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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祭》开头第一句话是：“在遥远的藏北高原一个名叫雪拉山的地方，有一片冰雪覆盖的墓地，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30年前，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雪拉山上。30年后，当我又一次路过雪拉山，禁不住感慨万千。我在颠簸的车上，用手机记事本写下了一首诗：“寒风如刀/划破了高原的棉袄/黎明一脸血红/我看见雪拉山在燃烧/不，燃烧的不是冰雪/那是我们留在山巅的青春岁月/我分明听到了当年的开山炮/以及，响彻云天的冲锋号……”
30年间，雪拉山一直在我胸中燃烧。
我先后为西藏生过6个“孩子”：长篇小说《雪祭》《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藏光》;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和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对我来说，每本书的写作都是一次灵魂的阵痛与洗礼。藏地是深入我精魂之地。相比于之前的藏地书写，《雪祭》是我孕育时间最长、最难产的一个“孩子”，我差不多孕育了她20年，“生产”时的阵痛，比其他“孩子”更加痛彻心扉。
○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向雪域军魂致敬的英雄史诗
《雪祭》通过驻扎在藏北雪拉山上的武警官兵各自不同的命运，艺术地再现了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战，以及部队修筑青藏、川藏、黑昌线等西藏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的历史风云，讴歌了几代西藏军人的使命担当和牺牲奉献。
印象最深刻的是修筑青藏公路。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时会在路边看到一些散乱的骨头，老兵告诉我们哪些是驼骨，哪些是马骨，哪些是人骨。遇到人骨，老兵便会带着我们用铁锹默默掩埋。老兵说，那些很可能是当年老一代进藏军人的遗骸。进藏的路上，几乎每一公里都有一个军人的忠魂在守护。从那时起，我感覺脚下的公路有了温度，有了生命，有了跳动的脉搏。
20年前，我就想写这部书。因为亲历太多，反而不能理性书写，只好暂时搁置。但不写出来，始终是块心病。4年前，我感觉再不动笔，实在对不起那些死难的烈士。我用一年时间打完腹稿。2014年秋天，利用在海南三亚疗养的20天假期，一口气拉出了初稿。走在零海拔的海滩上，看着来来往往幸福的游人，我不由得想起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他们有的直到牺牲也没有见过大海啊！每每想起这些，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2015年整整一年，利用晚上和双休日，我断断续续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年底前终于完成。
《雪祭》是我数十年藏地生命体验的激情书写。我一当兵，就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修筑青藏公路。10年中，我们部队先后有100多位战友牺牲在那里，掩埋在昆仑山下的格尔木烈士陵园。部队后来转战到了藏东高原的那昌线，也有多位战友牺牲，就掩埋在雪拉山上。我亲眼目睹过战友的牺牲，那些无声无息却又惊心动魄的场面，一想起来就让我肝肠寸断，浑身战栗。我如同虔诚的圣徒，一直在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战友们的英灵。
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我经历过多次生死劫难。这些劫难，后来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40多摄氏度，险些冻死;为了给驻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样，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步行一圈，险些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险些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险些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险些被砸死;在西藏得过多次重感冒，一次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输液，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险些病死;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岖的山路上，车子的一只轮胎突然跑掉了，险些翻车摔死……但每次我都大难不死，活了下来。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无疑是幸运的。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不写他们，谁写他们？在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我说：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我们几代西藏军人的！这部书也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
西藏的经历今生今世难以忘怀。忘不了一个新兵从兵车上跳下来，双脚刚刚踏上千年冻土，却因高原反应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忘不了大雪封山供给中断时，一个战士为了追赶一只野兔，追呀追呀，兔子因缺氧累死了，他也随即倒在了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忘不了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患肺水肿长眠不醒，将自己的婚礼变成了葬礼;忘不了一个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丈夫去执行抢险任务，母子俩在营地苦苦等待，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忘不了我们举着蜡烛为援藏医生照明，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年轻帅气的代理排长，慢慢停止了呼吸;忘不了川藏线上那个爱笑的陕西同年兵，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转眼他就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半个月后才找到他的半具遗体，3个月后又找到他的部分骸骨，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他成为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忘不了，忘不了啊，那些被樟木口岸“300米死亡线”、中尼公路“老虎口”、川藏线“102”塌方群、“怒八”山体大崩塌吞噬了的战友们……掬一捧雪花祭英魂，这就是我20年来一直想写《雪祭》的初衷。
去年11月下旬，我去藏北部队检查工作，再次踏上唐古拉山，再次踏上青藏公路、那昌公路。经过那曲时，我专程去了黑水河畔的烈士陵园，那里掩埋着在西藏平叛和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们，有些墓碑上连姓名也没有，只写着“无名烈士墓”;那里还掩埋着我们当年的筑路兵战友，其中有些就是我《雪祭》里的人物原型。面对密密麻麻的烈士墓碑，我心潮翻滚，泪如雨下……
那天晚上，我写下一首《藏北无名碑》：“那曲烈士陵园里/有许多无名的墓碑/墓碑的主人是谁？/家在何方？/谁是他们的亲友？/这些问号/让我泪水长流/这样的墓碑有多少/我怎忍心去细数/数也没有意义啊/还有一些战友/连忠骨也没有留下/他们已融进高原的冻土/念青唐古拉/就是他们的脊骨！”
