包含资源耗竭补偿成本和环境补偿成本。对于后者，政府可以硬性规定企业从销售收入中提取一部分资金用于矿山的环境恢复、生态补偿以及资源枯竭后的转产，进而将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转变为企业的自发行为。同时调整目前的矿产资源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过低的税费标准，以保证国家能够提取到足够的公益性资源保护和勘探资金，形成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