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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说：“云广英同志是我党派出以红军代表身份与李宗仁接触的第一人。”这指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两广事变”后延安派出密使
一九三六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红军在陕北的战事屡屡得胜，而在华北，日寇直驱南下。蒋介石对内打内战，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国民极为愤怒，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此间，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首领李宗仁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活动。6月1日，由粤桂地方实力派组成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立即北上抗日”，并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史称“两广事变”。
6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陕北，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发表了讲话，指出：……西南抗日反蒋，虽然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是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
六月中旬的一天，延安。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找组织科长云广英谈话。
云广英，广东文昌（后海南省）人，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参加过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冬在广西百色参加张云逸、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对两广地方情况比较熟悉；三十年代初在江西中央苏区当过特科学校的政治教员，参加过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李克农对云广英说：“‘两广事变’的发生，中央认为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事态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派之间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利的。”
李克农向云广英交代任务：中央决定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向广西当局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
“我认为派你出去活动，是合适的，你的意见怎样？”
“我是共产党员，完全服从党的决定去工作。”
隔天，云广英随同李克农到中央办公厅。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张闻天等同志也都在座。
周副主席首先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并明确指示云广英南下的工作任务，其中提到可与进步人士宣侠父（黄埔军校学员，因反对蒋介石，加入共产党，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为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联系。当离开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握着云广英的手：“你这次出去工作很好！”
李克农具体给云广英谈了到“两广”以后与中央联络的办法，约定了电报密码、呼号和波长等事项，并嘱咐要发报时，先译成密码，然后托“两广”的电台代发。
云广英后来得知，这项工作是周恩来副主席、李克农策划拟定的。中央领导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作出了具体周密的安排，云是经过专门研究后作出最后决定的派出人选。
“港商林秀先”巧设会面
三天后，中共陕甘苏区对外联络员白坚陪同云广英一起离开瓦窑堡，乘坐一辆军车经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他们抓紧添置了一些化装用的服装、用具，第二天云广英就独自乘火车前往天津，与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接头。
在天津得知，“两广事变”后，广东陈济棠部队的军长余汉谋已投靠蒋介石，陈已逃离广州去了香港，广东的局势较混乱。王世英对云广英说，你化名林秀先，从香港转途去南宁找李宗仁，不必到广东了。
这一决定由中共北方局通知了李宗仁在天津的代表机关，再通过其秘密电台告知了李宗仁和白崇禧。
告别了同志们，云广英继续南下。
经上海赴香港，再从广东坐船经梧州到南宁。1936年6月下旬的一天，拖轮驶进南宁的洋关码头，穿着西装，提着藤箱，一身香港商人打扮的“林秀先”上岸了。
那时南宁形势异常紧张，洋关码头布防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因为从外地来南宁的人不多，“林秀先”一上岸就受到桂系警察的监视。警察对他进行严密的盘查，并指定他到一间旅店住宿。
住下后，稍作了解，才知道近十来天时间，蒋介石已从贵州、湖南、广东调集各部大军陆续自四面而来，围困广西，想用武力威迫李、白屈于从命。而李、白也采取严密布防，一方面防止蒋介石派特务入桂活动，刺探情报，另一方面将其训练有素的民团武装集中统管，又把省防军由十四个团迅速扩编成四十四个团，摆出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决战的阵势。
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要尽快见到李宗仁”！“林秀先”想了一个直接“主动报到”的办法。他当晚写好一封要求面见李宗仁的信，并有意将信放置床席下面。
果然，晚上约十一点钟，突然进来两个警察查房和盘查，接着又四处搜查。当他们翻开凉席，发现了这封给李宗仁的信。
警察惊奇地上下打量他：“这信是你写的吗？”
“是”。“林秀先”神态自若地说。“我准备明天就去见你们的李总司令，麻烦你们带我去好吗？”
此人有来头！那两个警察互递眼色：“总司令部离这里又不远，你自己去吧！”
第二天上午，“林秀先”径直往民生路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部。离开旅店没有多远，发现两个警察跟上来尾随其后。
“林秀先”到后，经过门卫通报，一位副官带他到李宗仁办公室。
一进门，身着军装，脚穿黑皮靴的李宗仁从客厅中间伸手迎了过来，与林握手并微笑着说：“我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请坐！”
向李宗仁转达中共抗战主张
俩人坐下后，李宗仁立即挥手示意站在两旁的两个卫兵退出去，接着说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表示问好。
