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培刚的名字，不少年轻学子可能会觉得比较生疏，然而，在当今众多国内外的经济学大佬眼中，这三个字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赞叹和崇敬，而且更多的是遗憾和惋惜。我本人于2007年6月正式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录取资格，并在6月4日上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位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级人物，他也是我博士求学期间的第一导师。在之后三年的相处过程中，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他乐观的人生态度、淡泊的名利观念、朴实的爱国热情以及深厚的农民情结。
　　张培刚先生青年时期的优异在其个人传记或新闻媒体中已有大量详细的描述，其中最为耀眼的成就是其开创性巨著《农业与工业化》（该书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版）获得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由于彼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尚不存在，故这一殊荣可谓是业内最高荣誉了，他也因而被称为迄今最为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了。与同时代的多数杰出中国人一样，张培刚在哈佛博士毕业后毅然放弃了海外优厚的物质条件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坚决选择了回到武汉大学投身教育事业。然而，正当张培刚似乎要在学术上如日中天之时，他的远大抱负却因遭受到“文革”的冲击戛然而止。直至30余年后，当其能够重新回到三尺讲坛之时，他已步入古稀之年。正如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所说：“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但是，人生的磨难并没有使其消沉，他最终以85岁高龄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博导。
　　张培刚豁达的人生观使其在晚年中仍然保持着健康的心态和活跃的思维。曾有一次师生例行见面时，他和其夫人谈及了“文革”期间红卫兵抄家和销毁珍贵学术资料的情景，笑着对我说当时抄他们家的红卫兵就像我这么大。还记得有位记者曾问他，是否后悔回到祖国却遇此不公，他微笑地说，“子不嫌母丑”。这是多么可贵的爱国之心啊！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见这位重量级导师时的场景。一进门，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就微笑着冲我招了招手，那一刻，内心的惶恐和不安烟消云散。当师母谭慧老师介绍完我和另一位同门的名字后，他点点头说：“你们下过农村么？如果没有，那一定要深入农村，你们缺少的就是实践经验。”由此可见，他是一直心系农业发展的，这不仅源自于其深邃的学术洞察力，更与其少时的农村生活经历密不可分，这些都是他积极倡导“牛肚子理论”的思想源泉。他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之后，谭慧老师说：“我们有个规矩，凡是张老师的学生，老师都要签名送给学生《农业与工业化》的英文再版书。”当从张老手中接过签名的书后，他兴奋地说：“这是按照哈佛博士论文标准重新装订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原版封面颜色是cardinal（深红色）”。直到今天，每当我打开那本书，看到张老密密麻麻的手写批注，都会觉得中国真正大家的严谨治学态度实在应当令时下一些浮躁的学者汗颜。
　　对于名利，如同绝大多数老一辈学者一样，张老始终坚持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信念。在婉言谢绝入住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之后，他的余生是在一间十余平的宾馆小屋中度过的，屋中堆放着他的书籍和简单生活用具，朴素而有序。在我每次去拜访他时，谭慧老师都会给我准备好一些新闻报导稿，她说：“看看你导师是怎么做人的，向那些你导师带的其他有成就的学者学习，专心把学术做好。”
　　2011年11月23日，这位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与世长辞了，他除了留给我们那部宝贵的鸿篇巨著外，更多的是留给了我们非学术性的精神财富。在我看来，尽管张老曲折的学术道路令人扼腕叹息，但他却以坚毅的性格和高尚的品格向后人展示了“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