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枪支暴力已经产生了浸泡在血泊中的文化，这种文化从偶然死亡、自杀、家庭暴力蔓延到大规模扫射，从而给所有人都带来威胁。
　　单2015年就爆发了超过270起群众性枪击案，再次证明了支持暴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根本没有解决。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些枪击案并非孤立的偶然事件。每隔一天就有一名12岁以下的儿童被枪杀，在过去3年里被枪杀的儿童达555人。更加令人恐惧的统计数字和令人震惊的道德和政治变态的例子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提供的数据称：“2014年，美国有2525个儿童和少年被枪杀；每3小时28分死一个孩子，或一天死将近7个孩子，一周死48个孩子。”这些数字说明美国太多的年轻人处于枪支和暴力泛滥到可以被称为战区的地方。
　　在美国，如果不思考军事国家的成熟就无法理解枪支文化和暴力文化的崛起。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就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广泛和强大的军队”。自“9·11”以来，美国已经强化了在海外的军事力量范围，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一直进行中的军事化。
　　战争价值观不再意味着与疯狂非理性或危险病态纠缠在一起的东西，反而成为一种常识。比如，美国政府为了抓住恐怖分子或防止恐怖分子袭击，宁愿把像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封锁起来，却拒绝通过能显著减少每年死于枪支暴力的美国人数量的枪支控制法案。政客们昏了头，只考虑恐怖主义威胁，宁愿牺牲公民自由也不愿意承认“每年死于枪支暴力的美国人有3万人”（2012年死于恐怖分子袭击的人总共是17人）的事实。
　　美国患上了暴力传染病，结果是大量儿童被射杀。在宣布减少枪支暴力的一揽子行政行动时，奥巴马总统专门挑出枪支游说团和国会拒绝作为执行哪怕是温和枪支控制改革的罪魁祸首。
　　随着暴力进入美国人生活的中心，它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导致民主肌体的瓦解。在此情况下，美国开始把每个人都当做潜在的罪犯，美国发起了针对自己国民的战争，开始不惜牺牲儿童及其未来。政客出于狭隘自我利益和金融利益的需要拒绝铲除制造暴力的条件，他们必须为枪支暴力的破坏性文化中的受害者承担责任。我们对暴力的谴责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警察的残酷无情上，暴力并不仅仅来自警察。塔竹·科尔在《纽约客》指出，美国还存在源自国家权力的其他危险，如惩罚告密者，情报机构帮助逮捕那些抗议企业和国家权力滥用的人。
　　但是，我们听到的唯一改革是更安全的枪支政策，强制性地要求警察戴着照相机和更多背景核查。这些改革或许意图良好，但它们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那就是利用死亡发财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我们听不到出卖良心支持枪支游说团尤其是全国步枪协会的家伙如何为自己辩解。同样是这群政客支持日常生活的军事化，鼓吹虐囚，对军工产业卑躬屈膝，以此换取军事、企业、学术联合体奖赏的几根骨头。
　　这些彻底腐败的政客是身着便服的杀手，其大胆和强硬体现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近期的一场辩论中，反动的右翼脱口秀主持人休米·休伊特向候选人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提问，是否愿意以杀掉数千名儿童展现强硬领导力，似乎杀掉无辜儿童是对领导力的合法考验。这就是歇斯底里的恐惧政治和战争煽动，这是不受约束的恐怖主义焦点造成的必然结果。
　　显然，美国的暴力起因不能仅止于问责政客。我们需要做的是发起政治运动，愿意挑战和取代这个赋予腐败无能和煽动战争的政客过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千疮百孔的制度。民主和正义依靠生命来维持，其挑战在于恢复它的生命力，不是改革而是彻底砸碎这个制度。这种革命只有在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发生，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集体斗争的无限责任来配合才行。
　　（作者：亨利·吉鲁）
　　（人民网舆情检测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