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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言”标志着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文学创作与整理高潮的到来，“二拍”则让中国短篇小说文学的创作走入了新的阶段。这些形式相似、年代相近的作品，都对儒商以及儒商精神做出了刻画与表现。本文以“三言”“二拍”为研究对象，对明清小说中体现出的儒商精神作出了论述与分析。
关键词：三言 二拍 儒商精神 现代意义
明朝晚期处在旧观念向新观念转型的时期，在此背景下，旧有观念逐渐丧失了维系社会关系的力量，但是同时新的观念也并没有得到构建与完善。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冯梦龙与凌濛初等小说家在作品中对商人以及商业活动等做出了大量的描写，并在认识到商业发展的意义基础上对商人追求利益的行为表现出了理解与肯定，同时对商业活动中道德沦丧、伤风败俗的现象做出了抨击。而在这些商人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三言”“二拍”都体现出了对儒商精神的关注与颂扬，这些儒商精神，特别是义利兼顾与诚信不欺等价值取向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仍旧具有着重要意义。
儒商是指“以儒术饰贾事”，即将儒家思想渗透到商业活动中的商人。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儒商强调商业道义，儒商精神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完善的。事实上，我国儒商精神具有着源于源远流长的历史，儒家思想中具有很多与经商相关的内容，如《大学》中提到：“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等，这些思想对儒商精神的形成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直至明朝时期，大量具有儒商精神的儒商集群式出现，他们对儒商精神的发展与实践促进了明朝商业文明的进步。而文学创作往往会受到时代背景与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三言”“二拍”对儒商精神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刻画与描写。
一 义利兼顾
在对利益与道义的关系处理方面，儒商与一般商人具有着本质的不同。追求利益是商人开展经商活动的重要目的，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儒商精神同时也强调道义在经商活动中的重要性。儒家思想在利益与道义的关系处理方面已经做出了探讨，首先，儒家思想对商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并不反对，如《论语》中提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由此可见，儒家将富贵的追求当作一种人之常情。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对富贵的追求行为提出了一定的规范，如《论语》中提出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的意思即人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违背道义所获得的财富是不值得去获取的。另外，针对经商活动中道义与利益的激烈冲突，儒家思想更倾向于选择道义，如在论语中提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思想认为，面对道义与利益的冲突，是否选择道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古代文学中，只注重追求利益的商人是要被批判与否定的。而儒商精神以及儒商则在经商活动中实现了利益与道义的结合，体现出了义利兼顾的经营理念，这种精神在“三言”“二拍”中也做出了描述与体现。
在道义与利益的结合方面，《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所塑造的王信之这一形象就体现出了义利兼顾的儒商精神。在此文中，王信之依靠卖炭冶铁白手起家并成为当地首富，此时的王信之虽然仍旧在追求利益，但是同时也通过广散钱财来对当地穷人进行接济。在此基础上，他利用自身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崛起，甚至向朝廷上书提出了国家有必要招募兵勇以抵制侵略。从王信之的事迹中可以看出，王信之作为一名商人不仅重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还重视对社会效益的追求，从这一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出明朝时期儒商在对待利益与道义中所持有的态度；在反映儒商面对利益与道义的冲突时所做出的取舍方面，《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润泽与朱恩则是见利不忘义的典型。其中施润泽是小工业者的代表，他以养蚕织绸与贩卖绸缎为生。在捡到六两银子之后，小说对施润泽的心理活动做出了详细的刻画：“倘然是个小经纪……就如绝了咽喉之气……我虽是拾得，不十分罪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商人善良的品性。而银子失主朱恩同样是一个养蚕为生的小商人，为了报答施润泽的恩情，他在施润泽面临困境的时候也出手相帮。在这个故事中，小商人以友谊和信义为基石，向人们展现出了互惠互利的经商模式。而对儒商的划分是不分大小商人的，由于两人在经商过程中都将道义放在利益之前，所以二人身上的儒商精神也十分明显。