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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燕，你的《女性人类学》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已经卖到了100元，恭贺恭贺!”一个朋友兴奋地来电相告。
21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定价仅3.1元，如今上涨了30倍，而今年又恰逢我入校上大学30年。30年，30倍，如此巧合，不由令人心生感慨。
回眸而望，30年游走于出版、传媒、学术、商界，角色的跨越转换带来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虽拥有过春花的灿烂，也经历过秋风的萧瑟，但内心始终没有割舍的是勇于挑战的“先锋”情结。
青春激扬的“女性主义先锋”
1983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我怀揣着当红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北京，却被分配到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不甘于仅仅为人作嫁衣裳的我，也想为自己做件“嫁衣”，于是选择了当时远非主流的女性学。
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女性主义者”，其实女性主义者肯定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1983年前后，正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异常繁荣活跃的时期，各种学术思想风起云涌，女性主义在中国萌芽。由于中国的女性主义发端于女性文学，于是我的视角也首先投向这一领域。《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在评论界引起关注后，我开始从更多层面关注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当时女性主义研究正在各个领域展开，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对女性本体缺乏哲学意义上的认知，把“女性”肢解在不同学科的框架之中，分割到各科学者的书案之上，无法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
我尝试把女性学和哲学人类学结合起来，构建一门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的新学科，即中国本土的女性人类学。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创造性尝试。”
《女性人类学》1988年面世后，不仅女性学研究各界多有关注，《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评其“对女性的研究上升到了理论的最高层次”，诸多媒体也有热烈反响现在，《女性人类学》仍是一些高校女性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参考教材。25岁时的文字和思想，尽管稚嫩尚存，但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激情澎湃，不由感叹青春的勇敢、青春的热情、青春的智慧。是啊，青春转瞬即逝，在青春火花闪耀的刹那，要为青春的思想留下“先锋”影像。近年来，常常有人建议我把《女性人类学》修改后再版，以臻完善。但我想，即便再版我也不会做过多修饰——因为青春不可能再版，青春的思想也难以复制。
思想的价值不仅仅是冥思和玄想，思想的星火只有投射到现实之上才会闪光，当站在女性人类学的高点之上观察现实时，当拥有一颗为女性的命运而悲悯的情怀时，我对很多问题的观察便有了完全不同的视角。
1998年我调任《中国妇女》杂志执行主编，力图从新的视角观察与妇女命运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策划了一系列兼具深度和厚度的主题报道，如关注环保的“女性与绿色浪潮”，关注进城妇女命运的“走在城市边缘的乡村女人”，关注打拐行动的“打拐：行动中的思考”，关注女性就业现状的“女性再就业工程大扫描”，关注女性与互联网发展的“点击中国女性网站”，等等。我希望在主流媒体上延展女性主义的视线和触角，使人感知女性主义的视野是开阔的，态度是中肯的，嗅觉是敏锐的。
折翼的互联网“先锋”
在女性学研究领域和女性传媒界小有声名的我，似乎渐渐流失了思考的激情和行动的能量。世纪之交，在互联网创业浪潮的激荡之下，我的“先锋”情结再度澎湃，成为了网络经济的“弄潮儿”。我毅然辞去公职，出任一家网络公司副总裁。这家投资近亿元的网站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有宏大的构想，力图打造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库，而这似乎为我实现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提供了更大的平台。
但是，随着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这家公司也难免厄运。运营不足半年，在互联网整体沦陷的大背景下，股东之间的利益纷争日益白热化，致使公司业务处于停滞状态，200多名员工被迫离职，成为当时业界一大新闻。身为高管的我作为公司留守人员又坚守了半年，在主编《中国互联网年鉴》之后，黯然离开。
这是一次惨痛的人生经历，心高气傲的我倍受打击，想想自己25岁就出版了《女性人类学》，年仅30就晋升为当时出版界最年轻的副编审之一，而今却丢了公职，丢了饭碗，眼前一片茫然。
遭遇人生之变，我感受到世态炎凉。于是，我不愿意面对以往的朋友同学，只想在一个远离过去的地方默默打拼，这样，我在陌生的商海又忙碌了一年。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找不到飞行的方向。