寒暄几句，话题很快转到当前的时局。李宗仁专注地听这位中共密使的谈话，不时点头。
谈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林秀先”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中部进攻，他们无疑是要占领全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最近“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趋势，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目前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反对内战，反对对日寇妥协投降，坚决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党很早就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相信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斗争，这个任务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林秀先”接着说，我们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政策，因为他长期以来不顾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国内发动打内战，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我们认为他这种顽固反动的主张和行动，其恶果是使亲者痛、仇者快，全国人民是不能容忍的。我们红军离开南方北上到西北，其目的是以积极的行动来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斗争的发展。而蒋介石则派兵来阻止我们，围攻我们，帮了日寇侵略中国的大忙，大失民心！
“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林秀先”说，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人民大众团结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进行坚决斗争，我们认为只有走这一条道路才是正确的，才能战胜日寇，才能解救中国。除此别无他途可走。如果国民党当局还搞所谓什么“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继续打内战，对日寇妥协投降，其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我们反侵略的力量，大大方便于日寇的入侵，致使中国灭亡。
“我们党中央这次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着商谈关于合作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有全国各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促进全面抗战高潮的到来，那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寇，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李宗仁没有插话，但多次点头。最后他说：“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我们正在进行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互相配合。”
临别，李宗仁告诉“林秀先”：我最近工作比较忙些，以后由王公度主任同您联系，有什么事情可与他谈……。
“林秀先”在回旅店的路上，注意观察了四周情况，来之前有两个警察“尾巴”，不再跟踪他了。
南宁的紧张气氛终于缓解
在南宁停留期间，云广英还按计划会见了进步人士宣侠父，并在其安排下到宣园宾馆拜会了桂系军政府主席李济深先生，向他介绍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紧张的形势继续僵持。八月中旬，蒋介石调集约三十多万大军，已完成对广西的包围。
这天，王公度主任来找“林秀先”，提出说：“如何对付蒋介石大兵压境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李总司令嘱我来找林先生商谈，请教先生对此有什么意见？”
“林秀先”认真地思考片刻，想起离开瓦窑堡时周副主席对时局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势下，党的方针是“迫蒋抗日”，而不是“反蒋抗日”。如果国民党各派势力打起内战，对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抗日是不利的。
因此，他郑重地对王公度说：“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还是以和谈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但在谈判中，必须以迫蒋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为前提，要求蒋介石立即撤走准备围攻广西的几十万大军，这是主要的条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我想和平解决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各方抗战力量团结起来，‘迫蒋抗日’也是可能的。请把我个人的意见转告你们的李总司令。”
王公度说：“林先生的意见很好，我一定向李总司令报告……。”
广西当局与蒋方经过几轮谈判后，九月初，“两广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此时南宁的紧张气氛大为缓解，社会秩序也逐渐安定下来。
当云广英准备离开南宁返回陕北的时候，李济深托人送来一封信，请他转交给毛主席。此信的内容是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诚心拥护，愿意合作进行抗战救国，并提出今后在军事行动上同红军密切配合。
云广英收下此信感到欣喜，但认为随身携带不妥当，万一在途中被敌人搜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熟读数遍，又默写一次，便把信烧掉，准备到陕北后把此信默写出来呈交毛主席。
大概是九月十日，云广英搭乘驶离南宁的轮船回程了。
此时他站在船头，迎着一阵阵江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望渐渐消失于视野内的南宁，感慨万分：来时逆水而上，今天是顺水而下，自己肩负中央的特殊使命终于完成了…而且避免了一次可能爆发的内战。
数日后，云广英到达西安，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所在地——七贤庄一号，见到了叶剑英参谋长，他详细地汇报了这次广西之行的工作情况，
叶剑英祝贺他完成任务安全回来。
当云广英将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一字不漏地忆写出来交给叶剑英，并请其转呈毛主席时，叶说，“你的记忆力很好，这信就由我转呈给主席好了。”