对于具有儒商精神的商人，冯梦龙与凌濛初都做出了肯定与赞扬，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为这些商人安排了善报与善终。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两位友人具有了逐渐深厚的感情并结为亲家，同时二人的生意也逐渐红火。作者在设计这些情节的过程中当然也考虑到了伦理道德的评价与教化，但是“三言”“二拍”对儒商精神进行表现的最大价值还是在于作者不仅要求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遵循社会伦理道德，同时对商人在经商过程中追求利益的行为体现出了理解，并且提倡商人应当具有见利不忘义的商业价值取向。当然，我们需要承认，并非所有的商人都会对道义做出践行，因此在“三言”“二拍”中，也描写了许多欺诈与见利忘义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而对这些行为的评级，也体现出了作者对利义兼顾商业价值取向的提倡。
二 诚信不欺
诚信理念在中国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伦理规范，这种理念在每个时代中都得到了统治阶级与思想家的提倡，因此，对诚信的重视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备受推崇的重要美德。儒家将诚信当作做人之本，如在《论语》中提到：“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所具有的信誉就像是车所具有的支撑结构，如果一个人欠缺信誉，就会像车欠缺支撑结构一样不能行走。另外，孟子也提出了：“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即诚信不仅是自然规律，同时也是做人守则，只有真诚才能够感动他人，而欠缺真诚，则无法打动他人。这种诚信不欺的理念，不仅被儒家当做立身之本，同时也被儒商做出了集成，并将这种理念渗透到了经商活动当中。我国古代商贾文学中对诚信不欺的品质做出了很多表现与刻画，邱绍雄曾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商贾小说首重诚信……诚信是中国古代商人健康成长最重要的营养。”而在“三言”“二拍”中，诚信不欺的品质也得到了体现与肯定。 在对诚信做出提倡的文化环境和文学氛围中，诚信不欺也成为了明清儒商所具有的重要精神，这种精神在“三言”“二拍”中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刻画。如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塑造的秦重这一形象就是诚信儒商的典型。虽然秦重所做的生意本小利薄，但是由于其具有着老实与忠厚的品质，所以得到了油坊的扶持。凭借着对诚信这一原则的践行，秦重获得了很高的信誉并且生意规模也不断扩大，他不仅得到了王九妈与邵庆寺等顾客，同时也获得了养父的油店。从“三言”“二拍”所塑造的大多数商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诚信不欺这一主要的精神，但是有些商人也会受到利益驱使而抛弃诚信。如在《卫朝俸狠心盘贵产》中所塑造的卫朝奉这一形象与《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所塑造的矫某这一形象就是抛弃诚信的商人典型。其中卫朝奉用低价夺取了他人房产，而房产主人要赎回房子时，卫朝奉却不肯归还。典商矫某则“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不准赎取”等。而《桂院外图穷忏悔》中所塑造的桂员外角色同样具有着见利忘义的本性，并且他的下场比卫朝奉更加可悲。在穷途末路之时，桂员外得到了施公的帮助，而在施公需要帮助的时候，桂员外却拒绝帮衬，最终受骗并丧尽家产。对于这些商人，“三言”“二拍”都为他们设置了报应与不好的结局，而对这些商人的刻画以及对惩戒色彩的表现，都表达出了文学作者对商人秉承诚信的鼓励。
三 敬业勤俭
对经商这一职业的尊重与敬畏，是商人经商成功的必要精神。敬业精神主要体现在在经商过程中具有面对挫折与克服困难的决心以及自信的经商态度。具有敬业精神的商人往往能够将经商当做伟大而崇高的事业来做，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立名、立德的目标。古代商人具有着极广的经商范围，在张海鹏、王廷元编撰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提到：“籍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儿半禹内。”这种遥远的行程中往往饱含着商人的艰辛。“重利轻离别”是商人这一职业经常被抨击的内容，然而在“三言”“二拍”中，这一方面却得到了作者与读者的同情，这主要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逐渐发达，人们对商业以及商人的敬业精神也产生了理解。如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新婚之后的蒋兴哥与自己的妻子十分恩爱，但是对于耽搁了三年的生意，敬业精神对蒋兴哥进行了召唤，虽然对妻子不舍，但是为了让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还是选择了外出经商。之后的蒋兴哥为了经商而失去了美满的家庭，为此他也时常后悔。然而我们来设想，如果每个商人都不舍分离而放弃经商，那么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也将会止步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因此，蒋兴哥在面对家庭与经商之间作出的抉择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明清商人所具有的敬业精神。
