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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年过去，清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清廉淡泊、莅事忠勤、苦节克贞、鞠躬尽瘁的作风仍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廉政建设。
追寻天理良心
于成龙在私塾就朗朗而言，政者正也。进入仕途，年近45岁。这并不能说明他才能不济，在八股科场上苦熬。他参加科考很早，崇祯十二年（1639），22岁的山西永宁人于成龙到省城太原参加乡试，但见考官在考场公然受贿，徇私舞弊。他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了个副榜贡生。副榜贡生相当于备取生，不算中举，但可以直接参加会试。资格虽在，名实不副，却影响了于成龙要为天下公平正义和百姓忧乐去说话与奔波。
会试之后，于成龙以父亲年老为借口，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老家继续储能修身。此后几年，风云变幻，朝代鼎革，于成龙算不上前明遗臣，但他有国家发展的概念和识见，他要参与王朝大断裂之后的社会秩序重建与人类本性引导，而不自拘于满与汉之间的族群纷争。这与单一的民族气节无关，但见一个优秀士子经世致用的襟怀和气度。顺治四年至八年，于成龙到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学习四年，不意乡试落榜。此后家中接连变故，兄长老父相继亡故，家境窘困，于成龙只好担起养家重任，但他仍不忘进取，终于在顺治十八年入国子监进修，毕业出仕。
于成龙以明经谒选吏部，由连举人都算不上的最高学历副榜贡生获授广西罗城知县。也就是说，于成龙进入仕途，并没有耀眼的学历背景，遑论进士举人，就是这个副榜贡生还是在前明所得。他虽然得了一个七品县官的实缺，但那时的罗城，离京两千里之外，还是局势未稳的蛮荒边地。家中窘况，亲朋劝阻，于成龙未必没考虑过，但他毅然离妻别子，勇敢地赴任。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顾炎武曾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成龙出仕之初，便以“心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为己任。这是他的终极理想，也是他的人生追寻。
《清史稿·于成龙传》说：“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民犷悍。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于成龙上任伊始，寄居于关帝庙中，带病理事，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推行保甲制，缉盗安民，奖励耕种。他在罗城为官三年，通过一系列举措，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了有效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为官初任，却造福一方。两广总督卢光祖以罗城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向朝廷报告：“罗城在深山之间，瑶玲顽悍，成龙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人事练达，堪称卓异。”
执政为民，只要你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你的突出治行，自然会受到百姓的拥戴、上级的重视。于成龙出掌遍地穷县，一无政治靠山，二无经济支持，三无特别文凭，但他的赤诚之心、勤干之才、廉正之风，成就了他堪当重任的良好基础和执政理念。此后，他被迁四川合州知州，后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再擢武昌知府。职务在不断升迁，辖区在不断内移，但他一以贯之的执政成绩依然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当初于成龙的选择，是继续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老家来堡村做个私塾先生，洵洵终日，垂垂老矣，而不去生活艰难、盗患丛出的地方受苦，那么中国历史上必然会少了一个以“天理良心”为处世底线的清官廉吏。
如何创造廉能第一
于成龙年过不惑出仕，任官于落后地区，并不蛮干，而是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民情，请求革除旧弊，招揽百姓开垦荒地，借给百姓耕牛和种子，仅一月时间便将百余人口的地区扩展到上千户人家。治理盗贼严重的辖区，他勇敢地扑下身子，深入村落微服私访，遍访民间隐情，遇到盗贼以及其他可疑案件，就按其踪迹抓到案犯。他为百姓办实事，自然会受到百姓的敬重和拥戴。
