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和金庸: 才子的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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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顶尖的才子,一般就是两种类型:李敖型和金庸型。基本没有例外。只不过有的是八成李敖、两成金庸;或者反过来,八成金庸,两成李敖而已。
  一个叫“敖”,狂荡也,游乐也,喧哗也,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一个叫“庸”,平凡也,驽钝也,谦退也,乐哉开后觉,乞我一中庸。
  一个极致地张扬,一个习惯性地谦抑。
  都是办刊出文集,一个叫“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中指比千秋;一个叫三剑楼随笔、明窗小札,自说都是些“随笔”“小札”、小玩意,微小的贡献。
  写诗,一个风行水上,说“只爱一点点”“我的爱情浅”;一个字斟句酌,吭哧吭哧,说“聆群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一个说自己五百年白话第一人,一个口头上总说“无论如何不敢当”“我不是写得最好的”。


  很多人眼里,李敖似《世说新语》上人,金庸似《经济名臣传》上人。
  李敖没有做完人的压力和包袱,而金庸有。李敖可以痛快骂人,随便开车,大胆超速,他的人设是张狂才子。金庸极少骂人,罕有开炮,他的人设是彬彬书生。
  他公开讲话,措辞委婉,面面俱到,“王八蛋”之类的词绝不轻易出口,受访不怼记者,评点别人时,经常是客套地“某某先生的作品也是不错的”。揶揄几句台湾武侠小说同行,说张艺谋《十面埋伏》评价不好,说别人拍电视剧乱改他的书,就算是厉害的了。
  好玩的是,没有完人包袱、到处骂人的,容易被叫作“性情”。而面面俱到、努力做完人,又或对他人感受考虑太多的,则容易被说成是乏味、圆滑、世故。
  所以李敖尽管无比贪财,却还可以指责金庸贪财——不做完人,就不用处处设防;要做完人,则任何一点都可以被攻击。
  做完人不值。最好的是把自己放到楼底,向楼上随便骂。


  李敖无秘密,风月、亲子关系、吃喝拉撒,都被自己或他人各种宣之于众,本人还勤奋写自传。无秘密的人,容易让人觉得亲切。
  金庸如城堡,心事深藏。
  他不写自传,不谈隐秘私事,今天大众能拿来八卦的,不过一个朦朦胧胧、不知是耶非耶的夏梦梗而已。
  有了天大的伤痛,金庸也自己找佛经化解,不爱对人倾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很保守的,痛苦快乐,什么感情都放在自己心里。”哪怕痛裂心扉,对外也不过一句: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在女人方面,不同程度地,两个人都亏负前任。
  这种才子,在女人问题上是交不出圆满的人生答卷的,千古只有那么几个杜甫、王绩而已,还得特穷。
  对前任,李敖一直不依不饶呛呛呛、损损损,金庸则总说愧疚,愧疚。但事实是,前者似乎并未因此承受更多詈骂。
  世人爱看才子狂浪,却不爱看大款休妻。金庸的故事,被人自动代入了第二种情境而已。


  李敖“性情”,其实相当精明。什么人能骂到什么程度,拿捏得颇准。
  金庸“圆熟”,其实骨子里桀骜。“我这生最大的脾气,就是人家指挥我什么事情都不听的。”所以,小时候他总被开除,读中学也开除,读大学也开除。后来到了左派的报纸也待不下去。
  李敖让你感觉不停在推翻自己,而金庸自从成长为一个自称的“保守主义者”之后,在政见上没有反悔过,大致就是一句话:“我个人主张循序渐进,不喜欢一下子天翻地覆”。可结果是,两个人都得罪人。
  李敖的作品,禁作等身,号称一百部里禁了九十六,甚至没写完就禁。
  金庸的书一样被禁,当时一度内地禁,台湾也禁,“射雕英雄传”还得改成“大漠英雄傳”。因为反对左,金庸被狂热分子人身威胁,要暗杀,被寄炸弹。
  可见顶级的才子,只要识见的底线仍在,不管你怎么为人处事,都是得罪人的。
  晚年,当他们一生的敌人和对手渐渐消失、成为历史之后,两个人其实不同程度地都有点无措。
  李敖更明显一点,金庸其实也有。
  激发他们灵感的癫狂时代渐远了,奔涌的才思蛰伏了,文笔的锋芒消失了。
  李敖是不见芒,只见疯;金庸是不见锋,只见忙。
  人间最完满事,大概就是李敖不疯,金庸不忙。
  (摘自《阅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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