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也就是《禁止蒙面规例》实施第二天，“港独”头目黎智英很忙。这天中午，他和另外几个乱港头目开了个秘密碰头会，其中有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原主席何俊仁等。13时许，黎智英等人离开寓所，到达铜锣湾皇室堡商场外，加入名为“全民口罩日”的示威游行中。这是一次在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发起的非法游行。黎智英接受了媒体采访，叫嚣“蒙面无罪”。非法游行队伍中的大部分人以不同物品遮掩面部，公然违例。讽刺的是，鼓动游行的黎智英却没有蒙面，不致违例。
　　这一天，黎智英还安排旗下《苹果日报》发文《这不是硬拼的时候》，污蔑港府不是想解决问题，只想镇压。他在文中写道：“不要被健仔受屈的冤情激起我们的仇恨，将现在的对抗武力升级。”他提到的这个“健仔”是香港荃湾何传耀中学的18岁男生曾志健。10月1日下午，在香港荃湾大河道，多名暴徒持铁棍、锤子等袭击一名落单警员，追赶殴打致其倒地并继续围殴，冲在最前面的便是曾志健。他戴着头盔和面具，左手持盾牌，右手持铁棍，企图打落警员手中的枪支，另一名警员迫不得已开枪将其击伤，将同事救起。所谓“健仔的冤情”根本无从谈起。

　　事发后，被香港市民称为“老独物”的李柱铭也没闲着。他一面安排何俊仁前往医院，与曾志健父母取得联系以稳住其全家，确保利用他抹黑警队“滥用武力”;一面安排香港大律师公会执委、香港民主党党员沈士文负责曾志健的民事索赔，还有香港大律师公会执委骆应淦负责刑事诉讼，一切像是有备而来。
　　这就是眼下香港的一个缩影。黎智英是以工商业资本控制传媒系统的典型代表，他是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旗下拥有《苹果日报》《壹周刊》等大众媒体，其报道谎话连篇，甚至读来可笑。李柱铭来自司法系统，是香港资深大律师，却长年热衷政治与非法活动，偏离了其所在职业应有的公允原则。曾志健来自教育系统，本该是一名在校读书的花季少年，却成了“勇武派”暴徒。
　　混乱的传媒、司法与教育，犹如三只黑手，蒙蔽了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的昔日光芒。

媒体“苹果化”， 毒害香港年轻一代

　　香港的媒体发展经历了几番曲折。以《明报》为例，1959年，金庸在香港创办《明报》，刊载了大量经典武侠小说，也以较为客观的政治立场赢得公众认可。1991年，67岁的金庸几经挑选，将《明报》卖给了办报出身的传媒大亨于品海。后来于品海经营失败，又将《明报》卖给以割胶和木材立业的马来西亚富商张晓卿。至此，金庸引以为傲的事业成为张晓卿商业帝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文人办报变成了商人办报。
　　1973年，曾在《明报》工作的林行止创办《信报》，专注财经报道。他主张“我们追求经济利益，却没有无厌之求”，《信报》也被视为文人办报的代表。2006年，年事渐高的林氏夫妇出售五成股份给大商人李嘉诚次子李泽楷。
　　由文人办报转向商人办报，正是香港传媒行业的发展路径。黎智英也是个商人，20世纪80年代初创办服饰品牌佐丹奴，1990年进军传媒产业，开办《壹周刊》，1995年又创办《苹果日报》。对于《苹果日报》名称的由来，黎智英说，如果夏娃没有吃禁果，就不会有是非、邪恶、各种流言蜚语，也不会有新闻。这反映了他的新闻观：所谓新闻，基本离不开社会上各种恶行、阴暗面。《苹果日报》一改记者发掘新闻的专业做法，转向鼓励读者爆料，以低廉成本获得耸动信息。为了迎合读者的八卦心理，黎智英又大举引入“狗仔队”，跟踪、偷拍艺人，曝光他们的私生活;版面上加入不少煽情、色情、血腥元素，以夸张甚至低俗的品位吸引读者。
　　黎智英还把商人手段充分用到传媒发展中。他打破了当年香港报界一致定价5港元的共识，通过赠送优惠券将《苹果日报》的报价减至2港元，创刊当天销量即达20万份，成为香港销量最高的报纸之一。
　　《苹果日报》只追求噱头和利润，不对新闻真实性负责，虽然迅速抢占了市场，但也饱受批评，屡屡被人以诽谤之名告上法庭。2012年6月，内地演员章子怡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状，针对《苹果日报》《壹周刊》等媒体报道其“陪睡”“禁出境”等不实内容提起诉讼。法院裁定，报道内容明显属于诽谤，而被告当时提交的抗辩书根本没有提出合理争辩理据。法院下令被告支付约39万港元诉讼费给原告。
　　黎智英更放弃了传统新闻媒介的中立立场，顽固地站在反政府的一边，常常把他个人的政治立場用作新闻标题，以吸引眼球。对一些非法活动，他大力支持。在2014年的非法“占中”活动中，黎智英除向“占领者”直接提供资助外，还在旗下媒体免费刊登广告。香港导演王晶曾在访谈节目中批评壹传媒：受国外势力操纵，指鹿为马，毒害香港年轻一代，不骂不行。 　　今年香港出现反修例风波以来，《苹果日报》频频发文说胡话谎话。8月，香港尖沙咀的一次非法示威中，一名28岁郭姓女子被捕，反对派随即在网上称该女子“只是路人，不是示威者”，《苹果日报》也称她是“没有装备的年轻女子”，想制造警方“滥捕”假象。不过，《苹果日报》刊登的照片中，该女子手持用来照射警员眼睛的激光笔，还射出绿光。网民揶揄《苹果日报》的照片“出卖自己人”。
　　9月22日，有人在海边发现一具全裸女尸，一些证据指向死者极有可能为9月19日失踪的15岁少女陈彦霖。《苹果日报》却展开“想象”，暗示陈彦霖曾多次参加反政府游行，有“警察打死人”“警察逼迫人自杀”等可能性，想用此事“碰瓷”警方。10月11日，香港警方回应称，非常确定这名少女没有因参与反修例活动被捕，其死亡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苹果日报》又被打脸了。早年，《苹果日报》被称为“假苹果”“烂苹果”，现在它又多了一个称号：“毒苹果”。
　　但是随着《苹果日报》风生水起，香港不少报刊纷纷效仿，整个传媒界“苹果化”，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香港大学一名副教授一针见血地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若论‘反中’‘反华’言论发表的密度和数量，香港应‘当之无愧’地居于前列。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香港社会的大众媒体以竞相报道中国内地的阴暗面为己任，‘逢中必反’，对中国内地的方方面面极尽妖魔化之能事。当然，对负面新闻的关注是大众传媒的天性;但是，如此集中地对自己的国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轰炸式’的丑化报道，这是世界罕见的。”