“三藩之乱”爆发，吴三桂盘踞湖南，煽诱湖北诸县山民响应。于成龙不以因工作过失遭有司商定革职而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积极遵从上级安排，单骑专赴麻阳招抚。正是由于他的能力出众，勤恳无怨，成为了治理地方工作的一把好手。
康熙十五年十月，于成龙继母过世。继母对他有抚育之恩，二人情感很好，按礼法于成龙必须丁忧守制，但湖广总督蔡玉荣等联名向康熙帝奏请，安排于成龙在任守制。在当时，如果不是非常时期，不是特殊人才，由皇帝下旨在任守制是极为罕见的事例。许多在朝的大学士，如果父母亡故，也必须辞官回家守孝一年。
康熙十七年六月，于成龙调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史料并未胪列他的治绩，但从他的顶头上司、福建巡抚吴兴祚等集体给他的评价来看：“成龙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伸冤抑，案牍无停，不滥准一词，不轻差一役，而刁讼风息，扰害弊除。捐增监狱口粮，徧济病囚医药。倡赎被掠良民子女数百人，資给路费遣归。屏绝所属馈送。性甘淡泊，吏畏民怀，为闽省廉能第一。”
于成龙秉公执法，清正廉明，办案迅速，用词精准，一扫往日诉讼刁钻的陈弊。他还经常捐助监狱口粮和病犯医药，却明令禁止下属送礼。尤其他顶住压力，对地方官员不顾连年兵祸，以通海罪名屡兴大狱的“通海”事件，力争重审，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给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他以“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和同事的激赏。
按理，按察使虽是巡抚下属，但按察使往往监督、掣肘巡抚的行政执法，很多时候二者关系是不和的。但是，吴兴祚却领衔以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向康熙帝报告，得到的回复是：“于成龙清介自持，才能素著，允称卓异。”同时，任命于成龙为福建布政使。足见，于成龙以卓绝的工作实绩，赢得了上司与最高领导人的敬重和信任。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于中丞》，写的就是于成龙“好微行炯知民隐，摘发盗贼”的故事。于成龙对待案犯，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他在词讼、断狱方面，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症结。他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 一个地方的社会文明，无论硬件软件，最根本的一件是执政文明。如果执政不文明、不廉政，必然会影响当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严重影响到当地百姓分享政治文明、民生权利、社会权益。虽然于成龙执政为民，还在封建专制时期，但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了百姓受益、同事好评、中央肯定的显著廉能。
于成龙无论在艰险的偏地，还是在内地或者沿海，耻于尸位素餐的庸官做法，而是真抓实干、顶着压力、冒着生命危险地服务于治下百姓。在当时，必然有不少地方、衙门的负责人，得过且过，庸碌无为，像个停摆的闹钟，不拨不动，拨下动下，甚至拨了不动，从而导致当地的民生工作纯粹看其是否情愿、是否乐意，导致许多管理工作不积极，不少百姓生话不安定。更有甚者，像福建“通海”一案、内地缉盗之事，如果不是于成龙冒着凶险去争取，或平定，那么不知会有多少百姓受到法律不作为、社会不稳定的威胁。
当初，于成龙在家境窘迫的情势下，毅然前往百废待兴的罗城负责重建，未必料到日后会成为知州知府、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但他的每一个脚印，却深深地印在他的廉政路上。他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和执政实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虽然有过偏听的流言蜚语，但他人到中年才开始、直逼古稀的政治人生，还是一路走着亮堂，成为今日中国廉洁执政的一个榜样和一面镜子。
虽然当时还没有执政为民、权为民用、利为民谋的说法，但在以书生报国的于成龙的实践中，确实让老百姓看到实惠和幸福。这样的权力行使，无疑是一种明显的执政担当，一种实现“政者正也”的崇高理想。
执政坚持制度化
康熙十八年，于成龙在福建藩台任上，发生了一桩著名的事件：向康亲王求罢莝夫。在此事中，于成龙并未因巡抚吴兴祚曾专疏向康熙帝举荐自己，而顺承妥协。
当时，康亲王杰书任奉命大将军，领数万名八旗骑兵驻扎于福建，与台湾郑经作战。八旗子弟懒惰，哪肯干铡草喂马的苦差事，于是向民间征集劳力，到军营里铡草。对八旗官兵来说，民夫当然多多益善，根本不考虑地方上的承受能力，一征集就是数万名，严重地影响到数万户家庭的生产生活，搞得很多百姓家破人亡，也让各级官府头痛不已。
