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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炮轰高校教学评估泛滥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最近又向教育体制“开炮”了——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纪校长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有媒体对此语的定性是:“一针见血”。
我不知道纪校长是怎样得出这样的论断的。手边有三份资料。一份来自教育部官方信息,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教师约123.7万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12.3%,计算下来,高校中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5万人,而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建立学位制度近30年内,已累计培养出28.6万名博士。若没理解错,纪校长说的应该是内地高校培养的博士,在此基础上,考虑高校中有博士是海归,如果以海归平均比例三分之一计算(这比例已相当高),高校中本土博士至少10万以上,占所有培养博士的35%。
第二份资料来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该报告指出,从博士就业的单位类型看,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主要去向单位,占到总数的68%。而真正进入政府机关的博士并不多,比例不到3%。进入企业的博士主要进入大型国企和合资企业,其比例分别为7%和10%,与进入中小型国企、集体企业和民企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加起来不到5%。
第三份资料来自国务院学位办,其前主任杨玉良在2008年4月“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透露,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上述三份资料放在一起,所能得到的结论是:一、“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并不属实,实情是,目前中国最大博士群仍在高校,其次在科研机构,两者共占博士总数的60%以上;二、纪校长与国务院学位办负责人,发表的博士流向,都没提供准确的调查数字做支撑,似乎只是凭感觉,但愿他们能进一步提供详实的、经过调查得到的数据。有评论文章依据其观点,演绎出对“官场”的另一番解读:现在的高校就是官场,有30多所副部级高校,几百所正厅级高校,上千所副厅级高校。
这样“一针见血”的论断和“语出惊人”的感慨,出自大学校长和教育官员,反映出什么现实呢?是博士自身价值取向有问题,纷纷选择去官场做公务员?还是政府部门的待遇、地位高于高校,对博士更有吸引力,导致高校留不住博士,从而制约了办学质量、学术水平的提高?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奥妙。我认为,前者是博士的问题,后者是社会环境的问题,遗憾的是,恰恰漏了教育与学校的问题——“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的话语,为高校办学质量无法提高找到了一大理由!事实上,最大博士群体在高校,可高校的办学质量在持续下降。根据这一现实,我们所能分析的问题根源,大多得从学校办学中找了——
高校都培养了怎样的博士?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生已达6万人,在读博士生达到23万多。这些博士生,有多少是为了做学术而选择读博士的?选择做学问的博士,有多少能在求学期间安心攻读博士,而不为生计犯愁?高校有多少合格的博导,潜心指导博士生,而不是一心想着潜规则博士生,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廉价学术劳动力?长年为导师打工,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生活费,真正有学问追求的博士生,生活在焦虑与郁闷之中,常常为发表论文的数千元版面费而折腰;而另一些手握资源的官员或老板,则容易地以手中权力与金钱,搞到博士头衔,风光无限。概而言之,高校的博士大致两类,一类“苦博士、穷博士”,另一类是“荣誉博士”。前者为生计,后者为贴金,都与学术无涉。这样的“博士”,在高校、在科研机构,还是在官场,有多大本质区别,我看不出来。“苦博士”们为脱离苦海,去找一份薪资高的工作,更是情有可原。
前不久,浙江大学一海归博士自杀,在其留下的长达6页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一个充满学术理想的海外名校博士,顶着“学术骨干”的身份,被引进大学,而等待他的是,没有科研项目可做,以及除去房租之后2000元的待遇——这一待遇与一个打工妹无异,一些打工妹包吃包住每月还能挣2000元——对生活待遇这名博士未有抱怨,而科研无法开展,对于一名博士教师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即使“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那也是高校把博士逼进了官场。以笔者之见,如果高校领导明知“最大博士群体在高校”,却说其“在官场”,说明领导已把高校当官场,或者是推卸博士培养、人才使用的责任;如果高校领导未做调查就确信“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那也真官僚,要知道,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教育信息会极大地误导教育本身。