到了瓦窑堡，云广英又向李克农进行了汇报，李克农对他圆满地完成这次特殊任务表示十分满意。
“两广事变”后延安派出密使
一九三六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红军在陕北的战事屡屡得胜，而在华北，日寇直驱南下。蒋介石对内打内战，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国民极为愤怒，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此间，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首领李宗仁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活动。6月1日，由粤桂地方实力派组成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立即北上抗日”，并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史称“两广事变”。
6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陕北，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发表了讲话，指出：……西南抗日反蒋，虽然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是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
六月中旬的一天，延安。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找组织科长云广英谈话。
云广英，广东文昌（后海南省）人，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参加过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冬在广西百色参加张云逸、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对两广地方情况比较熟悉；三十年代初在江西中央苏区当过特科学校的政治教员，参加过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李克农对云广英说：“‘两广事变’的发生，中央认为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事态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派之间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利的。”
李克农向云广英交代任务：中央决定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向广西当局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
“我认为派你出去活动，是合适的，你的意见怎样？”
“我是共产党员，完全服从党的决定去工作。”
隔天，云广英随同李克农到中央办公厅。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张闻天等同志也都在座。
周副主席首先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并明确指示云广英南下的工作任务，其中提到可与进步人士宣侠父（黄埔军校学员，因反对蒋介石，加入共产党，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为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联系。当离开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握着云广英的手：“你这次出去工作很好！”
李克农具体给云广英谈了到“两广”以后与中央联络的办法，约定了电报密码、呼号和波长等事项，并嘱咐要发报时，先译成密码，然后托“两广”的电台代发。
云广英后来得知，这项工作是周恩来副主席、李克农策划拟定的。中央领导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作出了具体周密的安排，云是经过专门研究后作出最后决定的派出人选。
“港商林秀先”巧设会面
三天后，中共陕甘苏区对外联络员白坚陪同云广英一起离开瓦窑堡，乘坐一辆军车经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他们抓紧添置了一些化装用的服装、用具，第二天云广英就独自乘火车前往天津，与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接头。
在天津得知，“两广事变”后，广东陈济棠部队的军长余汉谋已投靠蒋介石，陈已逃离广州去了香港，广东的局势较混乱。王世英对云广英说，你化名林秀先，从香港转途去南宁找李宗仁，不必到广东了。
这一决定由中共北方局通知了李宗仁在天津的代表机关，再通过其秘密电台告知了李宗仁和白崇禧。
告别了同志们，云广英继续南下。
经上海赴香港，再从广东坐船经梧州到南宁。1936年6月下旬的一天，拖轮驶进南宁的洋关码头，穿着西装，提着藤箱，一身香港商人打扮的“林秀先”上岸了。
那时南宁形势异常紧张，洋关码头布防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因为从外地来南宁的人不多，“林秀先”一上岸就受到桂系警察的监视。警察对他进行严密的盘查，并指定他到一间旅店住宿。
住下后，稍作了解，才知道近十来天时间，蒋介石已从贵州、湖南、广东调集各部大军陆续自四面而来，围困广西，想用武力威迫李、白屈于从命。而李、白也采取严密布防，一方面防止蒋介石派特务入桂活动，刺探情报，另一方面将其训练有素的民团武装集中统管，又把省防军由十四个团迅速扩编成四十四个团，摆出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决战的阵势。
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要尽快见到李宗仁”！“林秀先”想了一个直接“主动报到”的办法。他当晚写好一封要求面见李宗仁的信，并有意将信放置床席下面。
果然，晚上约十一点钟，突然进来两个警察查房和盘查，接着又四处搜查。当他们翻开凉席，发现了这封给李宗仁的信。
警察惊奇地上下打量他：“这信是你写的吗？”
“是”。“林秀先”神态自若地说。“我准备明天就去见你们的李总司令，麻烦你们带我去好吗？”
此人有来头！那两个警察互递眼色：“总司令部离这里又不远，你自己去吧！”
第二天上午，“林秀先”径直往民生路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部。离开旅店没有多远，发现两个警察跟上来尾随其后。
“林秀先”到后，经过门卫通报，一位副官带他到李宗仁办公室。
一进门，身着军装，脚穿黑皮靴的李宗仁从客厅中间伸手迎了过来，与林握手并微笑着说：“我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请坐！”
向李宗仁转达中共抗战主张
俩人坐下后，李宗仁立即挥手示意站在两旁的两个卫兵退出去，接着说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表示问好。
寒暄几句，话题很快转到当前的时局。李宗仁专注地听这位中共密使的谈话，不时点头。