朝廷曾下令禁止再征莝夫，但骄纵的八旗子弟，自恃特权阶层，又在为国打仗，仍想继续征调莝夫。统帅康亲王虽比较开明，但考虑到军队的利益，答应了将士们的请求，再次下达命令，要求各地照旧派夫。这就激发了一起严重的军民矛盾。
巡抚吴兴祚把康亲王的手谕转发给闽县、侯官等地知县，要求按谕执行，但巡抚衙门并没有下达正式的文件。知县祖寅亮、姚震等人揣测到巡抚的真实意图，就以需要请示为由，拒绝执行康亲王命令。八旗官兵聚集到縣衙闹事，逼迫知县派夫。百姓听闻官兵继续征夫，停业罢市，聚集街头，群情汹汹，大规模的民变一触即发。福建地方官员聚会商议，准备向康亲王请命。
布政使于成龙领衔向杰书上了一封公开信《公上康亲王求罢莝夫启》，请求收回成命。同时，于成龙又以个人的身份，上了一封《再肃上康亲王启》，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而已。”无论是公函还是私信，于成龙都是拿出了朝廷的规章制度，委婉地和大权在握的亲王说理。杰书一看事情闹大，官民都反对自己照旧派夫的命令，在收到官吏们的公开信和于成龙的私函后，决定作罢。
单论杰书的奉命大将军职权，节制辖区督抚，掌握生杀大权。然，于成龙勇敢地为老百姓说话，不顾自身安危，因此得到了康亲王的尊重和赏识。第二月，康熙帝下旨，于成龙内调畿辅要津，升任直隶巡抚，当时还没有直隶总督一职。
身为“治官之官”，高级干部，于成龙正己而律下，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
他至直隶任上，下车伊始，便严禁州县私加火耗、馈送上官节礼。针对官员附加征税、送礼成风，于成龙及时奏请朝廷，形成制度化的惩罚条例，以防“将来道府必怀投鼠忌器之嫌，而隐忍养奸，法纪颓靡”。
他总督两江，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准则。
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严格执行制度，不给侥幸心理留余地，以“加严处分，以肃法纪”来切实解决“灯下黑”问题。
为了解决老百姓的贫困生活，于成龙是想尽办法，查勘实情险境，奏请豁免钱粮。但对于下属官员，额外征赋，加收火耗，侵蚀赈济，勒索灾款，他绝不姑息，请求革职治罪。
作为地方首长，于成龙公正弹劾不法官员，讲究方式方法，“以驱除贪吏、拯救民生为务，据道府揭报，察其已深者，参劾以示惩创”。
针对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舞弊之风盛行，许多贫苦士子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曾亲历科场腐败的于成龙，专门行文，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这无疑为出身寒门的书生报国，提供了一个公正平等的竞飞平台。
于成龙管理不同地方、担任各种职务，都没有拿着廉政建设的大旗武断从事，而是及时以一种制度化的公文约定，来有效监督权力行使和遏止腐败发生。
作为清代杰出的廉吏能臣，于成龙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开启了弊革风清的时代风尚。他绝不会想到身后330多年，一个现代中国还会以多种艺术形式，来传播、传颂和传承他的廉政事迹。后人用残存史料，复活已消逝往事，为的就是以其所成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种精神，来激励新时代廉政建设以古为镜、优于古人。
大度和简朴
于成龙为民执政，慎终如始地讲究“天理良心”。而对于已从政的优秀下属，他尽显大度，反对论资排辈，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那不利于吏治建设，容易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他以“品行卓越，才具优长”作为标准，积极上疏举荐人才。史称“小于成龙”的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后来成为一代治河名臣；江苏布政使丁思孔后来总督湖广、云贵，卓有政绩，死于任上……一批有作为的清廉官吏，受到康熙帝的重用，都与于成龙的无私荐举有着很大的关系。康熙帝南巡江宁时，曾叮嘱小于成龙多向老于成龙学习。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入觐清圣祖，获赞：“尔为今时清官第一，殊属难得！”
虽然官职品级和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于成龙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无论是知县知州，还是巡抚总督，总是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在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于青菜”。总督衙门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多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不纳小妾，结发妻子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或许有人认为，他是在做苦行僧，不通人情，但他在当时政局维稳压力沉重、军事冲突不断的情势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却给或小或大的辖区百姓和社会带来了稳定和清明，也必然会影响着其他地区甚至整个国家走向祥和、安宁和富足。
