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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定义或概念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这似乎还可以达成共识。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党中央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也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目标；确立了“构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明确了“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体现了当代中华儿女的愿望和期待。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地以行践愿，使这些价值目标、价值追求、价值理念能早日化为现实。
怎样以行践愿呢？我们知道，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自古以来是以不同的途径实现其理想的社会目标的。比如，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试图从外部世界来寻求知识的源泉，这是为什么认识论在西方哲学里比较发达的原因。中国的思想文化，包括群经诸子的思想，以儒家为代表，以及由印度传入并融入中华文化的佛教（佛陀的教育），则强调从人自身出发，强调内省、内观、反省修身，通过道德教化，来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内省、内观的特点而称为“内学”。又比如，西方强调法制。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礼治”。西方国家中法律比较繁杂众多，以法律规范民主、人权等。而中国的“礼治”，其重要一点是对于行政，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着重管好人心。中国的“礼治”的内容比西方的法治要宽广深刻得多。它包括“情”、“理”、“法”。礼的核心是诚敬，至诚恭敬。礼讲究节度，要通情达理。“理”是理智、理性。感情要有理和法来约束。在中国古代，理性可以用“觉”来表达，觉是觉悟明了事理的真相，善于分辨正邪、善恶、是非、美丑等，其表现在生活中首先是“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乃至对一切人都要恭敬。礼讲究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循理就是合情、合理、合法。“法”除了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以外，还包括守规矩，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依教奉行。《忠经·政理章第七》讲“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则人日迁善而不知；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则人不得不为善；惩之以刑，理之下也，则人畏而不敢为非。”（用道德礼法教化人民，是治理的最好措施，那么人民就会一天天地不知不觉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用政策法律来管理人民，是治理的中等措施，那么人民就会不得不做好事；用刑罚来惩治人民，是治理的最差的措施，那么人民畏惧，便不敢做非法的事。）又讲“刑则在省而中，政则在简而能，德则在博而久。”（用刑罚来治理人民，就在于简省而适用；用政策来治理人民，就在于简单而有效；用德行来教化人民就在于广博而长久。）我国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长久弊病之一是“疏于法制观念”。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地球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是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之一。不过，除了中国，其他古国都已荡然无存，说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优秀的。著名学者许嘉璐先生最近撰文讲：“中华民族每当遇到险阻或居安思危时，都会回首历史，重温古昔贤哲的智慧，从中找回自信，汲取塑造新时代精神的营养。”自清朝咸丰年间开始，中国统治者逐渐丢弃传统优秀文化。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人的价值观影响越来越大。西方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人类的欲望上的，无可餍足。我国不少学者以西方价值观为武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美名曰“创新”。教育是先入为主的。长期以来，西方的竞争哲学（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流行，结果是中国传统的以道义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被西方的以利益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所取代。利，人人必争，世间还有和平吗！这一点孟子在《梁惠王上》讲过：“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西方的利己主义其实是小聪明，可以短期得利，但这种利益总有“害”相随，最后逃不了千夫所指的结局。中华民族的文化讲究的是仁义。它是人生智慧，是对利己欲望的超越，是对人际对立的超越，它会惠及社会和全体人民以及子孙万代。
