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前行。耳熟能详的“仁义”“性善”“王道”等价值观念，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脱口而出的“贫贱不能移”“与民同乐”“舍我其谁”等成语俗语，也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这些价值观念和成语俗语，源于一个伟大的名字—孟子（名轲，字子舆或子车，约公元前372年生，约公元前289年卒），源于一本伟大的经典—《孟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在宽广的东亚世界里，孟子堪称孔子最为直接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儒家文明的早期创新者。
　　时光回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周代文明进入“礼崩乐坏”的乱世阶段。那既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孟子，就出生在邹国（今山东邹城），一个附属于鲁国的小地方。当时到过鲁国的人，常常会慨叹“周礼尽在鲁”，孟子便成长于这个弦歌未绝的邹鲁礼义之邦。小时候，他得益于母亲的悉心教导，“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明证。相传，他长大后跟随子思（即孔伋，孔子孙子）的门人学习，其儒学思想渊源于此。孟子饱读诗书，沉浸礼乐，在邹国、鲁国的名声日益增大。大约从40岁起，他陆续到过齐国、宋国、滕国、魏国等国家，劝说齐宣王、梁（魏）惠王等国君施“仁政”、行“王道”，与当时的诸子百家多有对话和交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在功利思想盛行的时代，孟子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晚年，他回到家乡邹国，专心致力于授徒讲学，并和门人共同编撰了《孟子》一书。84岁那年，孟子落寞地离世了。直到汉代，孟子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至宋代，孟子的地位迅速上升，很快被推许为儒家道统的主要传人，即所谓“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于是乎，“孔孟之道”一语也成了儒学、儒家的代名词。
　　《孟子》这部书，虽是由孟子的门人后学最后写成，但相对完整地反映了孟子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倾向。一般认为，《孟子》一书有内书七篇和外书四篇。今传本只有内书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和《尽心》；而外书四篇的真伪，历来都有争议。在流传过程中，《孟子》七篇出现了七卷本和十四卷本两种本子。七卷本以每篇为一卷，十四卷本则将七篇的每篇分成上、下两篇（即两卷）。
　　《孟子》一书记载的内容，多为孟子劝说时君及对答时人、弟子的说辞。该书行文晓畅，善用比喻和推理，可读性和逻辑性兼具，是非常优秀的思想经典。书中的众多人物、故事、文句和观念，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汉代开始，《孟子》一书就有注本，赵岐的《孟子章句》是其代表作。进入宋代，该书升格为经书，朱熹的《孟子集注》最为通行。此时，《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合称“四书”，成为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基本经典。
　　孟子的人格力量和学说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反对功利主义的儒学思想体系上。一方面，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有关“仁”的思想，将早期儒学推向了新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启迪了宋明儒者有关“心性”的思想，对近世以来的儒学有着极深的影响。大体来说，孟子对儒学思想有五大贡献：一是最早将“仁义”观念并举，强调“仁义内在”说，对“仁义”思想做了系统的论述。二是标举“性善”论，将道德的“善”作为人的天性，明确“仁义”思想体系的根基。三是用“人心”来讲自我的主体性和道德性，在“仁义”“性善”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了完整的儒家心性论。四是讲求“养浩然之气”，将生理自然之气转换成道德义理之气，成就别出一格的儒家修养论。五是大力倡言“仁政”“王道”，使“仁义”思想体系向内可以推之于“人心”，往外可以推之于“仁政”“王道”，形塑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取向。可以说，孟子思想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的双重特点，在儒家传承和中华文明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阅读《孟子》，体味孟子，反思孟子对儒家传统的坚持和创新，我们会发现一种极为可贵的孟子精神。这种精神，与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前行的历史经验是一致的。首先，要有“立本”的精神。孟子凡事讲“先立乎其大”，只有建立了这种“大”原则、“大”格局，才有可能温故知新、返本开新。其次，是“守常”“知变”的精神。孟子凡事在守仁义之常的同时，又能知时代之变，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恰到好处，正是温故知新、返本开新的切实途径。最后，是“义正”“辞严”的精神。孟子凡事有几分英气，这种义理的正气和文辞的谨严，表现出儒家传统的理性精神，于是乎温故知新、返本开新才能成为可预见的现实。
　　孟子的事業，既有历史性也有当代性，将会照亮我们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之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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