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及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引发热议和好评。户改的核心是改变附着在户籍上的一系列政策安排，是一项综合改革。它既是经济资源的再分配，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再调整。
　　中国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安排，是在建国初期重工业化战略确立后逐渐形成的，要义之一就是从农村汲取尽量多的资源确保工业化进程。所以其本质是一种资源分配制度。户籍的变革，将使各方面经济资源都随之而动。
　　现在对农民进城成本的估算不尽相同，但一般也在每人10万元以上。根据目前规划，全国要转移上亿人口。但根据现行财权与事权划分，这一成本主要靠输入地政府解决，即便是分年消化也是不小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推进户改的积极性可想而知。
　　下一步，如何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流入地与流出地以及个人与企业之间形成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需要细致筹划。同时，也需财税体制改革的配套，关键是应按照常住人口进行相关财政分配，形成财政分配、土地指标等随人而转的机制，以保障改革的公平，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
　　自古迄今，户籍制度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未来与户改相伴的必然也是一套国家治理体系的再调整。现在，附着在户籍上的权益有20多项，而且这些权益都有政府部门的相关条例规定乃至国家法律为支撑，相关部门也在数十年实践中形成了对这些行政抓手的路径依赖。
　　因此，户改必然要求修订大量相关法律条规，同时，民政、卫生、教育、公安等诸多部门行政管理和业务运作参照手段，也将发生全方位的改变。这需要中央与地方之间、区域之间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绝非公安部门一家独担大任。
　　否则，“一元化”户改遭遇“二元化”制度不配套的尴尬，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即户籍虽无农业与非农业之别，但在教育、民政等相关政策落实时，还要参考原始户籍划分。这一问题已在部分户改先行先试区出现苗头。
　　还应关注，随着户改进一步深化，需再次面对更为根本和关键的土地制度改革。随着公共服务逐步推开，农村人口逐渐享受到与城镇人口相同或相近的福利待遇，土地权益则是平白比城镇人口多出的一块利益。农村户口含金量明显提高，中小城镇户口对农民而言吸引力已甚少。在个别较大规模的城市，常住人口多年来都没怎么增加即为例证。
　　目前，一些地方“农转非”人口数量正逐年下滑，甚至个别地方“非转农”人口超过“农转非”，这种与“人的城镇化”截然相反的现象，是户改中尤其要关注的新问题。
　　纵观历史，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罗马帝国，其兴衰都与土地制度的变革深刻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一样，都深切地关系着中国发展之命运。
　　随着户籍改革的启动，中国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在为改革深入鼓与呼的同时，更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审慎与耐心，唯此才能辟出更有智慧、更加稳妥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