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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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以下简称“张”）：李侃如先生，您好，作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前不久，您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中气候变化合作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还撰写了《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全球责任》和《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等研究报告，这些都在中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请问您从何时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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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以下简称“张”）：李侃如先生，您好，作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前不久，您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中气候变化合作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还撰写了《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全球责任》和《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等研究报告，这些都在中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请问您从何时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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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果我们错误地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其结果虽然不会是世界的终结，但肯定会出现大规模的、反复出现的环境危机及巨大的全球性灾难。这就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性替代，需要实行包括企业民主制、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投资的社会管理三种基本制度在内的“经济民主制”。这种民主制经济既是工作领域的民主化，也是金融领域的民主化。它更利于可持续性发展，也会比资本主义更为平等、稳定和民主，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2009年6月27—28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为主题举办了一次青年论坛。与会者围绕“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两个议题，对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刊“主题讨论”特刊载部分与会者为此次论坛所提交的书面发言。本刊主编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为此组讨论文章写了引言。此外，研讨会上，约瑟夫·奈等美国学者的相关文章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经作者及原载刊物授权，本刊将约瑟夫·奈及李侃如的两
在理论和政策命题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化工作尚未完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处于“贫困”状态；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又面临着沃尔特、奈等提出的“回归政策”命题的挑战。超越这一双重困境的可能路径包括：区分政策导向型的“政策相关性”理论及知识导向型的“非政策相关性”理论，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复兴、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注重对未来决策者的培养。
政府与学术界、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相互倚重、紧密结合是现代化国家政学关系生态的一个重要特点，两者的分离既不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也不利于发挥学术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政策研究与纯理论研究各有分工，不可简单地以功效来判断。一个学术大国既应有丰富的政策研究，也应有深邃的基础理论研究。由此，政府决策才会从容有度，政学关系就可良性互动。
要处理好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性和政策性的关系，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发现某些有助于政策制定的知识类型。欧内斯特·梅、亚历山大·乔治和白鲁恂三位学者分别在历史案例研究、中层理论，以及国别和地区研究等领域有突出的表现，这三种知识类型有助于缩小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和政策之间的距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提供和运用这些类型的知识，学者可以对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学者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和作用呈上升趋势，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中，学者分别扮演议程设置的塑造者、政策方案的设计者、政策采纳的“决策者”、政策执行的协助者和政策评估的“评议者”角色。学者参与决策过程必须基于自身的专业化，系统掌握特定领域的知识及科学逻辑的研究方法，才能在政策和社会服务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
国际关系理论曾经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外交政策的实践也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学术界和决策圈存在着一定固有的区别，但近些年来二者的鸿沟在日益加大。学术界和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合作和了解，促进二者间的双向互动，学者们也应当加强务实性，密切同政府的联系。
政策界和学术界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相比于政府高层官员而言，学者们对事件背景有更充分的了解，但学者们很少能够理解决策需要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并在内部达成共识的现实。为了能对政策施加影响，学者们必须学会言简意赅地表达其核心观点，学会意识到问题在政策界的操作范围及其政治背景，并运用媒体作为重要工具吸引决策者的注意力。同时，决策者也需要做出努力，为学者参与对主要问题的讨论提供机会。只有当学者们能更好地理解决策者的需求，而决策者能致力于接近学术团体时，两者才能共同发挥作用。
由于长期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弱势地位及传统文化中性别角色的影响,面对全球暖化的冲击,发展中国家贫穷女性由于缺乏适应能力而具有高度的脆弱性。因此,国际气候规范应该纳入性别视角,为女性参与国际气候协商创造条件,增加国际气候协商决策中女性代表的名额,确保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得减排科技知识,使其提高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进而形成符合社会正义的气候策略,促进国际社会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