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东作家留待的中篇小说《摊牌》在《啄木鸟》杂志2018年第3期发表，后经《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选刊》的转载，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留待的写作带有鲜明的个性，善于探索人性及人的内在需求，并将其合理地与时代接轨。这篇《摊牌》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对当代社会中的复仇与反思进行了新的探索。。
　　关键词：留待 《摊牌》 复仇 反思
　　留待的《摊牌》是打上作家鲜明创作个性烙印的作品。小说并未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对现实主义进行一种新的探索，在不抛弃山东作家现实主义书写传统的同时，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和叙述切口的创新。小说用第一人称讲述了出身鲁西北偏僻山庄的“我”（刘思信），二十多年间与在“唐城”时结识的伙伴张伟强、李双海、王小路的交往，以及对“马奎之死”的认识和反思，展现了在变动环境中人物内在世界的澎湃。
　　一、时代的两个秘密
　　在刘思信及其他三个人物的命运的剧烈变化中，隐藏着当今时代的两个深刻秘密：一个是身处世界经济整体变动、国家迅速发展的时代，个人机遇增多，但风险也随之提高。
　　刘思信出生于乡村但天资聪慧，学习成绩优异，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希冀。“唐城”是他人生规划之中的“圆梦之地”，到后来却成为他闭口不谈的“堕落之地”。《摊牌》塑造了一个当代的“失败青年”形象。这样“失败青年”的产生必然与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新阶段有关。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阶层和贫富分化问题会逐渐加剧，社会流动性减弱，置身于其中的人的人生价值更多地由其出身及原始身份决定。出身底层的青年在社会竞争大潮中毋庸置疑地处于弱势地位，命运相较于拥有良好家庭背景的青年更为跌宕。这些既有的阻力成为底层青年难以逾越的鸿沟，最终导致改变命运的希望的幻灭。
　　孕育“失败青年”的不只是这些硬性条件，还有社会对于“成功青年”的理解的偏离。大众普遍将“成功”定义为以金钱为核心，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如鱼得水的理想生活。“金钱至上”“成王败寇”的单一价值更是根植于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摊牌》中，除主人公之外的三人就奉行着这种“成功”逻辑。张伟强采用金融诈骗的方式获取金钱，在出狱后仍旧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金融理念，急于改变自身的命运。李双海和王小路两人在失去国棉厂和供销社的国企靠山后，认准拥有一定资产的私企老板刘思信就是“成功青年”，进而从他身上索求利益。这样的价值观也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背景下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现代商业道德观的产物。
　　另一个是“城乡对立格局中的难以规避的不平等关系”。这既表现在物质生活的强烈对比，也表现在身心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上。表姨对于父亲送“我”进城时带去的两瓶香油和半袋玉米面的轻视以及同学对“我”青布褂子的嘲笑都是源于城乡的贫富差距。而小说在表现“城”对“乡”的剥削时这种不平等更为突出。小说中刘思信在唐城的人际关系全部都是依靠“成绩好”而建立起来的。秉承“寒门出贵子”观念的表姨，将“我”辅导其女儿的功课并接送她上下学作为条件接受了“我”父亲将“我”寄养在她家的请求。四人的友情更是开端于张伟强对我成绩的认可。
　　二、复仇母题的发展
　　小说中的复仇既是主人公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四人友情异化的标志。“复仇”作为一个永久的文学母题，在各个时代的文本中有不同的演绎。《摊牌》写出的不仅是刘思信的个人命运，也是当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现实，因而具有时代性。传统的复仇文本大多以宣扬惩恶扬善的普遍教化为目的，缺乏对于复仇主体的内心透视和人性探索。随着近代以来《哈姆雷特》《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等西方文学作品的传人，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品在其影响下逐渐意识到个体价值的重要性，并开始对复仇附带的消极影响进行探讨。在现代文学中，鲁迅的《铸剑》、冯至的《伍子胥》、汪曾祺的《复仇》均涉及复仇题材，从不同角度颠覆和消解了传统的复仇主题。曹禺的戏剧《原野》中的复仇书写更是将根源于人感情欲望本身的复仇由“外在的命运挣扎转向自身的灵魂挣扎”。当代也不乏“复仇”主题的作品，余华的《鲜血梅花》、苏童的《米》和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