用这样的方式来批评高校行政化,是不是恰恰表明内地高校的严重行政化呢?这或是“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的反讽。(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我不知道纪校长是怎样得出这样的论断的。手边有三份资料。一份来自教育部官方信息,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教师约123.7万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12.3%,计算下来,高校中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5万人,而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建立学位制度近30年内,已累计培养出28.6万名博士。若没理解错,纪校长说的应该是内地高校培养的博士,在此基础上,考虑高校中有博士是海归,如果以海归平均比例三分之一计算(这比例已相当高),高校中本土博士至少10万以上,占所有培养博士的35%。
第二份资料来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该报告指出,从博士就业的单位类型看,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主要去向单位,占到总数的68%。而真正进入政府机关的博士并不多,比例不到3%。进入企业的博士主要进入大型国企和合资企业,其比例分别为7%和10%,与进入中小型国企、集体企业和民企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加起来不到5%。
第三份资料来自国务院学位办,其前主任杨玉良在2008年4月“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透露,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上述三份资料放在一起,所能得到的结论是:一、“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并不属实,实情是,目前中国最大博士群仍在高校,其次在科研机构,两者共占博士总数的60%以上;二、纪校长与国务院学位办负责人,发表的博士流向,都没提供准确的调查数字做支撑,似乎只是凭感觉,但愿他们能进一步提供详实的、经过调查得到的数据。有评论文章依据其观点,演绎出对“官场”的另一番解读:现在的高校就是官场,有30多所副部级高校,几百所正厅级高校,上千所副厅级高校。
这样“一针见血”的论断和“语出惊人”的感慨,出自大学校长和教育官员,反映出什么现实呢?是博士自身价值取向有问题,纷纷选择去官场做公务员?还是政府部门的待遇、地位高于高校,对博士更有吸引力,导致高校留不住博士,从而制约了办学质量、学术水平的提高?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奥妙。我认为,前者是博士的问题,后者是社会环境的问题,遗憾的是,恰恰漏了教育与学校的问题——“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的话语,为高校办学质量无法提高找到了一大理由!事实上,最大博士群体在高校,可高校的办学质量在持续下降。根据这一现实,我们所能分析的问题根源,大多得从学校办学中找了——
高校都培养了怎样的博士?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生已达6万人,在读博士生达到23万多。这些博士生,有多少是为了做学术而选择读博士的?选择做学问的博士,有多少能在求学期间安心攻读博士,而不为生计犯愁?高校有多少合格的博导,潜心指导博士生,而不是一心想着潜规则博士生,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廉价学术劳动力?长年为导师打工,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生活费,真正有学问追求的博士生,生活在焦虑与郁闷之中,常常为发表论文的数千元版面费而折腰;而另一些手握资源的官员或老板,则容易地以手中权力与金钱,搞到博士头衔,风光无限。概而言之,高校的博士大致两类,一类“苦博士、穷博士”,另一类是“荣誉博士”。前者为生计,后者为贴金,都与学术无涉。这样的“博士”,在高校、在科研机构,还是在官场,有多大本质区别,我看不出来。“苦博士”们为脱离苦海,去找一份薪资高的工作,更是情有可原。
前不久,浙江大学一海归博士自杀,在其留下的长达6页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一个充满学术理想的海外名校博士,顶着“学术骨干”的身份,被引进大学,而等待他的是,没有科研项目可做,以及除去房租之后2000元的待遇——这一待遇与一个打工妹无异,一些打工妹包吃包住每月还能挣2000元——对生活待遇这名博士未有抱怨,而科研无法开展,对于一名博士教师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即使“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那也是高校把博士逼进了官场。以笔者之见,如果高校领导明知“最大博士群体在高校”,却说其“在官场”,说明领导已把高校当官场,或者是推卸博士培养、人才使用的责任;如果高校领导未做调查就确信“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那也真官僚,要知道,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教育信息会极大地误导教育本身。用这样的方式来批评高校行政化,是不是恰恰表明内地高校的严重行政化呢?这或是“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的反讽。(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