勤俭同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训诫与美德，而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具备勤俭精神的商人，如鲁国邴氏，“俯有拾，仰有取，货贷行贾遍郡国。”儒家思想虽然十分重视“礼”，但是同时也强调节俭。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种提倡勤俭的思想对我国两年多年的民族文化发展都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并且也引导着包括文学家以及商人在内的社会大众的精神风尚。同时这种勤俭的精神在“三言”“二拍”中同样具有着体现。如在《徐老仆义愤成家》中所塑造的徐阿寄这一人物，就体现出了在经商过程中所具有的勤俭。徐阿寄因为不满家族财产分割而决定经商，虽然颜氏对这种决定表示担心，但是徐阿寄却充满自信：“路还走得，苦也受得。那经商道业，虽不曾做，也都明白。”于是徐阿寄不辞千辛万苦在各地之间跑商，他的勤劳以及节俭让自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让人感动的是，虽然他挣下了偌大家业，但是在死后却“只有几件旧衣裳，那有分文钱钞。”对于徐阿寄以及徐阿寄身上的这种勤俭精神，作者也做出了肯定：“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请观懒惰者，面带饥寒色。”这句话指出，要想获得财富，就必须具有勤俭的品性，懒惰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遭受饥寒，而对于商人这一职业而言，尤为如此。
四 小结
综上所述，“三言”“二拍”通过对儒商形象的肯定与奸商的批判体现出了对儒商精神的颂扬，其中义利兼顾、诚信不欺以及敬业勤俭等儒商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仍旧具有着重要意义，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大众在理解对利益的追求基础上将道义、诚信作为评判行为的标准，并引导社会大众通过敬业勤俭来获得成功，在获利之后能够积极地回报社会以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由此可见，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儒商精神的弘扬与提倡仍旧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赵维平：《“三言二拍”运河商贾文化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 赵蔚：《“三言二拍”中的商人与商业意识》，《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 廖巧媛：《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与传统理性原则的调和——凌濛初“二拍”的物质利益观研究之二》，《名作欣赏》，2005年第14期。
[4] 杨晓茹：《从“三言”看冯梦龙的价值取向》，《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邢雯芝，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三言 二拍 儒商精神 现代意义
明朝晚期处在旧观念向新观念转型的时期，在此背景下，旧有观念逐渐丧失了维系社会关系的力量，但是同时新的观念也并没有得到构建与完善。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冯梦龙与凌濛初等小说家在作品中对商人以及商业活动等做出了大量的描写，并在认识到商业发展的意义基础上对商人追求利益的行为表现出了理解与肯定，同时对商业活动中道德沦丧、伤风败俗的现象做出了抨击。而在这些商人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三言”“二拍”都体现出了对儒商精神的关注与颂扬，这些儒商精神，特别是义利兼顾与诚信不欺等价值取向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仍旧具有着重要意义。
儒商是指“以儒术饰贾事”，即将儒家思想渗透到商业活动中的商人。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是，儒商强调商业道义，儒商精神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完善的。事实上，我国儒商精神具有着源于源远流长的历史，儒家思想中具有很多与经商相关的内容，如《大学》中提到：“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等，这些思想对儒商精神的形成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直至明朝时期，大量具有儒商精神的儒商集群式出现，他们对儒商精神的发展与实践促进了明朝商业文明的进步。而文学创作往往会受到时代背景与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三言”“二拍”对儒商精神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刻画与描写。
一 义利兼顾