现在，我们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并以行践愿。那么，我们从哪里下手呢？应从基础下手。在中国，许多人知道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比如，怎样实现民主、文明、和谐呢？似乎与己无关，一心一意只为赚钱而奋斗，乃至对物欲疯狂追求。无怪乎有些学者在文章中称现在可谓是“忘恩并失忆的时代”，“无所敬，无所畏”的时代。情况让人有喜有忧，有短期存在的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然而更多时间里，人们看到的是道德滑坡和慈悲心缺失。我们需要文化自觉，其灵魂是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崇信。说“失忆”大概是指至少丧失了对中华民族固有核心价值观的记忆。我们往往一知半解地懂得了一点西方概念的自由、民主、法制的道理以后，反而把历经五千年的自己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丢弃了。现在是我们向中华民族的老祖宗请教的时候了，要回过头来，从根本上踏实做起。
我国的慈善事业就是“仁”的事业，“慈悲”的事业。孔子的“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以“五常”来规范人们的道德本质；佛家的“慈悲”是：慈是与乐，悲是拔苦，教化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它们讲的都是慈善理念和伦理道德理念。因此我国的慈善事业的文化使命就是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固有的核心价值观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修学“五常”的秘诀是“诚敬”（真诚恭敬）。欲得“五常”之义理的实益，须从诚敬中求。有一分诚敬，则有一分收获；有十分诚敬，则有十分收获。真诚恭敬体现在学习者自身的反省、检点上，常常拷问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修正过来。这是从心地上下功夫。《论语》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是学好优秀传统文化，为自己修身，改正自己的错误，扩大心量，达到高的人生境界；“为人”是为了赚钱，或为了名位，表明自己了不起，指摘别人，挑人家的毛病。所以修学不能“只尚言道，不求实悟。”
“五常”讲的道理是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远正确的。实践它，既能保护我们自己纯正的思想行为，又能乐于护持他人的思想行为。它的价值在于维护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保障人际交往的正常进行，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左传》讲“人弃常则妖兴”。人把常道舍弃了，妖魔鬼怪就会兴风作浪。不仁、不义、不讲礼、不讲信用、愚痴等就是妖魔鬼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如同高楼大厦，而“五常”等中华民族固有的核心价值观如同地基。桓宽《盐铁论》讲“筑城者先厚其基，而后求其高。”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核心的东西往往是基础性的东西，根本性的东西，也是最高深的东西。“仁”在儒家经典中被视为一种“大爱”，是对“小爱”的超越。比如，孟子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孝”文化、“和”文化。“仁”是“孝”的扩大，“仁”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上，由孝父母，扩大到孝一切人。儒家讲“仁者无敌”，其意思不是“谁都打不过我”，而是我们心里跟人、跟事、跟天下不对立，心里不可以有对立的念头，因此就没有敌人。不对立就和谐，对立就结怨。佛家讲“慈悲”比“仁”更究竟。佛家讲“爱缘慈悲”（指人世间的小慈悲心）、“众生缘慈悲”（指不是为自己一身家，而是能想到社会、民族、国家，为众人谋幸福，舍己为人，心量就大了）、“法缘慈悲”（即菩萨慈悲，视一切众生与自己是一体）。佛教鼓励众生缘慈悲和法缘慈悲。所以人类是一体，众生是一体，“本是同根生”，不应竞争、斗争、战争，不应相煎太急！佛家的菩萨戒要求，孝父母，扩大到孝一切众生。佛家讲的慈悲是“同体大悲”，看到众生受苦，跟自己受苦一样；是“无缘大慈”，因为是一体，所以慈悲救助、做善事没有任何条件。佛家讲，要代众生受苦，意思是至少把自己生活水平降低一点，在物质上帮助众生，或用劳力、知识技能帮助众生，或用道德、慈善理念教化众生，乃至弘扬佛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或者帮助众生脱离忧虑恐怖，等等。佛家鼓励人们，看到人家做好事，我们要随喜，生欢喜心，由衷赞叹，并尽心尽力，成人之美。更重要的是在做善事时候修清净心。善事做完了，不牵挂，这是本分。三轮体空，就是做完善事以后，对施者、被施者、所施之物三者都不记在心里，作而无作，犹如莲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佛家进一步将做善事看着“舍”、“放下”。放下什么？要自觉地放下“贪”，培养“不贪”（对喜欢的事物不过分贪求），放下“瞋”，做到“不瞋”（对不如意的事情不起瞋恨心），放下“痴”，做到“不痴”（对事理因果的真相明白了解），还要做到“不杀生”（不杀害一切众生的生命）、“不偷盗”（他人的东西不私自占为己有）、“不邪淫”（对婚外异性不作非礼想，不作非礼的行为）、“不妄语”（说话诚实，不欺骗人）、“不绮语”（不说花言巧语，诱惑等误导人的话）、“不恶口”（不说粗鲁难听的话）、“不两舌”（不搬弄是非）等。做到“仁”，做到“慈悲”，这是心地上的功夫。《荀子》讲“见善，修然必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自省也。”（见到善行，一定端端正正地检查自己；见到不善的行为，一定忧虑恐惧地反省自己。）《庄子》讲“为善无近名”。（做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自然心清净了，也就潇洒自在了。