某日，康熙帝对日讲官说，于成龙起家边地外官，就以廉明著称。就是做到了京郊巡抚，也是更加清正。亲朋好友相托，他一律严拒；下属亲友送礼，他分文不取。当康熙帝获悉他自己家计艰苦时，特地从内库专门拨发一千两白银，并将自己的御马一匹，嘉奖于成龙。
于成龍升任江南江西总督，身体力行，简朴清明，全身心地教化民风，几个月后，江南民风蔚然一新。他刚直廉正，却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故而社会上曾起一些流言蜚语，又加之他不投权相明珠所好，故而弹劾于成龙衰迈昏聩、为人蒙蔽的奏章，送到了康熙帝案头。但是，康熙帝知任成龙，不为诽谤词所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十八日，于成龙病逝于两江总督兼署两巡抚任上，终年68岁。人们清点他的遗物，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别无余物，市民痛哭，塑像祭祀。康熙帝闻讯后，说：“朕巡幸江南，延访吏治，博采舆评，咸称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死后，康熙帝赏赐公祭安葬的礼遇，谥号清端，契合于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品行。内阁学士锡住勘察海疆回到京城，康熙帝询问于成龙为官情况，锡住回奏说他清廉如初。康熙帝感叹不已：于成龙在直隶任上居官甚好，我特简任其到江南作总督，有人说他改变了朴素之风，等他死后，才知道他始终很廉洁，被百姓称赞。大概因为秉性梗直，那些不肖之徒带着私仇以谗言陷害他，才编造出这样的话罢了。当官像于成龙一样的人，能有几个呀？
康熙帝在赞誉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时，还专门写诗礼赞，其中有“服官敦廉隅，抗志贵孤洁”“江山见甘棠，遗爱与人说”。这，既是对一个治世廉吏的赞赏，也是对一个良臣镜鉴的称许。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传承中华文化，是古为今用，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人们再次通过史料、传说或电视剧，重温古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佳话轶事时，自然会发现，一种社会正能量可以持久地振奋更长的历史。
追寻天理良心
于成龙在私塾就朗朗而言，政者正也。进入仕途，年近45岁。这并不能说明他才能不济，在八股科场上苦熬。他参加科考很早，崇祯十二年（1639），22岁的山西永宁人于成龙到省城太原参加乡试，但见考官在考场公然受贿，徇私舞弊。他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了个副榜贡生。副榜贡生相当于备取生，不算中举，但可以直接参加会试。资格虽在，名实不副，却影响了于成龙要为天下公平正义和百姓忧乐去说话与奔波。
会试之后，于成龙以父亲年老为借口，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老家继续储能修身。此后几年，风云变幻，朝代鼎革，于成龙算不上前明遗臣，但他有国家发展的概念和识见，他要参与王朝大断裂之后的社会秩序重建与人类本性引导，而不自拘于满与汉之间的族群纷争。这与单一的民族气节无关，但见一个优秀士子经世致用的襟怀和气度。顺治四年至八年，于成龙到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学习四年，不意乡试落榜。此后家中接连变故，兄长老父相继亡故，家境窘困，于成龙只好担起养家重任，但他仍不忘进取，终于在顺治十八年入国子监进修，毕业出仕。
于成龙以明经谒选吏部，由连举人都算不上的最高学历副榜贡生获授广西罗城知县。也就是说，于成龙进入仕途，并没有耀眼的学历背景，遑论进士举人，就是这个副榜贡生还是在前明所得。他虽然得了一个七品县官的实缺，但那时的罗城，离京两千里之外，还是局势未稳的蛮荒边地。家中窘况，亲朋劝阻，于成龙未必没考虑过，但他毅然离妻别子，勇敢地赴任。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顾炎武曾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成龙出仕之初，便以“心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为己任。这是他的终极理想，也是他的人生追寻。