在对利益与道义的关系处理方面，儒商与一般商人具有着本质的不同。追求利益是商人开展经商活动的重要目的，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儒商精神同时也强调道义在经商活动中的重要性。儒家思想在利益与道义的关系处理方面已经做出了探讨，首先，儒家思想对商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并不反对，如《论语》中提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由此可见，儒家将富贵的追求当作一种人之常情。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对富贵的追求行为提出了一定的规范，如《论语》中提出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的意思即人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违背道义所获得的财富是不值得去获取的。另外，针对经商活动中道义与利益的激烈冲突，儒家思想更倾向于选择道义，如在论语中提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思想认为，面对道义与利益的冲突，是否选择道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也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古代文学中，只注重追求利益的商人是要被批判与否定的。而儒商精神以及儒商则在经商活动中实现了利益与道义的结合，体现出了义利兼顾的经营理念，这种精神在“三言”“二拍”中也做出了描述与体现。
在道义与利益的结合方面，《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所塑造的王信之这一形象就体现出了义利兼顾的儒商精神。在此文中，王信之依靠卖炭冶铁白手起家并成为当地首富，此时的王信之虽然仍旧在追求利益，但是同时也通过广散钱财来对当地穷人进行接济。在此基础上，他利用自身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崛起，甚至向朝廷上书提出了国家有必要招募兵勇以抵制侵略。从王信之的事迹中可以看出，王信之作为一名商人不仅重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还重视对社会效益的追求，从这一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出明朝时期儒商在对待利益与道义中所持有的态度；在反映儒商面对利益与道义的冲突时所做出的取舍方面，《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润泽与朱恩则是见利不忘义的典型。其中施润泽是小工业者的代表，他以养蚕织绸与贩卖绸缎为生。在捡到六两银子之后，小说对施润泽的心理活动做出了详细的刻画：“倘然是个小经纪……就如绝了咽喉之气……我虽是拾得，不十分罪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商人善良的品性。而银子失主朱恩同样是一个养蚕为生的小商人，为了报答施润泽的恩情，他在施润泽面临困境的时候也出手相帮。在这个故事中，小商人以友谊和信义为基石，向人们展现出了互惠互利的经商模式。而对儒商的划分是不分大小商人的，由于两人在经商过程中都将道义放在利益之前，所以二人身上的儒商精神也十分明显。对于具有儒商精神的商人，冯梦龙与凌濛初都做出了肯定与赞扬，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为这些商人安排了善报与善终。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两位友人具有了逐渐深厚的感情并结为亲家，同时二人的生意也逐渐红火。作者在设计这些情节的过程中当然也考虑到了伦理道德的评价与教化，但是“三言”“二拍”对儒商精神进行表现的最大价值还是在于作者不仅要求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遵循社会伦理道德，同时对商人在经商过程中追求利益的行为体现出了理解，并且提倡商人应当具有见利不忘义的商业价值取向。当然，我们需要承认，并非所有的商人都会对道义做出践行，因此在“三言”“二拍”中，也描写了许多欺诈与见利忘义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而对这些行为的评级，也体现出了作者对利义兼顾商业价值取向的提倡。
二 诚信不欺
诚信理念在中国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伦理规范，这种理念在每个时代中都得到了统治阶级与思想家的提倡，因此，对诚信的重视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备受推崇的重要美德。儒家将诚信当作做人之本，如在《论语》中提到：“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哉？”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所具有的信誉就像是车所具有的支撑结构，如果一个人欠缺信誉，就会像车欠缺支撑结构一样不能行走。另外，孟子也提出了：“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即诚信不仅是自然规律，同时也是做人守则，只有真诚才能够感动他人，而欠缺真诚，则无法打动他人。这种诚信不欺的理念，不仅被儒家当做立身之本，同时也被儒商做出了集成，并将这种理念渗透到了经商活动当中。我国古代商贾文学中对诚信不欺的品质做出了很多表现与刻画，邱绍雄曾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商贾小说首重诚信……诚信是中国古代商人健康成长最重要的营养。”而在“三言”“二拍”中，诚信不欺的品质也得到了体现与肯定。 在对诚信做出提倡的文化环境和文学氛围中，诚信不欺也成为了明清儒商所具有的重要精神，这种精神在“三言”“二拍”中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刻画。如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塑造的秦重这一形象就是诚信儒商的典型。虽然秦重所做的生意本小利薄，但是由于其具有着老实与忠厚的品质，所以得到了油坊的扶持。凭借着对诚信这一原则的践行，秦重获得了很高的信誉并且生意规模也不断扩大，他不仅得到了王九妈与邵庆寺等顾客，同时也获得了养父的油店。从“三言”“二拍”所塑造的大多数商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诚信不欺这一主要的精神，但是有些商人也会受到利益驱使而抛弃诚信。如在《卫朝俸狠心盘贵产》中所塑造的卫朝奉这一形象与《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所塑造的矫某这一形象就是抛弃诚信的商人典型。其中卫朝奉用低价夺取了他人房产，而房产主人要赎回房子时，卫朝奉却不肯归还。典商矫某则“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不准赎取”等。而《桂院外图穷忏悔》中所塑造的桂员外角色同样具有着见利忘义的本性，并且他的下场比卫朝奉更加可悲。在穷途末路之时，桂员外得到了施公的帮助，而在施公需要帮助的时候，桂员外却拒绝帮衬，最终受骗并丧尽家产。对于这些商人，“三言”“二拍”都为他们设置了报应与不好的结局，而对这些商人的刻画以及对惩戒色彩的表现，都表达出了文学作者对商人秉承诚信的鼓励。