中华经典中常将“义”、“礼”一并用，如“八德”中的“礼义廉耻”。《省心录》讲“以礼义为交际之道，以廉耻为律己之法”（把礼义作为交际的原则，把廉洁知耻作为约束自己的方法。）“义者，宜也”。过与不及都非宜，做事要掌握好分寸，恰到好处，善于节度。儒家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这句话是对人们的警告，欲望的放纵会让人堕落，因此欲要有节度。“礼义廉耻”，礼放在第一位。礼义廉耻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中国精神之所在。中国人从小被教育，要忍让，谦让，礼让。彼此相让，才有和谐，才有和平，不会有竞争、斗争的恐惧。“礼”的核心思想是恭敬，但恭敬也要有节度，过份了，显示的是谄媚巴结；不及，则显示傲慢。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最缺失的就是恭敬心和怜悯心。媒体上有文章讲“中国已踏入大公益时代”。实在难以苟同。
“智”是智慧。“智慧”不同于“知”。读书多并不一定有智慧。德国艺术家克林格尔说：“我可以碰到上千个学者，但不一定碰上一个智者。”智慧超越知识本身，但一般而言也不能脱离丰博的知识。《抱朴子》讲“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学习要注意多读多看，把握它的要点，善于从中选择正确的东西。）这是由悟性开启智慧。佛门强调做善事要悲智双运。佛门讲“慈悲为怀，方便为门”（“方便”指善巧方法），又讲“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矛盾呢？这是因为慈悲救助，做善事，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合理的我们要做，不合理的要劝说，或沉默。不能用感情，以感情代替理智，就容易出祸害，出下流。悲智双运，悲智洪深，意思是有智没有悲，或有悲没有智，都不能利益众生。悲智双运才能利益众生。
“信”是信誉、信用。“信”是会意字，一边是“人”，一边是“言”，说话可信，才可称为人；说话不可信，就不是人了。古人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国经典，千言万语都是教人怎样做人，其卷帙之浩大是西方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自古以降，做人都是有尊严的。遇重要的事情会用人格担保，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一个人真正诚敬地践履“五常”，就会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人。《晏子春秋》讲“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心。”（君子能独立时对影子也不会惭愧，独自躺下睡觉对自己的心也不会惭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犹如登山，足下须有雄健的脚力做根基。这雄健的脚力就是中国人民的由仁义礼智信等固有的价值观所培育的道德素养和慈善素养，才会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真信和真愿，并以行践愿。我国慈善事业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弘扬慈善理念，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保驾护航，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怎样以行践愿呢？我们知道，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自古以来是以不同的途径实现其理想的社会目标的。比如，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试图从外部世界来寻求知识的源泉，这是为什么认识论在西方哲学里比较发达的原因。中国的思想文化，包括群经诸子的思想，以儒家为代表，以及由印度传入并融入中华文化的佛教（佛陀的教育），则强调从人自身出发，强调内省、内观、反省修身，通过道德教化，来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内省、内观的特点而称为“内学”。又比如，西方强调法制。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礼治”。西方国家中法律比较繁杂众多，以法律规范民主、人权等。而中国的“礼治”，其重要一点是对于行政，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着重管好人心。中国的“礼治”的内容比西方的法治要宽广深刻得多。它包括“情”、“理”、“法”。礼的核心是诚敬，至诚恭敬。礼讲究节度，要通情达理。“理”是理智、理性。感情要有理和法来约束。在中国古代，理性可以用“觉”来表达，觉是觉悟明了事理的真相，善于分辨正邪、善恶、是非、美丑等，其表现在生活中首先是“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乃至对一切人都要恭敬。礼讲究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循理就是合情、合理、合法。“法”除了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以外，还包括守规矩，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依教奉行。《忠经·政理章第七》讲“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则人日迁善而不知；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则人不得不为善；惩之以刑，理之下也，则人畏而不敢为非。”