《清史稿·于成龙传》说：“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民犷悍。方兵后，遍地榛莽，县中居民仅六家，无城郭廨舍。”于成龙上任伊始，寄居于关帝庙中，带病理事，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推行保甲制，缉盗安民，奖励耕种。他在罗城为官三年，通过一系列举措，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了有效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为官初任，却造福一方。两广总督卢光祖以罗城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向朝廷报告：“罗城在深山之间，瑶玲顽悍，成龙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人事练达，堪称卓异。”
执政为民，只要你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你的突出治行，自然会受到百姓的拥戴、上级的重视。于成龙出掌遍地穷县，一无政治靠山，二无经济支持，三无特别文凭，但他的赤诚之心、勤干之才、廉正之风，成就了他堪当重任的良好基础和执政理念。此后，他被迁四川合州知州，后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再擢武昌知府。职务在不断升迁，辖区在不断内移，但他一以贯之的执政成绩依然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当初于成龙的选择，是继续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老家来堡村做个私塾先生，洵洵终日，垂垂老矣，而不去生活艰难、盗患丛出的地方受苦，那么中国历史上必然会少了一个以“天理良心”为处世底线的清官廉吏。
如何创造廉能第一
于成龙年过不惑出仕，任官于落后地区，并不蛮干，而是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民情，请求革除旧弊，招揽百姓开垦荒地，借给百姓耕牛和种子，仅一月时间便将百余人口的地区扩展到上千户人家。治理盗贼严重的辖区，他勇敢地扑下身子，深入村落微服私访，遍访民间隐情，遇到盗贼以及其他可疑案件，就按其踪迹抓到案犯。他为百姓办实事，自然会受到百姓的敬重和拥戴。
“三藩之乱”爆发，吴三桂盘踞湖南，煽诱湖北诸县山民响应。于成龙不以因工作过失遭有司商定革职而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积极遵从上级安排，单骑专赴麻阳招抚。正是由于他的能力出众，勤恳无怨，成为了治理地方工作的一把好手。
康熙十五年十月，于成龙继母过世。继母对他有抚育之恩，二人情感很好，按礼法于成龙必须丁忧守制，但湖广总督蔡玉荣等联名向康熙帝奏请，安排于成龙在任守制。在当时，如果不是非常时期，不是特殊人才，由皇帝下旨在任守制是极为罕见的事例。许多在朝的大学士，如果父母亡故，也必须辞官回家守孝一年。
康熙十七年六月，于成龙调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史料并未胪列他的治绩，但从他的顶头上司、福建巡抚吴兴祚等集体给他的评价来看：“成龙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伸冤抑，案牍无停，不滥准一词，不轻差一役，而刁讼风息，扰害弊除。捐增监狱口粮，徧济病囚医药。倡赎被掠良民子女数百人，資给路费遣归。屏绝所属馈送。性甘淡泊，吏畏民怀，为闽省廉能第一。”
于成龙秉公执法，清正廉明，办案迅速，用词精准，一扫往日诉讼刁钻的陈弊。他还经常捐助监狱口粮和病犯医药，却明令禁止下属送礼。尤其他顶住压力，对地方官员不顾连年兵祸，以通海罪名屡兴大狱的“通海”事件，力争重审，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给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他以“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和同事的激赏。
按理，按察使虽是巡抚下属，但按察使往往监督、掣肘巡抚的行政执法，很多时候二者关系是不和的。但是，吴兴祚却领衔以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向康熙帝报告，得到的回复是：“于成龙清介自持，才能素著，允称卓异。”同时，任命于成龙为福建布政使。足见，于成龙以卓绝的工作实绩，赢得了上司与最高领导人的敬重和信任。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于中丞》，写的就是于成龙“好微行炯知民隐，摘发盗贼”的故事。于成龙对待案犯，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他在词讼、断狱方面，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症结。他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 一个地方的社会文明，无论硬件软件，最根本的一件是执政文明。如果执政不文明、不廉政，必然会影响当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严重影响到当地百姓分享政治文明、民生权利、社会权益。虽然于成龙执政为民，还在封建专制时期，但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了百姓受益、同事好评、中央肯定的显著廉能。