三 敬业勤俭
对经商这一职业的尊重与敬畏，是商人经商成功的必要精神。敬业精神主要体现在在经商过程中具有面对挫折与克服困难的决心以及自信的经商态度。具有敬业精神的商人往往能够将经商当做伟大而崇高的事业来做，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立名、立德的目标。古代商人具有着极广的经商范围，在张海鹏、王廷元编撰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提到：“籍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儿半禹内。”这种遥远的行程中往往饱含着商人的艰辛。“重利轻离别”是商人这一职业经常被抨击的内容，然而在“三言”“二拍”中，这一方面却得到了作者与读者的同情，这主要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逐渐发达，人们对商业以及商人的敬业精神也产生了理解。如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新婚之后的蒋兴哥与自己的妻子十分恩爱，但是对于耽搁了三年的生意，敬业精神对蒋兴哥进行了召唤，虽然对妻子不舍，但是为了让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还是选择了外出经商。之后的蒋兴哥为了经商而失去了美满的家庭，为此他也时常后悔。然而我们来设想，如果每个商人都不舍分离而放弃经商，那么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也将会止步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因此，蒋兴哥在面对家庭与经商之间作出的抉择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明清商人所具有的敬业精神。
勤俭同样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训诫与美德，而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具备勤俭精神的商人，如鲁国邴氏，“俯有拾，仰有取，货贷行贾遍郡国。”儒家思想虽然十分重视“礼”，但是同时也强调节俭。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这种提倡勤俭的思想对我国两年多年的民族文化发展都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并且也引导着包括文学家以及商人在内的社会大众的精神风尚。同时这种勤俭的精神在“三言”“二拍”中同样具有着体现。如在《徐老仆义愤成家》中所塑造的徐阿寄这一人物，就体现出了在经商过程中所具有的勤俭。徐阿寄因为不满家族财产分割而决定经商，虽然颜氏对这种决定表示担心，但是徐阿寄却充满自信：“路还走得，苦也受得。那经商道业，虽不曾做，也都明白。”于是徐阿寄不辞千辛万苦在各地之间跑商，他的勤劳以及节俭让自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让人感动的是，虽然他挣下了偌大家业，但是在死后却“只有几件旧衣裳，那有分文钱钞。”对于徐阿寄以及徐阿寄身上的这种勤俭精神，作者也做出了肯定：“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请观懒惰者，面带饥寒色。”这句话指出，要想获得财富，就必须具有勤俭的品性，懒惰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遭受饥寒，而对于商人这一职业而言，尤为如此。
四 小结
综上所述，“三言”“二拍”通过对儒商形象的肯定与奸商的批判体现出了对儒商精神的颂扬，其中义利兼顾、诚信不欺以及敬业勤俭等儒商精神在现代社会中仍旧具有着重要意义，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大众在理解对利益的追求基础上将道义、诚信作为评判行为的标准，并引导社会大众通过敬业勤俭来获得成功，在获利之后能够积极地回报社会以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由此可见，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儒商精神的弘扬与提倡仍旧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赵维平：《“三言二拍”运河商贾文化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 赵蔚：《“三言二拍”中的商人与商业意识》，《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 廖巧媛：《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与传统理性原则的调和——凌濛初“二拍”的物质利益观研究之二》，《名作欣赏》，2005年第14期。
[4] 杨晓茹：《从“三言”看冯梦龙的价值取向》，《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邢雯芝，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