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 笔名四一,自由撰稿人,知名blogger,现于高校任教。其写作能力全面,尤其长于短篇小说、文史考据及时政评论。
　　其自述为:“左手写小说,右手搞历史,就是上帝要来跟我换个位子,我也要用笔打他的脑壳,说,“ 老子不干”。
　　
　　古代中国的吃,首先是一种权力。
　　学者研究发现,先秦饮食礼政已相当完备,从肴馔品类到烹饪品位,从进食方式到筵席宴飨,都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别。譬如鼎,周代最主要的青铜饮食器具之一,就是衡量社会身份等级的标志物:国君用九鼎,卿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
　　饮食与权力一致,乃是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譬如商代名臣伊尹,即利用厨艺进谏,“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至于王道”(此处的“汤”不是家庭主妇煲的靓汤,而是商汤君主);《老子》将治国之道以烹饪作喻,所谓“治大国烹小鲜”;而在《论语》中,“食”字出现41次,“政”字也出现41次,这或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证明饮食与政治的高度相关。
　　抵至清代,饮食与权力的一致达到巅峰。以宫廷筵席为例,皇帝宴桌有菜肴40品;皇后宴桌减为32 品;妃嫔每桌菜肴则递减为15品。即使在1900年慈禧落难,所谓庚子西狩之际,权力仍不放过饮食这最后一块堡垒。车舆可以从简,居室可以从陋,惟饮食不能降格。在慈禧结束逃难回京的路上,曲沃县令王廷英接待“圣驾”,所设筵席有八珍、八八席、六六席,耗银数万两。
　　正因为饮食与权力挂钩,古代中国的吃往往极尽精致乃至奢侈之能事。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历代得到充分展现。
　　《周礼·天官》记,周天子进膳时,“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那吃的是相当彪悍;汉代更上层楼,负责皇帝饮食的各类机构拥有官员及奴婢数千人,宫廷膳食开支一年高达二万万钱,相当于民间2万户中产家庭的资产;盛唐也是美食盛世,烧尾宴乃个中代表。据《旧唐书·苏瓌传》:“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名曰烧尾。”烧尾宴有多奢侈呢?《清异录》中记载了一份不完全的烧尾宴菜单,共列菜点58 种,糕点20余种,菜肴32种,计有北方的熊、鹿、驴,南方的狸、虾、蟹、青蛙、鳖,还有鱼、鸡、鸭、鹌鹑、猪、牛、羊、兔等等,排场不可谓不浩大;宋代同样如此,神宗往往“一宴游之费十余万”,而仁宗一次内宴,仅蛤蜊一品就价值两万八千钱,可说是一筷子就吃掉一部宝马;明清的饮食奢靡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清代的满汉全席达到顶峰。满汉全席本是宫廷专享,但到乾隆中叶,宫廷之外的土老肥们也设满汉全席,以表示对权力的一种分享。《扬州画舫录》记扬州富商大摆满汉全席,菜品多达134道,燕窝鱼翅、熊掌猩唇、海参鲍鱼、驼峰鹿尾,乃至据说是“非典”罪魁的果子狸等等,叹为观止。
　　由权力而导向的奢侈食文化,若多走一步,则可能自精致坠入变态。春秋时齐桓公的厨子易牙,竟因前者吃腻山珍海味而杀掉自己的幼子,烹饪进献;南朝《世说新语》记,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以人乳喂猪,做出的清蒸猪蹄因而十分鲜美,连皇帝也赞羡不已;清代笔记《竹叶亭杂记》载,山西一大官喜吃驴肉,养了几只肥驴,要厨师在活驴身上刲取腴肉,然后用烧红的铁板烙之,血即止。刲一块,吃一块,有时到筵席终,痛得死去活来的驴仍未倒毙,也无人理会;清代笔记《春冰室野乘》则记,道光间一河道总督为吃到所谓鲜美绝伦的鹅掌,将鹅关于一小铁笼,下堆炭火,旁放酱醋,鹅苦于受热,自饮酱醋,至死时掌厚数寸,脂膏尽在其中。这个总督另有一残忍吃驼峰法:以沸水浇活骆驼背,精华自蓄其中,再割下驼峰烹制佳肴。
　　当然,古代中国吃文化中也有与上述相异之另一主旋律,那就是节制饮食,崇尚简朴。《吕氏春秋》说:“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疾首”,清人毕沅释为“犹言致疾之端”,即致病根源。《老子》也说“五味令人口爽”,近人于省吾诠释说:“五味令人口丧,言五味令人丧其口之本然也。”意思就是说各位吃东西不要太重口味了,否则就要丧本呢。
　　如果说上述主要从养生方面辨析,那么孔子的主张则是从伦理学高度来言说了。孔子既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认为君子不应当耽于口腹之欲,那些号称追求道而又不甘于吃差点穿差点的娘娘腔应当受到鄙视。同时,孔子又赞美苦学而不追求饮食享受的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而孔子自己,追求的也是简朴饮食,所谓“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今天,我们在鼓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同时,或许也该重视“君子食无求饱”。惟其如此,吃才可能成为普世黎民之权利,而非仅仅是朱门权贵之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