于成龙无论在艰险的偏地，还是在内地或者沿海，耻于尸位素餐的庸官做法，而是真抓实干、顶着压力、冒着生命危险地服务于治下百姓。在当时，必然有不少地方、衙门的负责人，得过且过，庸碌无为，像个停摆的闹钟，不拨不动，拨下动下，甚至拨了不动，从而导致当地的民生工作纯粹看其是否情愿、是否乐意，导致许多管理工作不积极，不少百姓生话不安定。更有甚者，像福建“通海”一案、内地缉盗之事，如果不是于成龙冒着凶险去争取，或平定，那么不知会有多少百姓受到法律不作为、社会不稳定的威胁。
当初，于成龙在家境窘迫的情势下，毅然前往百废待兴的罗城负责重建，未必料到日后会成为知州知府、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但他的每一个脚印，却深深地印在他的廉政路上。他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和执政实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虽然有过偏听的流言蜚语，但他人到中年才开始、直逼古稀的政治人生，还是一路走着亮堂，成为今日中国廉洁执政的一个榜样和一面镜子。
虽然当时还没有执政为民、权为民用、利为民谋的说法，但在以书生报国的于成龙的实践中，确实让老百姓看到实惠和幸福。这样的权力行使，无疑是一种明显的执政担当，一种实现“政者正也”的崇高理想。
执政坚持制度化
康熙十八年，于成龙在福建藩台任上，发生了一桩著名的事件：向康亲王求罢莝夫。在此事中，于成龙并未因巡抚吴兴祚曾专疏向康熙帝举荐自己，而顺承妥协。
当时，康亲王杰书任奉命大将军，领数万名八旗骑兵驻扎于福建，与台湾郑经作战。八旗子弟懒惰，哪肯干铡草喂马的苦差事，于是向民间征集劳力，到军营里铡草。对八旗官兵来说，民夫当然多多益善，根本不考虑地方上的承受能力，一征集就是数万名，严重地影响到数万户家庭的生产生活，搞得很多百姓家破人亡，也让各级官府头痛不已。
朝廷曾下令禁止再征莝夫，但骄纵的八旗子弟，自恃特权阶层，又在为国打仗，仍想继续征调莝夫。统帅康亲王虽比较开明，但考虑到军队的利益，答应了将士们的请求，再次下达命令，要求各地照旧派夫。这就激发了一起严重的军民矛盾。
巡抚吴兴祚把康亲王的手谕转发给闽县、侯官等地知县，要求按谕执行，但巡抚衙门并没有下达正式的文件。知县祖寅亮、姚震等人揣测到巡抚的真实意图，就以需要请示为由，拒绝执行康亲王命令。八旗官兵聚集到縣衙闹事，逼迫知县派夫。百姓听闻官兵继续征夫，停业罢市，聚集街头，群情汹汹，大规模的民变一触即发。福建地方官员聚会商议，准备向康亲王请命。
布政使于成龙领衔向杰书上了一封公开信《公上康亲王求罢莝夫启》，请求收回成命。同时，于成龙又以个人的身份，上了一封《再肃上康亲王启》，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而已。”无论是公函还是私信，于成龙都是拿出了朝廷的规章制度，委婉地和大权在握的亲王说理。杰书一看事情闹大，官民都反对自己照旧派夫的命令，在收到官吏们的公开信和于成龙的私函后，决定作罢。
单论杰书的奉命大将军职权，节制辖区督抚，掌握生杀大权。然，于成龙勇敢地为老百姓说话，不顾自身安危，因此得到了康亲王的尊重和赏识。第二月，康熙帝下旨，于成龙内调畿辅要津，升任直隶巡抚，当时还没有直隶总督一职。
身为“治官之官”，高级干部，于成龙正己而律下，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
他至直隶任上，下车伊始，便严禁州县私加火耗、馈送上官节礼。针对官员附加征税、送礼成风，于成龙及时奏请朝廷，形成制度化的惩罚条例，以防“将来道府必怀投鼠忌器之嫌，而隐忍养奸，法纪颓靡”。
他总督两江，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准则。
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严格执行制度，不给侥幸心理留余地，以“加严处分，以肃法纪”来切实解决“灯下黑”问题。
为了解决老百姓的贫困生活，于成龙是想尽办法，查勘实情险境，奏请豁免钱粮。但对于下属官员，额外征赋，加收火耗，侵蚀赈济，勒索灾款，他绝不姑息，请求革职治罪。
作为地方首长，于成龙公正弹劾不法官员，讲究方式方法，“以驱除贪吏、拯救民生为务，据道府揭报，察其已深者，参劾以示惩创”。
针对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舞弊之风盛行，许多贫苦士子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曾亲历科场腐败的于成龙，专门行文，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这无疑为出身寒门的书生报国，提供了一个公正平等的竞飞平台。
于成龙管理不同地方、担任各种职务，都没有拿着廉政建设的大旗武断从事，而是及时以一种制度化的公文约定，来有效监督权力行使和遏止腐败发生。