司法系统英美化，法官也玩“双重标准”

　　汤家骅所关注的法治问题，是香港的核心制度，也是香港社会多年来的核心价值观。正如香港特区政府在一份资料里写到的那样，“如果说有一种可以定义香港人的意识形态，那一定就是法治”。但是，如今棄香港法治精神于不顾的人当中，恰恰有一批律师和法官。

　　在香港大律师公会网站上，资深大律师名单中的第一个就是李柱铭。他是现任资深大律师中资格最老的，1966年成为大律师，1979年获委任为资深大律师。名单上，在李柱铭之后，还有107名资深大律师。此外，大律师共有1457 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香港的一些大律师和资深大律师同情和支持了暴乱分子。李柱铭曾公开表示：“要敢于当殖民主义的走狗，如果香港继续做100年英国殖民地，我想很多人认为是最好的！”还大言不惭地说：“我天天做汉奸，有需要时就做汉奸！”
　　还有顶着“民主女神”光环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不惜毁坏自己的专业诚信，在网上散播“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移交内地审”的错误信息，把《逃犯条例》修订方案污蔑为“送中”方案。在受到谴责后，她又发文称自己只是转载别人的截图，是被“抹黑”，还反问“照抄都出事？”身为资深大律师，竟然不知道发布信息要事先做一番证实？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香港的律师分大律师和事务律师两类，大律师主要负责诉讼，事务律师有大约1.1万名，负责一些公司收购等非诉讼业务。”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黄乾亨黄英豪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黄英豪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香港实行的普通法系与中国法制传统并不一致。香港法律界的思维价值观，也就跟英美比较接近，离中国内地比较远。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戴启思就是个英国人，专注于人权法、行政诉讼法等，多年以来跟政府对着干。‘港独’组织民主党、公民党里的好多律师和他关系非常好。说他是‘港独’分子也不为过。”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大律师马恩国称，2018年1400名选民选举现任大律师公会主席时，戴启思团队仅得620票，未过半数，以约100票之微击败对手，不能说拥有多高的代表性。戴启思一上任，就摆出欲将港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对立的姿态，这种立场完全错误。“戴启思主席不代表我。”“希望将来当戴启思及其团队发声时，要强调只是代表公会一半的声音。”
　　黄英豪说，律政司是政府的法律顾问，最近针对示威者发起的刑事诉讼一般由律政司负责检控。在对嫌犯提堂的过程中，法庭首先会讨论是否允许辩方保释，其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律政司的意见。如果律政司认为辩方可以保释，法庭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做出与之相左的决定。“在目前我看到的大部分相关个案里，律政司都表示不反对保释。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香港律政司除了最高的长官由政府任命，其他工作人员的背景相当庞杂。一些人对暴徒持纵容、同情的态度，而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检控时的尺度。”
　　为了保障香港的法治，基本法对香港司法机构组成人员的资格限制作了十分宽松的规定，仅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而对于司法机构的其他法官和司法人员，则规定“根据其本人的司法和专业才能选用，并可从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聘用”。