谈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林秀先”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中部进攻，他们无疑是要占领全中国，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最近“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趋势，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目前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反对内战，反对对日寇妥协投降，坚决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党很早就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相信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斗争，这个任务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林秀先”接着说，我们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政策，因为他长期以来不顾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国内发动打内战，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我们认为他这种顽固反动的主张和行动，其恶果是使亲者痛、仇者快，全国人民是不能容忍的。我们红军离开南方北上到西北，其目的是以积极的行动来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斗争的发展。而蒋介石则派兵来阻止我们，围攻我们，帮了日寇侵略中国的大忙，大失民心！
“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林秀先”说，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人民大众团结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进行坚决斗争，我们认为只有走这一条道路才是正确的，才能战胜日寇，才能解救中国。除此别无他途可走。如果国民党当局还搞所谓什么“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继续打内战，对日寇妥协投降，其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我们反侵略的力量，大大方便于日寇的入侵，致使中国灭亡。
“我们党中央这次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着商谈关于合作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有全国各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促进全面抗战高潮的到来，那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寇，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李宗仁没有插话，但多次点头。最后他说：“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我们正在进行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互相配合。”
临别，李宗仁告诉“林秀先”：我最近工作比较忙些，以后由王公度主任同您联系，有什么事情可与他谈……。
“林秀先”在回旅店的路上，注意观察了四周情况，来之前有两个警察“尾巴”，不再跟踪他了。
南宁的紧张气氛终于缓解
在南宁停留期间，云广英还按计划会见了进步人士宣侠父，并在其安排下到宣园宾馆拜会了桂系军政府主席李济深先生，向他介绍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紧张的形势继续僵持。八月中旬，蒋介石调集约三十多万大军，已完成对广西的包围。
这天，王公度主任来找“林秀先”，提出说：“如何对付蒋介石大兵压境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李总司令嘱我来找林先生商谈，请教先生对此有什么意见？”
“林秀先”认真地思考片刻，想起离开瓦窑堡时周副主席对时局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势下，党的方针是“迫蒋抗日”，而不是“反蒋抗日”。如果国民党各派势力打起内战，对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抗日是不利的。
因此，他郑重地对王公度说：“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还是以和谈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但在谈判中，必须以迫蒋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为前提，要求蒋介石立即撤走准备围攻广西的几十万大军，这是主要的条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我想和平解决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各方抗战力量团结起来，‘迫蒋抗日’也是可能的。请把我个人的意见转告你们的李总司令。”
王公度说：“林先生的意见很好，我一定向李总司令报告……。”
广西当局与蒋方经过几轮谈判后，九月初，“两广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此时南宁的紧张气氛大为缓解，社会秩序也逐渐安定下来。
当云广英准备离开南宁返回陕北的时候，李济深托人送来一封信，请他转交给毛主席。此信的内容是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诚心拥护，愿意合作进行抗战救国，并提出今后在军事行动上同红军密切配合。
云广英收下此信感到欣喜，但认为随身携带不妥当，万一在途中被敌人搜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熟读数遍，又默写一次，便把信烧掉，准备到陕北后把此信默写出来呈交毛主席。
大概是九月十日，云广英搭乘驶离南宁的轮船回程了。
此时他站在船头，迎着一阵阵江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望渐渐消失于视野内的南宁，感慨万分：来时逆水而上，今天是顺水而下，自己肩负中央的特殊使命终于完成了…而且避免了一次可能爆发的内战。
数日后，云广英到达西安，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所在地——七贤庄一号，见到了叶剑英参谋长，他详细地汇报了这次广西之行的工作情况，
叶剑英祝贺他完成任务安全回来。
当云广英将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一字不漏地忆写出来交给叶剑英，并请其转呈毛主席时，叶说，“你的记忆力很好，这信就由我转呈给主席好了。”
到了瓦窑堡，云广英又向李克农进行了汇报，李克农对他圆满地完成这次特殊任务表示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