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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李安的电影，张爱玲的《色·戒》广为人知。当年很多人为了看未经删节的版本，专门从内地跑到香港去看这部电影。张爱玲的小说里，性的描写几乎只是淡淡的暗示。显然，在张爱玲的内心，性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不妨读读张爱玲谈她自己写包括《色·戒》在内的三个短篇的缘由：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期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年已惘然了。
张爱玲用了一个“情”字。三十多年反复摹写这个故事，内中情由，只有她自己明白。
《色·戒》先后发表在1977年12月的《皇冠》和1978年4月11日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10月作家张系国在《人间副刊》发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认为《色·戒》是歌颂汉奸的文学，而“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因为过去的生活背景，张爱玲女士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勿引人误会，以免成为盛名之瑕”。
张爱玲很快作出了回应，写了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辩白小说并没有歌颂汉奸，相反，对于易先生是有批判的。
张爱玲一生最风华正茂的几年，恰是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1945年日本投降，民国政府立即开展“肃奸”行动，逮捕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一批文化人。张爱玲并不在政府的汉奸名单上，但因为她一直是沦陷区当红作家，尤其是和胡兰成的关系，使得她成为攻击的对象。1945年11月，有一本署名司马文侦的书《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等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
在战争年代，当政府不能保护人民的时候，人民有没有苟且偷生的权利？张爱玲很少为自己辩白什么，但是，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说到汉奸，她还是很在意，都要辩说几句。1947年她的《传奇》增订本出版时，她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谨慎地为自己辩护：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象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报上仍然没有把名字去掉。
张爱玲说自己写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倒是实话，她许多作品的背景都是抗日战争，但抗日战争仅仅是一个背景。《色·戒》可能是唯一一篇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但里面的“抗日学生”王佳芝，却在关键时候起了一个恍惚的念头：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然后，赔掉了自己的性命。这篇抗战小说确实非常暧昧，焦点好像并非敌我之间的斗争，而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拉力战。
耐人寻味的是张爱玲对于战争的反应方式。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有激烈的反应。萧红1937年写过这样的文字：“我们就要回家”。
萧红的反应相比于大多数作家，已经相当具有女性色彩。但不管怎样，在萧红的意识里，关于这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解放与奴役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她仍有着那个时代共通的热情。
而张爱玲，却好像只有冷漠。她完全以一个生活化的个人身份来看待这场战争。谁发动了战争？为什么发动战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面对战争？诸如此类的问题，张爱玲连一丝一毫的念头好像都没有。
在香港期间，她亲历了日军占领香港的过程，留下了一篇《烬馀录》，足以显现张爱玲对于战争的反应方式：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愁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冰淇淋和嘴唇膏。
同时期有很多中国作家写香港的沦陷，无一例外着眼点在于日军的暴行，抗日军民的英勇奋斗。只有张爱玲，看到的只是战争硝烟下平凡人的嘴脸。
她触目惊心地写到自己与别的同学看护伤员时的厌恶之心，甚至欢欣鼓舞地看着伤员终于死去，因为可以减轻负担。她还写了人们如何为了逃避对于死亡的恐怖，而迅速结婚，只是为了攀住一点实在的东西。在这里，张爱玲的文字显得十分残酷，又有一种犀利的拷问。
在一场民族战争里，普通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作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能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一个作家在战争年代，是不是一定要写抗战？这也是沈从文当年的疑问和苦恼，不写抗战，写日常生活，写生活的美，是不是就是消极甚至反动？
一切个人化的生活情趣、生命悲欢，都被斥为消极或反动。张爱玲的一生，困扰于“战争”“革命”的语境，却专注于琐碎的事物、日常的生活场景、物质的迷执。在一切都在动摇、毁坏的时代，任何一点可感的、当下的存在都饱含着生命的充实，显得弥足珍贵。