（用道德礼法教化人民，是治理的最好措施，那么人民就会一天天地不知不觉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用政策法律来管理人民，是治理的中等措施，那么人民就会不得不做好事；用刑罚来惩治人民，是治理的最差的措施，那么人民畏惧，便不敢做非法的事。）又讲“刑则在省而中，政则在简而能，德则在博而久。”（用刑罚来治理人民，就在于简省而适用；用政策来治理人民，就在于简单而有效；用德行来教化人民就在于广博而长久。）我国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长久弊病之一是“疏于法制观念”。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地球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是世界上几大文明古国之一。不过，除了中国，其他古国都已荡然无存，说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优秀的。著名学者许嘉璐先生最近撰文讲：“中华民族每当遇到险阻或居安思危时，都会回首历史，重温古昔贤哲的智慧，从中找回自信，汲取塑造新时代精神的营养。”自清朝咸丰年间开始，中国统治者逐渐丢弃传统优秀文化。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人的价值观影响越来越大。西方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人类的欲望上的，无可餍足。我国不少学者以西方价值观为武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并美名曰“创新”。教育是先入为主的。长期以来，西方的竞争哲学（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流行，结果是中国传统的以道义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被西方的以利益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所取代。利，人人必争，世间还有和平吗！这一点孟子在《梁惠王上》讲过：“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西方的利己主义其实是小聪明，可以短期得利，但这种利益总有“害”相随，最后逃不了千夫所指的结局。中华民族的文化讲究的是仁义。它是人生智慧，是对利己欲望的超越，是对人际对立的超越，它会惠及社会和全体人民以及子孙万代。
现在，我们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并以行践愿。那么，我们从哪里下手呢？应从基础下手。在中国，许多人知道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比如，怎样实现民主、文明、和谐呢？似乎与己无关，一心一意只为赚钱而奋斗，乃至对物欲疯狂追求。无怪乎有些学者在文章中称现在可谓是“忘恩并失忆的时代”，“无所敬，无所畏”的时代。情况让人有喜有忧，有短期存在的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精神、奥运精神，然而更多时间里，人们看到的是道德滑坡和慈悲心缺失。我们需要文化自觉，其灵魂是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崇信。说“失忆”大概是指至少丧失了对中华民族固有核心价值观的记忆。我们往往一知半解地懂得了一点西方概念的自由、民主、法制的道理以后，反而把历经五千年的自己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丢弃了。现在是我们向中华民族的老祖宗请教的时候了，要回过头来，从根本上踏实做起。
我国的慈善事业就是“仁”的事业，“慈悲”的事业。孔子的“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以“五常”来规范人们的道德本质；佛家的“慈悲”是：慈是与乐，悲是拔苦，教化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它们讲的都是慈善理念和伦理道德理念。因此我国的慈善事业的文化使命就是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固有的核心价值观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修学“五常”的秘诀是“诚敬”（真诚恭敬）。欲得“五常”之义理的实益，须从诚敬中求。有一分诚敬，则有一分收获；有十分诚敬，则有十分收获。真诚恭敬体现在学习者自身的反省、检点上，常常拷问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修正过来。这是从心地上下功夫。《论语》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是学好优秀传统文化，为自己修身，改正自己的错误，扩大心量，达到高的人生境界；“为人”是为了赚钱，或为了名位，表明自己了不起，指摘别人，挑人家的毛病。所以修学不能“只尚言道，不求实悟。”
“五常”讲的道理是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远正确的。实践它，既能保护我们自己纯正的思想行为，又能乐于护持他人的思想行为。它的价值在于维护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保障人际交往的正常进行，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左传》讲“人弃常则妖兴”。人把常道舍弃了，妖魔鬼怪就会兴风作浪。不仁、不义、不讲礼、不讲信用、愚痴等就是妖魔鬼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如同高楼大厦，而“五常”等中华民族固有的核心价值观如同地基。桓宽《盐铁论》讲“筑城者先厚其基，而后求其高。”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核心的东西往往是基础性的东西，根本性的东西，也是最高深的东西。“仁”在儒家经典中被视为一种“大爱”，是对“小爱”的超越。比如，孟子讲“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孝”文化、“和”文化。