出于对人才的爱惜，2002年底，《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卢小飞、常务副总编辑梁冰邀请我到该报做策划人，对此知遇之恩我一直感怀于心。我从策划一个小栏目《传媒守望》开始做起，直至策划全国妇联的家庭助廉教育读书活动、中华女性学礼仪活动等大型主题活动。尽管对先后主编过《中国妇女》《中国名牌》《传记文学》等杂志的我来说，《传媒守望》栏目很小，但我也力争把它做到最好，使它以一种先锋的姿态直面传媒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使其迅速成为业界的名牌栏目。我想，创新是一科一挑战，平凡也是一种挑战，把看似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也许，这也是一种“先锋”精神吧。
如今，在和亲友的闲谈中，一些人常常为我抱憾，说我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而自毁前程。说实话，失业的岁月里我也异常苦闷懊恼，常常为自己的当初选择设定种种美好的“假如”。但是人生无法选择“如果”，只有面对“如何”；迷惘于过去的“如果”，就无法开启未来的“如何”。所谓人生就是要坦然面对春的明媚和秋的凄凉，并在寒冬中积蓄再生的力量。
直面现实的“反腐先锋”
近年来，因为策划并主撰了我国第一本家庭廉洁教育读物《创建廉洁家庭》，策划并组织了“全国家庭助廉教育读书活动”，加之又主编了“中国反权色交易第一书”《腐败床榻——反权色交易调查报告》，我被一些媒体称之为“廉洁教育专家”、“反腐先锋”。
其实，我既非战斗在反腐肃贪第一线，也非主流的廉政研究专家，媒体之所以关注，是因为我确实试图开拓反腐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女性与廉洁文化研究。
我以为，腐败既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也是性别问题。但是，由于大多数反腐研究者对性别问题的忽视，以及大多数女性研究者对腐败问题的淡漠，使得反腐研究缺乏应有的性别视角，而中国的反腐败行动也因为女性参与的缺乏而成效倍减。所以，当有机会参与策划全国妇联的家庭助廉教育活动时，性别视角的介入便成为了我的必然选择。当然，这个选择也面临着诸多质疑的目光。激进的女性精英和妇女干部认为腐败与女人无干，主流的学者则仅仅视其为噱头。但是，当我们宣称反腐败也是女性不应放弃的政治权利时，任何有责任感的女性都不能漠然面对；当生动的教育方式代替了生硬的传统说教时，广大公众的参与热情也被极大训动，《创建廉洁家庭》数十万的发行量，百余万的参与者，实实在在的成效也让那些反腐专家不得不正视。
如今，我在主持女性与廉洁文化研究中心，为一些党政机关、妇女组织和企业制定廉沽教育计划的同时，还在着手创建一家女子书馆，并筹划一个面向乡村女教师的“书香山村公益阅读计划”。我想，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实现。
从意气风发的“女性主义先锋”，到背负伤痛的“互联网先锋”，再到关注社会现实的“反腐先锋”，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我就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由此，我也理解了先锋的意义：先锋是敏锐的，能开风气之先；先锋是锐利的，也极易折损兵刃；先锋可能成就大业，也可能折戟沉沙；先锋的价值在于开拓，而非守成；先锋追求的是奋斗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奋斗的结果。
一个女人，人到中年，只要还有“先锋”锐气，她的心灵就不会苍老，血液就会依然鲜活。她的思想就会依然绽放，她的观察就会依然敏锐，她的行动就会依然执著。
(作者系著名“女性人类学”学者、《中国妇女报》图书中心主任)
21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定价仅3.1元，如今上涨了30倍，而今年又恰逢我入校上大学30年。30年，30倍，如此巧合，不由令人心生感慨。
回眸而望，30年游走于出版、传媒、学术、商界，角色的跨越转换带来了人生的起伏跌宕，虽拥有过春花的灿烂，也经历过秋风的萧瑟，但内心始终没有割舍的是勇于挑战的“先锋”情结。
青春激扬的“女性主义先锋”
1983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我怀揣着当红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北京，却被分配到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不甘于仅仅为人作嫁衣裳的我，也想为自己做件“嫁衣”，于是选择了当时远非主流的女性学。
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生的女性主义者”，其实女性主义者肯定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1983年前后，正是中国思想界、文化界异常繁荣活跃的时期，各种学术思想风起云涌，女性主义在中国萌芽。由于中国的女性主义发端于女性文学，于是我的视角也首先投向这一领域。《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在评论界引起关注后，我开始从更多层面关注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当时女性主义研究正在各个领域展开，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对女性本体缺乏哲学意义上的认知，把“女性”肢解在不同学科的框架之中，分割到各科学者的书案之上，无法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
我尝试把女性学和哲学人类学结合起来，构建一门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的新学科，即中国本土的女性人类学。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创造性尝试。”
《女性人类学》1988年面世后，不仅女性学研究各界多有关注，《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评其“对女性的研究上升到了理论的最高层次”，诸多媒体也有热烈反响现在，《女性人类学》仍是一些高校女性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参考教材。25岁时的文字和思想，尽管稚嫩尚存，但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激情澎湃，不由感叹青春的勇敢、青春的热情、青春的智慧。是啊，青春转瞬即逝，在青春火花闪耀的刹那，要为青春的思想留下“先锋”影像。近年来，常常有人建议我把《女性人类学》修改后再版，以臻完善。但我想，即便再版我也不会做过多修饰——因为青春不可能再版，青春的思想也难以复制。