　　“香港法律界英语水平高的比比皆是，但能讲国语的非常少，特别是诉讼大律师。他们学习时用英文学，学的法律也是英美那一套。参加工作之后，在内地又没什么业务，因为法律体系不一样，而在香港工作没必要用普通话。这也是法律界人士的价值观亲英美的一个原因。”黄英豪说。

教育去学术化，教协负责人公然宣扬“港独”

　　黄英豪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用的是很标准的普通话。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内地有业务往来，另一方面得益于年轻时受到的家庭教育。“我是1963年出生的，在香港土生土长，并读到初中，然后去英国念高中，再后来在英国的大学学习法律。由于基础教育在香港，所以中文还可以。我在英国学习时，爸妈鼓励我用中文给家里写信，有时我还写给爷爷奶奶。据我观察，现在就不一样了，家长不怎么管子女，子女也容易受朋辈、社交媒体的影响，价值观是歪曲的。”“我读初中时要学习中国历史，而现在中国历史反而是选修课。”黄英豪说。
　　香港近来发生的暴力违法事件，一些年轻学生受乱港势力教唆参与其中，冲击香港法治，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侮辱国徽、国旗，甚至喊出“港独”口号。由表及里，可见香港教育“病”得不轻。
　　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是香港人，17岁在香港培正中学毕业后，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他说，香港回归后教育政策制订者难辞其咎，在中学取消中国历史作为必修课，以及加入通识教育都是一个灾难，令學生变得“通通唔（不）识”，结果孕育出一代缺乏历史感、文化观，没有理想、楷模的年轻人。他认为，香港年轻人缺乏理想与缺乏文化修养有关，祸源都是教改，因为年轻人要对历史文化有感情寄托，才能建立个人理想，才能从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伟人。“年轻人需要楷模。缺乏文化基础，犹如原始人，何来楷模？”

　　丘成桐批评的灾难之源通识教育，于2009年开始在香港高中被列为必修课（原为选修课），2012年更被列入高考必考科目。但推行10年来，香港市面上的所谓“教科书”被多次揭发存在偏颇或错误内容。
　　通识课教师的门槛也非常低，只需要接受35—100个小时的培训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通识课教师的质量参差不齐，很多老师带有主观的政治立场。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说，香港的中学老师，特别是中年一代的老师，不少人的思维和记忆还停留在过去，对内地发展的认知没能与时俱进，因此在通识教育有关中国的部分，有时负面东西讲得比正面还多。最近香港的骚乱中出现一个叫赖得钟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贴出恶毒咒骂香港警察的标语。这个人就是中学的通识教育老师，甚至还担任过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主席。
　　非法“占中”发起人、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参与编审的通识教科书《今日香港》屡次被揭含有“反中”“煽暴”内容。近日，网上流传《今日香港》以“罢课”作议题煽动学生，引用“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的虚假数据包装罢课行动，宣扬罢课合理，给学生洗脑。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胡少伟认为，罢课议题根本没有学术讨论价值。
　　在港英时期，由于政府的有意隔离和限制，使得香港知识精英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很小，知识分子主要埋头于象牙塔和书斋之内;而现在，香港本地知识分子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譬如2014年的非法“占中”，3个发起人里有两个是副教授;被“港独”分子奉为导师的《香港城邦论》作者也是大学教员。这种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由香港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组成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及参与会员最多的组织，其领导权长期被反对派把持。2016年8月，教协负责人叶建源公然表态支持中学生在校园内宣扬“港独”。今年，教协还主动发起游行活动，更纵容乱港团体煽动学生罢课。7月7日晚，大批暴徒在旺角堵路期间，一名女路人被误认为是女警，遭到中学数学教师苏玮善等多名暴徒的围殴。
　　在2018年的施政报告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我们的教育政策目标，是培养青年人成为有素质的新一代，对社会有承担，具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这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历史科目于2018/2019年度成为独立的初中学校必修课。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2018年5月公布的新课程大纲，香港史将不再列为独立课题，而是融入不同的中国历史课题，以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
　　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人张五常年轻时很喜欢苏轼的诗词，特别是对《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赞赏有加。他说：“一个苏东坡迷是不会上街的。”希望更多的香港年轻人去看看赤壁，读读赤壁赋，不要像《前赤壁赋》结尾说的那样，在舟中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