“仁”是“孝”的扩大，“仁”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上，由孝父母，扩大到孝一切人。儒家讲“仁者无敌”，其意思不是“谁都打不过我”，而是我们心里跟人、跟事、跟天下不对立，心里不可以有对立的念头，因此就没有敌人。不对立就和谐，对立就结怨。佛家讲“慈悲”比“仁”更究竟。佛家讲“爱缘慈悲”（指人世间的小慈悲心）、“众生缘慈悲”（指不是为自己一身家，而是能想到社会、民族、国家，为众人谋幸福，舍己为人，心量就大了）、“法缘慈悲”（即菩萨慈悲，视一切众生与自己是一体）。佛教鼓励众生缘慈悲和法缘慈悲。所以人类是一体，众生是一体，“本是同根生”，不应竞争、斗争、战争，不应相煎太急！佛家的菩萨戒要求，孝父母，扩大到孝一切众生。佛家讲的慈悲是“同体大悲”，看到众生受苦，跟自己受苦一样；是“无缘大慈”，因为是一体，所以慈悲救助、做善事没有任何条件。佛家讲，要代众生受苦，意思是至少把自己生活水平降低一点，在物质上帮助众生，或用劳力、知识技能帮助众生，或用道德、慈善理念教化众生，乃至弘扬佛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或者帮助众生脱离忧虑恐怖，等等。佛家鼓励人们，看到人家做好事，我们要随喜，生欢喜心，由衷赞叹，并尽心尽力，成人之美。更重要的是在做善事时候修清净心。善事做完了，不牵挂，这是本分。三轮体空，就是做完善事以后，对施者、被施者、所施之物三者都不记在心里，作而无作，犹如莲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佛家进一步将做善事看着“舍”、“放下”。放下什么？要自觉地放下“贪”，培养“不贪”（对喜欢的事物不过分贪求），放下“瞋”，做到“不瞋”（对不如意的事情不起瞋恨心），放下“痴”，做到“不痴”（对事理因果的真相明白了解），还要做到“不杀生”（不杀害一切众生的生命）、“不偷盗”（他人的东西不私自占为己有）、“不邪淫”（对婚外异性不作非礼想，不作非礼的行为）、“不妄语”（说话诚实，不欺骗人）、“不绮语”（不说花言巧语，诱惑等误导人的话）、“不恶口”（不说粗鲁难听的话）、“不两舌”（不搬弄是非）等。做到“仁”，做到“慈悲”，这是心地上的功夫。《荀子》讲“见善，修然必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自省也。”（见到善行，一定端端正正地检查自己；见到不善的行为，一定忧虑恐惧地反省自己。）《庄子》讲“为善无近名”。（做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自然心清净了，也就潇洒自在了。
中华经典中常将“义”、“礼”一并用，如“八德”中的“礼义廉耻”。《省心录》讲“以礼义为交际之道，以廉耻为律己之法”（把礼义作为交际的原则，把廉洁知耻作为约束自己的方法。）“义者，宜也”。过与不及都非宜，做事要掌握好分寸，恰到好处，善于节度。儒家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这句话是对人们的警告，欲望的放纵会让人堕落，因此欲要有节度。“礼义廉耻”，礼放在第一位。礼义廉耻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中国精神之所在。中国人从小被教育，要忍让，谦让，礼让。彼此相让，才有和谐，才有和平，不会有竞争、斗争的恐惧。“礼”的核心思想是恭敬，但恭敬也要有节度，过份了，显示的是谄媚巴结；不及，则显示傲慢。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最缺失的就是恭敬心和怜悯心。媒体上有文章讲“中国已踏入大公益时代”。实在难以苟同。
“智”是智慧。“智慧”不同于“知”。读书多并不一定有智慧。德国艺术家克林格尔说：“我可以碰到上千个学者，但不一定碰上一个智者。”智慧超越知识本身，但一般而言也不能脱离丰博的知识。《抱朴子》讲“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学习要注意多读多看，把握它的要点，善于从中选择正确的东西。）这是由悟性开启智慧。佛门强调做善事要悲智双运。佛门讲“慈悲为怀，方便为门”（“方便”指善巧方法），又讲“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矛盾呢？这是因为慈悲救助，做善事，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合理的我们要做，不合理的要劝说，或沉默。不能用感情，以感情代替理智，就容易出祸害，出下流。悲智双运，悲智洪深，意思是有智没有悲，或有悲没有智，都不能利益众生。悲智双运才能利益众生。
“信”是信誉、信用。“信”是会意字，一边是“人”，一边是“言”，说话可信，才可称为人；说话不可信，就不是人了。古人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国经典，千言万语都是教人怎样做人，其卷帙之浩大是西方所不能望其项背的。自古以降，做人都是有尊严的。遇重要的事情会用人格担保，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一个人真正诚敬地践履“五常”，就会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人。《晏子春秋》讲“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心。”（君子能独立时对影子也不会惭愧，独自躺下睡觉对自己的心也不会惭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犹如登山，足下须有雄健的脚力做根基。这雄健的脚力就是中国人民的由仁义礼智信等固有的价值观所培育的道德素养和慈善素养，才会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真信和真愿，并以行践愿。我国慈善事业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弘扬慈善理念，弘扬中华民族固有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保驾护航，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