作为清代杰出的廉吏能臣，于成龙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开启了弊革风清的时代风尚。他绝不会想到身后330多年，一个现代中国还会以多种艺术形式，来传播、传颂和传承他的廉政事迹。后人用残存史料，复活已消逝往事，为的就是以其所成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种精神，来激励新时代廉政建设以古为镜、优于古人。
大度和简朴
于成龙为民执政，慎终如始地讲究“天理良心”。而对于已从政的优秀下属，他尽显大度，反对论资排辈，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那不利于吏治建设，容易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他以“品行卓越，才具优长”作为标准，积极上疏举荐人才。史称“小于成龙”的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后来成为一代治河名臣；江苏布政使丁思孔后来总督湖广、云贵，卓有政绩，死于任上……一批有作为的清廉官吏，受到康熙帝的重用，都与于成龙的无私荐举有着很大的关系。康熙帝南巡江宁时，曾叮嘱小于成龙多向老于成龙学习。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入觐清圣祖，获赞：“尔为今时清官第一，殊属难得！”
虽然官职品级和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于成龙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无论是知县知州，还是巡抚总督，总是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在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于青菜”。总督衙门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多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不纳小妾，结发妻子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或许有人认为，他是在做苦行僧，不通人情，但他在当时政局维稳压力沉重、军事冲突不断的情势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却给或小或大的辖区百姓和社会带来了稳定和清明，也必然会影响着其他地区甚至整个国家走向祥和、安宁和富足。
某日，康熙帝对日讲官说，于成龙起家边地外官，就以廉明著称。就是做到了京郊巡抚，也是更加清正。亲朋好友相托，他一律严拒；下属亲友送礼，他分文不取。当康熙帝获悉他自己家计艰苦时，特地从内库专门拨发一千两白银，并将自己的御马一匹，嘉奖于成龙。
于成龍升任江南江西总督，身体力行，简朴清明，全身心地教化民风，几个月后，江南民风蔚然一新。他刚直廉正，却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故而社会上曾起一些流言蜚语，又加之他不投权相明珠所好，故而弹劾于成龙衰迈昏聩、为人蒙蔽的奏章，送到了康熙帝案头。但是，康熙帝知任成龙，不为诽谤词所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十八日，于成龙病逝于两江总督兼署两巡抚任上，终年68岁。人们清点他的遗物，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别无余物，市民痛哭，塑像祭祀。康熙帝闻讯后，说：“朕巡幸江南，延访吏治，博采舆评，咸称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死后，康熙帝赏赐公祭安葬的礼遇，谥号清端，契合于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品行。内阁学士锡住勘察海疆回到京城，康熙帝询问于成龙为官情况，锡住回奏说他清廉如初。康熙帝感叹不已：于成龙在直隶任上居官甚好，我特简任其到江南作总督，有人说他改变了朴素之风，等他死后，才知道他始终很廉洁，被百姓称赞。大概因为秉性梗直，那些不肖之徒带着私仇以谗言陷害他，才编造出这样的话罢了。当官像于成龙一样的人，能有几个呀？
康熙帝在赞誉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时，还专门写诗礼赞，其中有“服官敦廉隅，抗志贵孤洁”“江山见甘棠，遗爱与人说”。这，既是对一个治世廉吏的赞赏，也是对一个良臣镜鉴的称许。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传承中华文化，是古为今用，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人们再次通过史料、传说或电视剧，重温古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佳话轶事时，自然会发现，一种社会正能量可以持久地振奋更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