作者简介：党益民，武警西藏总队政治工作部主任、著名军旅作家。2次荣立二等功，11次荣立三等功。出版长篇小说《喧嚣荒塬》《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等10余部文学作品，曾荣获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责任编辑：王锦慧）
30年前，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雪拉山上。30年后，当我又一次路过雪拉山，禁不住感慨万千。我在颠簸的车上，用手机记事本写下了一首诗：“寒风如刀/划破了高原的棉袄/黎明一脸血红/我看见雪拉山在燃烧/不，燃烧的不是冰雪/那是我们留在山巅的青春岁月/我分明听到了当年的开山炮/以及，响彻云天的冲锋号……”
30年间，雪拉山一直在我胸中燃烧。
我先后为西藏生过6个“孩子”：长篇小说《雪祭》《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藏光》;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和散文集《西藏，灵魂的栖息地》。对我来说，每本书的写作都是一次灵魂的阵痛与洗礼。藏地是深入我精魂之地。相比于之前的藏地书写，《雪祭》是我孕育时间最长、最难产的一个“孩子”，我差不多孕育了她20年，“生产”时的阵痛，比其他“孩子”更加痛彻心扉。
《雪祭》通过驻扎在藏北雪拉山上的武警官兵各自不同的命运，艺术地再现了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战，以及部队修筑青藏、川藏、黑昌线等西藏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的历史风云，讴歌了几代西藏军人的使命担当和牺牲奉献。
印象最深刻的是修筑青藏公路。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时会在路边看到一些散乱的骨头，老兵告诉我们哪些是驼骨，哪些是马骨，哪些是人骨。遇到人骨，老兵便会带着我们用铁锹默默掩埋。老兵说，那些很可能是当年老一代进藏军人的遗骸。进藏的路上，几乎每一公里都有一个军人的忠魂在守护。从那时起，我感覺脚下的公路有了温度，有了生命，有了跳动的脉搏。
20年前，我就想写这部书。因为亲历太多，反而不能理性书写，只好暂时搁置。但不写出来，始终是块心病。4年前，我感觉再不动笔，实在对不起那些死难的烈士。我用一年时间打完腹稿。2014年秋天，利用在海南三亚疗养的20天假期，一口气拉出了初稿。走在零海拔的海滩上，看着来来往往幸福的游人，我不由得想起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他们有的直到牺牲也没有见过大海啊！每每想起这些，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2015年整整一年，利用晚上和双休日，我断断续续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年底前终于完成。
《雪祭》是我数十年藏地生命体验的激情书写。我一当兵，就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上修筑青藏公路。10年中，我们部队先后有100多位战友牺牲在那里，掩埋在昆仑山下的格尔木烈士陵园。部队后来转战到了藏东高原的那昌线，也有多位战友牺牲，就掩埋在雪拉山上。我亲眼目睹过战友的牺牲，那些无声无息却又惊心动魄的场面，一想起来就让我肝肠寸断，浑身战栗。我如同虔诚的圣徒，一直在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战友们的英灵。
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我经历过多次生死劫难。这些劫难，后来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40多摄氏度，险些冻死;为了给驻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样，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步行一圈，险些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险些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险些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险些被砸死;在西藏得过多次重感冒，一次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输液，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险些病死;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岖的山路上，车子的一只轮胎突然跑掉了，险些翻车摔死……但每次我都大难不死，活了下来。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无疑是幸运的。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不写他们，谁写他们？在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我说：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我们几代西藏军人的！这部书也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
西藏的经历今生今世难以忘怀。忘不了一个新兵从兵车上跳下来，双脚刚刚踏上千年冻土，却因高原反应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忘不了大雪封山供给中断时，一个战士为了追赶一只野兔，追呀追呀，兔子因缺氧累死了，他也随即倒在了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忘不了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患肺水肿长眠不醒，将自己的婚礼变成了葬礼;忘不了一个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丈夫去执行抢险任务，母子俩在营地苦苦等待，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忘不了我们举着蜡烛为援藏医生照明，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年轻帅气的代理排长，慢慢停止了呼吸;忘不了川藏线上那个爱笑的陕西同年兵，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转眼他就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半个月后才找到他的半具遗体，3个月后又找到他的部分骸骨，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他成为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忘不了，忘不了啊，那些被樟木口岸“300米死亡线”、中尼公路“老虎口”、川藏线“102”塌方群、“怒八”山体大崩塌吞噬了的战友们……掬一捧雪花祭英魂，这就是我20年来一直想写《雪祭》的初衷。
去年11月下旬，我去藏北部队检查工作，再次踏上唐古拉山，再次踏上青藏公路、那昌公路。经过那曲时，我专程去了黑水河畔的烈士陵园，那里掩埋着在西藏平叛和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烈士们，有些墓碑上连姓名也没有，只写着“无名烈士墓”;那里还掩埋着我们当年的筑路兵战友，其中有些就是我《雪祭》里的人物原型。面对密密麻麻的烈士墓碑，我心潮翻滚，泪如雨下……
那天晚上，我写下一首《藏北无名碑》：“那曲烈士陵园里/有许多无名的墓碑/墓碑的主人是谁？/家在何方？/谁是他们的亲友？/这些问号/让我泪水长流/这样的墓碑有多少/我怎忍心去细数/数也没有意义啊/还有一些战友/连忠骨也没有留下/他们已融进高原的冻土/念青唐古拉/就是他们的脊骨！”
（责任编辑：王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