思想的价值不仅仅是冥思和玄想，思想的星火只有投射到现实之上才会闪光，当站在女性人类学的高点之上观察现实时，当拥有一颗为女性的命运而悲悯的情怀时，我对很多问题的观察便有了完全不同的视角。
1998年我调任《中国妇女》杂志执行主编，力图从新的视角观察与妇女命运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策划了一系列兼具深度和厚度的主题报道，如关注环保的“女性与绿色浪潮”，关注进城妇女命运的“走在城市边缘的乡村女人”，关注打拐行动的“打拐：行动中的思考”，关注女性就业现状的“女性再就业工程大扫描”，关注女性与互联网发展的“点击中国女性网站”，等等。我希望在主流媒体上延展女性主义的视线和触角，使人感知女性主义的视野是开阔的，态度是中肯的，嗅觉是敏锐的。
折翼的互联网“先锋”
在女性学研究领域和女性传媒界小有声名的我，似乎渐渐流失了思考的激情和行动的能量。世纪之交，在互联网创业浪潮的激荡之下，我的“先锋”情结再度澎湃，成为了网络经济的“弄潮儿”。我毅然辞去公职，出任一家网络公司副总裁。这家投资近亿元的网站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有宏大的构想，力图打造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库，而这似乎为我实现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提供了更大的平台。
但是，随着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这家公司也难免厄运。运营不足半年，在互联网整体沦陷的大背景下，股东之间的利益纷争日益白热化，致使公司业务处于停滞状态，200多名员工被迫离职，成为当时业界一大新闻。身为高管的我作为公司留守人员又坚守了半年，在主编《中国互联网年鉴》之后，黯然离开。
这是一次惨痛的人生经历，心高气傲的我倍受打击，想想自己25岁就出版了《女性人类学》，年仅30就晋升为当时出版界最年轻的副编审之一，而今却丢了公职，丢了饭碗，眼前一片茫然。
遭遇人生之变，我感受到世态炎凉。于是，我不愿意面对以往的朋友同学，只想在一个远离过去的地方默默打拼，这样，我在陌生的商海又忙碌了一年。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找不到飞行的方向。
出于对人才的爱惜，2002年底，《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卢小飞、常务副总编辑梁冰邀请我到该报做策划人，对此知遇之恩我一直感怀于心。我从策划一个小栏目《传媒守望》开始做起，直至策划全国妇联的家庭助廉教育读书活动、中华女性学礼仪活动等大型主题活动。尽管对先后主编过《中国妇女》《中国名牌》《传记文学》等杂志的我来说，《传媒守望》栏目很小，但我也力争把它做到最好，使它以一种先锋的姿态直面传媒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使其迅速成为业界的名牌栏目。我想，创新是一科一挑战，平凡也是一种挑战，把看似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也许，这也是一种“先锋”精神吧。
如今，在和亲友的闲谈中，一些人常常为我抱憾，说我因为一个错误的选择而自毁前程。说实话，失业的岁月里我也异常苦闷懊恼，常常为自己的当初选择设定种种美好的“假如”。但是人生无法选择“如果”，只有面对“如何”；迷惘于过去的“如果”，就无法开启未来的“如何”。所谓人生就是要坦然面对春的明媚和秋的凄凉，并在寒冬中积蓄再生的力量。
直面现实的“反腐先锋”
近年来，因为策划并主撰了我国第一本家庭廉洁教育读物《创建廉洁家庭》，策划并组织了“全国家庭助廉教育读书活动”，加之又主编了“中国反权色交易第一书”《腐败床榻——反权色交易调查报告》，我被一些媒体称之为“廉洁教育专家”、“反腐先锋”。
其实，我既非战斗在反腐肃贪第一线，也非主流的廉政研究专家，媒体之所以关注，是因为我确实试图开拓反腐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女性与廉洁文化研究。
我以为，腐败既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也是性别问题。但是，由于大多数反腐研究者对性别问题的忽视，以及大多数女性研究者对腐败问题的淡漠，使得反腐研究缺乏应有的性别视角，而中国的反腐败行动也因为女性参与的缺乏而成效倍减。所以，当有机会参与策划全国妇联的家庭助廉教育活动时，性别视角的介入便成为了我的必然选择。当然，这个选择也面临着诸多质疑的目光。激进的女性精英和妇女干部认为腐败与女人无干，主流的学者则仅仅视其为噱头。但是，当我们宣称反腐败也是女性不应放弃的政治权利时，任何有责任感的女性都不能漠然面对；当生动的教育方式代替了生硬的传统说教时，广大公众的参与热情也被极大训动，《创建廉洁家庭》数十万的发行量，百余万的参与者，实实在在的成效也让那些反腐专家不得不正视。
如今，我在主持女性与廉洁文化研究中心，为一些党政机关、妇女组织和企业制定廉沽教育计划的同时，还在着手创建一家女子书馆，并筹划一个面向乡村女教师的“书香山村公益阅读计划”。我想，这一切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实现。
从意气风发的“女性主义先锋”，到背负伤痛的“互联网先锋”，再到关注社会现实的“反腐先锋”，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我就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由此，我也理解了先锋的意义：先锋是敏锐的，能开风气之先；先锋是锐利的，也极易折损兵刃；先锋可能成就大业，也可能折戟沉沙；先锋的价值在于开拓，而非守成；先锋追求的是奋斗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奋斗的结果。
一个女人，人到中年，只要还有“先锋”锐气，她的心灵就不会苍老，血液就会依然鲜活。她的思想就会依然绽放，她的观察就会依然敏锐，她的行动就会依然执著。
(作者系著名“女性人类学”学者、《中国妇女报》图书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