今天，大多数中国读者并不关心历史，也不关心政治，他们喜欢张爱玲，只是为她的文字，以及那些平凡而深远的故事。张爱玲的观察也许是深刻的，旗帜、标语、激情都是过眼烟云，时间会使一切变得模糊，积淀下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是不是就像陈芳明说的：“战争毁掉了一个中国，却诞生了一个张爱玲。”
（冀雨欣摘自《文汇报》）
张爱玲用了一个“情”字。三十多年反复摹写这个故事，内中情由，只有她自己明白。
《色·戒》先后发表在1977年12月的《皇冠》和1978年4月11日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78年10月作家张系国在《人间副刊》发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认为《色·戒》是歌颂汉奸的文学，而“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因为过去的生活背景，张爱玲女士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勿引人误会，以免成为盛名之瑕”。
张爱玲很快作出了回应，写了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辩白小说并没有歌颂汉奸，相反，对于易先生是有批判的。
张爱玲一生最风华正茂的几年，恰是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1945年日本投降，民国政府立即开展“肃奸”行动，逮捕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一批文化人。张爱玲并不在政府的汉奸名单上，但因为她一直是沦陷区当红作家，尤其是和胡兰成的关系，使得她成为攻击的对象。1945年11月，有一本署名司马文侦的书《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等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
在战争年代，当政府不能保护人民的时候，人民有没有苟且偷生的权利？张爱玲很少为自己辩白什么，但是，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说到汉奸，她还是很在意，都要辩说几句。1947年她的《传奇》增订本出版时，她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谨慎地为自己辩护：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象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报上仍然没有把名字去掉。
张爱玲说自己写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倒是实话，她许多作品的背景都是抗日战争，但抗日战争仅仅是一个背景。《色·戒》可能是唯一一篇正面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但里面的“抗日学生”王佳芝，却在关键时候起了一个恍惚的念头：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然后，赔掉了自己的性命。这篇抗战小说确实非常暧昧，焦点好像并非敌我之间的斗争，而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拉力战。
耐人寻味的是张爱玲对于战争的反应方式。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有激烈的反应。萧红1937年写过这样的文字：“我们就要回家”。
萧红的反应相比于大多数作家，已经相当具有女性色彩。但不管怎样，在萧红的意识里，关于这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解放与奴役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她仍有着那个时代共通的热情。
而张爱玲，却好像只有冷漠。她完全以一个生活化的个人身份来看待这场战争。谁发动了战争？为什么发动战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面对战争？诸如此类的问题，张爱玲连一丝一毫的念头好像都没有。
在香港期间，她亲历了日军占领香港的过程，留下了一篇《烬馀录》，足以显现张爱玲对于战争的反应方式：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愁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冰淇淋和嘴唇膏。
同时期有很多中国作家写香港的沦陷，无一例外着眼点在于日军的暴行，抗日军民的英勇奋斗。只有张爱玲，看到的只是战争硝烟下平凡人的嘴脸。
她触目惊心地写到自己与别的同学看护伤员时的厌恶之心，甚至欢欣鼓舞地看着伤员终于死去，因为可以减轻负担。她还写了人们如何为了逃避对于死亡的恐怖，而迅速结婚，只是为了攀住一点实在的东西。在这里，张爱玲的文字显得十分残酷，又有一种犀利的拷问。
在一场民族战争里，普通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作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能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一个作家在战争年代，是不是一定要写抗战？这也是沈从文当年的疑问和苦恼，不写抗战，写日常生活，写生活的美，是不是就是消极甚至反动？
一切个人化的生活情趣、生命悲欢，都被斥为消极或反动。张爱玲的一生，困扰于“战争”“革命”的语境，却专注于琐碎的事物、日常的生活场景、物质的迷执。在一切都在动摇、毁坏的时代，任何一点可感的、当下的存在都饱含着生命的充实，显得弥足珍贵。
今天，大多数中国读者并不关心历史，也不关心政治，他们喜欢张爱玲，只是为她的文字，以及那些平凡而深远的故事。张爱玲的观察也许是深刻的，旗帜、标语、激情都是过眼烟云，时间会使一切变得模糊，积淀下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是不是就像陈芳明说的：“战争毁掉了一个中国，却诞生了一个张爱玲。”
（冀雨欣摘自《文汇报》）