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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存在论题在否定性上切近了存在论差异，在肯定性上暴露了主体性哲学的本质性困难，这集中体现在其关于本源追问的“智性直观”问题上。牟宗三非对象性、道德性、肯定性、实体性的“智的直觉”，根本上是基于中国传统体用逻辑论证性的，而非现代现象学解释学的，还不能解决康德的存在困境。而《大乘起信论》的“本觉”由于其在“自性”之超越性上开显了某种现代解释学的本源维度，则可能重新解释孔子“畏知天命”的“存在之知”的本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